漢文教育及國語教材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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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中小學教育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日本當代高中國語課程設置

日本每十年對《學習指導要領》（相當于中國的教學大綱）修訂一次。[15]其中涵蓋對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中、特殊學校的各學科指導。而對于高中國語教育最新版的學習指導當屬于2010年6月由文部科學省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解說：國語編》。按照該指導要領的規定，高中國語課程設有6個科目，分必修和選修兩種方式，共涉及19個學分。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國語綜合”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聽說”、“寫”、“讀”及“傳統言語文化和國語特質”四部分。其目標是培養學生準確表達和正確理解國語的能力，在提高個人溝通能力的同時，加強思考與想象力，達到豐富情感，品味語言，加深對語言文化的認識，培養尊重國語和使之發展的態度。[16]因此，在各類教材中，其內容編寫也大體分為現代文（以日本現當代作品為主）、古文（日本古典文學）、漢文三大類。而國語表現、現代文A、現代文B、古典A、古典B則分別圍繞“國語綜合”的四大教學內容展開，便于進行深入細致的學習，其中也有小部分交叉學習。與漢文教育密不可分的當屬古典A和古典B。“古典A”的教學目標是通過閱讀古文、漢文等相關文章，加深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從而培養終身對古典抱有親切感。“古典B”則是在培養學生閱讀古文和漢文能力的同時，拓寬對事物的見解、感受、想法，通過加深對古典的理解與關心來充實豐富人生態度。[17]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作為當代日本高中生必修科目的“國語綜合”，包括了言語能力、文學文化修養、人生思索等內涵的全方面培養，其它5門選修科目則是在分屬領域更為深入的學習。而漢文教育至今仍然是日本高中國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內容，所有的日本學生都須在高中國語課程中學習漢文。

二、《國語綜合》中的漢文選文特征

本文將日本最新版的23種高中《國語綜合》教材作為研究對象，主要考慮到這是所有日本學生在高中階段學習中都能接觸到的漢文文選，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筆者將漢文選文情況數據化，同時從教科書課程設計、漢文選文分類及數量等多角度進行統計比較，具體情況如下：從教科書設計看，有的教材將“現代文”、“古文”、“漢文”統編為一冊，如東京書籍出版的《新編國語綜合》、《精選國語綜合》等15本；有的則將“現代文”與“古典”獨立成冊，“漢文”分屬于“古典一冊”，如三省堂出版的《高等學校國語綜合古典編》、大修館書店出版的《國語綜合古典編》等8本。從教科書選文內容來看，其體裁大致分為“成語故事•寓言”、“史傳•史話•逸話”、“詩歌”、“文章•說話•小說”、“思想”、“日本漢文”等六大類。具體分布情況如下表所示：其中，“成語故事•寓言”類共選錄16篇，如《借虎威》、《蛇足》、《漁父之利》、《朝三暮四》、《矛盾》等。“史傳•史話•逸話”類共選錄17篇，《管鮑之交》、《臥薪嘗膽》、《雞口牛后》、《先從隗始》、《晏子之御》等。“詩歌”類共選錄38首，如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春望》、李白的《靜夜思》、王翰的《涼州詞》、孟浩然的《春曉》等。“文章•說話•小說”類共選錄12篇，如《雜說》、《桃花源記》、《賣油翁》、《人面桃花》等。“思想”類共選錄55篇，如《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中的“無恒產者而有恒心者”、“不忍人之心”，《莊子》中的“蝴蝶之夢”等。“日本漢文”類只有明治書院出版的《精選國語綜合•古典編》中選錄了由野中兼山創作的一篇文章《兼山遠慮》。不管是從選文篇目還是各家出版社的選錄次數來看，“詩歌”類和“思想”類的選文占有壓倒性的地位，而“文章•說話•小說”和“日本漢文”類的選文極少。

日本《國語綜合》教材中的漢文選文表現出了以下三方面特征：其一，選文以“詩歌”類和“思想”類為主，當下使用的各部教材各有側重。其中相同點是，“詩歌”類全為唐詩，且絕大部分為絕句與律詩。“思想”類以《論語》、《孟子》、《莊子》為中心，但《論語》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其二，選文內容以描寫自然風光、人間情感、個人生活為多。例如，“詩歌”類選文次數最多的是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此詩共被選錄21次，并且多數教科書將其歸類為“歌頌友情”、“別離”篇，如東京書籍出版的《精選國語綜合》、大修館書店出版的《新編國語綜合》、第一學習社出版的《高等學校國語綜合》等。其次為柳宗元《江雪》，共被選16次，絕大部分教科書將其歸類為“贊美自然”篇，如東京書籍出版的《國語綜合古典編》、大修館書店出版的《新編國語綜合》、第一學習社出版的《高等學校新訂國語綜合古典編》等。“思想”選文次數最多的為《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分別為19次和18次，多數將其歸為“學問”、“人生”篇，如東京書籍出版的《精選國語綜合》、明治書院出版的《高等學校國語綜合》、筑摩書房出版的《精選國語綜合古典編》等。“文章•說話•小說”類選文次數較多的為韓愈的《雜說》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分別為11次和4次。其三，教材選文注重與日本歷史文化的關聯性。中國的中小學《語文》教材會考慮到整個文學史的輻射，因此選材面廣，內容雜而多。而日本的漢文選文幾乎都是唐及以前的作品，且日本漢文極少，內容大致圍繞上述六大類，而未選取中國國內語文教材比較重視的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體裁。一些選文體現出了日本人學習中國古典文學過程中的獨特選擇，從中透露出日本文化的審美特質。如白居易的兩首詩歌《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和《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憶元九》，在中國國內語文教材中就從未出現過。

三、影響日本高中教材選文的因素分析

1、作家作品的經典性近代王國維曾說過“：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18]日本教科書在漢文的選文上也極為重視中國文學的經典性。例如以詩歌為例，中國詩歌從遠古歌謠及《詩經》開始，經過漢、魏、六朝的發展，在唐代達到了頂峰。但之后的宋、元、明、清朝同樣涌現出許多著名詩人和佳作，因而在中國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中，宋代蘇軾的《贈劉景文》、《飲湖上初晴后雨》，陸游的《游山西村》，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朱熹的《春日》、《觀書有感》，楊萬里的《小池》，清代袁枚的《所見》，趙翼的《論詩》，龔自珍的《乙亥雜事》等佳作經常入選。而日本23本《國語綜合》教材中采錄的則全為唐詩佳作，這與唐詩的獨具經典性質不無關系。一提起漢詩佳作，日本人想到的必是唐詩。正如奧村郁子（1994）所指出的，這樣的選擇，不僅在于唐詩有著整體漢詩的代表性，還在于唐詩中的絕句和律詩最為歷代日本人所推崇和熟知。僅限唐詩的第一大理由，自不言說，唐代是以絕句、律詩為代表的近體詩完成的時代。除了極個別的古詩之外，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漢詩”，幾乎都是唐代的絕句或律詩。[19]此外，《國語綜合》教材在作家的選取上，也體現出遵從文學經典性原則。如下表所示：不管是從詩歌數量還是選錄次數來看，李白和杜甫是最多的。在詩作的選擇上，也都選取了古今傳頌人口的名篇，如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春望》、李白的《靜夜思》、王翰的《涼州詞》、孟浩然的《春曉》、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等。

2、中日文學的關聯性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早在魏晉陳壽的《三國志》中便有記載。源遠流長的文化文學交流對現今日本教科書中的漢文選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就涉及到中日文學的關聯性。以白居易的作品傳入日本為例，據《文德實錄》記載，承和5年（838年），藤原岳守在搜查唐人貨物之時，將偶然獲得的《元白詩箋》呈獻給天皇。此后，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開始流行，并直接影響到平安時代的藤原公任精選當時流行的和歌與漢詩佳作，編纂出著名的《和漢朗詠集》。黃金堂（2004）曾統計，在《和漢朗詠集》收錄的803句詩句中，白居易的詩句便有136句，占據首席之位。[20]實際上白居易不僅籠罩《和漢朗詠集》，甚至對整個平安時代的文學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很多日本學者都指出，《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等名作都受到了白居易詩作的深刻影響。也就是說，白居易與日本文學有著緊密的關聯性。這種在歷史上形成的關聯性，在現今日本教科書的漢文選文中仍然清晰可見。中國國內出版的各種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多選錄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琵琶行》等詩作。而日本23本《國語綜合》教材中，共有21本選錄了白居易的詩作，但都是《香爐峰下》、《八月十五日》這兩首。其中，《香爐峰下》被選錄9次，《八月十五日》12次。對于白居易與日本文學的密切關聯性，渡步英喜曾指出：以《枕草子》為首，《源氏物語》、《平治物語》、《大鏡》、《曾我物語》、《東關紀行》、《平家物語》、《十訓抄》、《和漢朗詠集》等名作，都明顯受到白居易的影響。菅原道真的一首《不出門》，在日本膾炙人口，也可看出白居易詩的影子。[21]《源氏物語•須磨》卷中，謫居須磨的光源氏看著十五的月亮，懷想起了京都的情景，就直接吟誦白居易《八月十五日》中的詩句“二千里外故人心”。漢文漢詩不僅是中國的古代文學，而且還對日本古典文學產生了深刻和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國語綜合》在漢文選文中關注中日文學的關聯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3、降低閱讀理解難度來自古代中國和日本的漢詩文，對如今的日本中學生而言存在著較大的閱讀理解難度。因此，教材在選擇漢文漢詩的篇章時，必須考慮降低閱讀理解的難度。對此，歷年頒布的日本《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都有提及。昭和26年頒布的《中學校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試案）》的第七章《國語中的漢文學習指導》中提到：雖然漢文存在難度，但高中生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因此在選文上，盡量選取形式簡單、內容深遠的作品。昭和31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國語編（改訂版）》的第三章《國語科國語（甲）》中規定：漢文的選文應考慮到學生的能力、興趣和必要性，選擇恰當的部分。昭和35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古典甲》的教材，應選擇那些古典價值高，有學習必要性，與學生發展階段相符合的易親近、平易的作品。至于漢文的學習，在選取帶有訓點、簡單的漢文同時，還應該活用文下注釋，豐富學習內容。昭和45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古典Ⅰ甲》的教材，應盡量精選那些古典價值高，符合學生發展階段的易親近的作品，同時，也要考慮到長短和難易等因素選取適當的部分。此外，也可適當選取格言、成語故事等。在教材處理上，應該在表記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確切的注釋、解說、現代文翻譯等，特別是漢文，應該加上訓點，有時也可根據教材與文下注釋合用以便于理解。昭和53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國語Ⅰ》中古典以及近代以后的選文應該符合學生的發展階段；《古典》中的教材處理應該在表記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確切的注釋、解說等，特別是漢文，應該加上訓點使其便于理解。平成元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國語Ⅰ》應該從古典以及近代以后的文章中精選符合學生發展階段、話題及題材合適的作品《；古典Ⅰ》應盡量精選基本的、易親近的作品，同時，也要考慮到長短和難易等因素選取適當的部分。至于教材的處理應該在表記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確切的注釋、解說等，特別是漢文，應該加上訓點使其便于理解。平成11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國語綜合》的教材應該以保證聽說讀寫能力均衡發展，良好讀書習慣養成為目的，精選符合學生發展階段、話題及題材合適的作品《；古典》的教材不僅要盡量精選基本的、易親近的各種文體、形態的多樣文章和作品，也要考慮到長短和難易等因素選取適當的部分。至于教材的處理應該在表記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確切的注釋、解說等，特別是漢文，應該加上訓點使其便于理解。平成21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第二章第一節《國語》中提到《：國語綜合》的教材應該以保證聽說讀寫能力均衡發展，良好讀書習慣養成為目的，精選符合學生發展階段、話題及題材合適的作品；古典類教材應該在表記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確切的注釋、旁注、解說、現代文翻譯等，特別是漢文，應該加上訓點，使其便于理解。綜上所述，從昭和26年到平成21年的所有《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都指出教材的選擇要符合學生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古典及漢文的選文應該綜合考慮難易、長短等因素，使用恰當的訓讀、注釋等以便理解。在此，我們似乎可以理解23本《國語綜合》教材中，“詩歌”和“思想”類選文為多，“文章•說話•小說”類選文較少；且詩歌全為唐詩，絕大部分為絕句和律詩。畢竟與“詩歌”和“思想”類選文對比，“文章•說話•小說”類選文不管是在文章篇幅，還是訓點語法上都是相對復雜的。對此，奧村郁子（1994）就教材中“詩歌”類作品數量居多提出了以下看法：詩歌（特別是近體詩）作品簡短，幾乎沒有復雜的語法點。因此從閱讀層面看，即使是尚未掌握漢語語法要點的日本高中一年級學生，也可以大致無礙地閱讀漢詩，不會產生學習抵觸情緒。[22]這一點很重要，也成為日本高中教材中多選擇漢詩佳作的理由所在。

四、結論

本文在概觀日本漢文教育歷史的基礎上，以當今日本23種高中《國語綜合》教材中的漢文選文為研究對象展開分析。日本歷史上的漢文教育，曾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是自明治27年開始，“國語為主，漢文為客”方針的提出，使得漢文的地位多次升降起伏。戰后初期，漢文并非為必修科目，之后卻一直以各種形式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內容。從平成15年（平成11年頒布的學習指導開始實施）的課程設置上來看，并未規定所有學生在高中階段必修漢文內容。平成21年，隨著學習指導要領的再一次修訂，漢文教育又迎來了新的曙光。該學習指導要領規定，包含漢文的“國語綜合”列為日本中學的必修科目。因此，漢文教育有回暖傾向。漢文的學習內容也發生了由漢籍類為中心到日本漢文為中心，再回到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中心這樣的一個發展演變過程。此外，從當今日本各地使用的23本《國語綜合》教材中可以看出，日本高中漢文選文內容有三個特征。第一是以“詩歌”類和“思想”類為主，而且各有側重；第二是以描寫自然風光、人的情感、生活細節為多，很少帶有較強的政治意識形態；第三是考慮到與日本文學文化的關聯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文學體裁、文學作品及作者的經典代表性；第二，中日文學文化的受容及影響；第三、以學生發展階段為出發點的難易度。上述三點成為影響日本語文教材漢文選文的重要因素。

作者：嚴明黃晟育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