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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語言機能”這一概念提出以來,受到語言學、生物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等研究領域的廣泛關注。Hauser,Chomsky和Fitch[1]、Pinker和Jackendoff[2]、Fitch,Hauser和Chomsky[3]以及Jackendoff和Pinker[4]圍繞語言機能展開了辯駁,涉及語言機能分類、語言進化觀等。通過對以上觀點的闡釋和剖析,發現其爭辯焦點在于遞歸是否為人類和語言所獨有。同時,基于近期相關研究,對語言機能加以評述,認為遞歸也許非人類所獨有,但確定不是語言所獨有。
關鍵詞:生物語言學;語言機能;遞歸;語言進化;爭辯
Chomsky的《語言理論的邏輯結構》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到現代生物語言學視角下生成語法的轉變。自此,學界紛紛圍繞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展開了探討。1974年首次召開的語言與生物學交叉學科會議將語言學界和生物學界的學者齊聚,共同討論了語言與大腦的關系。隨后,諸多學者對語言與大腦的關系進行了探究,涉及語言神經病學、語言進化、靈長類動物和人類大腦偏側化等。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生物語言學已成為語言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致力于生物學領域相關語言問題的探究,如形式/功能問題、個體發生學(ontogeny)、系統發生學(phylogeny)、語言知識、兒童語言發展、物種語言進化等。[5]然而,生物語言學發展中提出的觀點,如語言機能,雖得到了關注,但卻不盡一致,尚存在嚴重分歧和爭議。在當代生物語言學研究的背景下,重溫該領域語言機能的經典文章及其思想,結合近期研究,厘清語言機能的最新發展脈絡,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其中,Hauser等[1]、Pinker和Jackendoff[2]、Fitch等[3]、Jackendoff和Pinker[4]撰文對語言機能展開了辯論,有助于深化對語言機能本質的認識。陳文榮[6]對語言機能展開的論述范圍較廣,未對相關證據進行系統梳理。本文在針對性概述雙方觀點的基礎上,總結其爭議焦點,即遞歸和語言進化,進而結合近期研究及發現對爭議焦點加以評述,以加深對語言機能觀點的理解。
一、語言機能之爭
作為人類大腦眾多功能獨特的機能/器官之一,語言機能是一個專司語言的機制,為人腦的模塊學說提供了重要支持。學界有學者專門針對語言機能展開了辯駁[1—4]。以下分別闡釋語言機能之爭的具體內容。
(一)Hauser等[1]對語言機能的論述
Hauser等認為,探究語言進化問題時,區分交際系統下的語言問題與潛在該系統下的運算問題(如遞歸性)是很重要的。[1]1569語言進化領域產生爭辯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未能明確區分“語言是人類與動物所共享的還是人類獨有的”。[1]1569“語言機能”中的“語言”指代心智/大腦的內在成分,可叫做“內在語言”或“I-語言”。[1]然而,該界定方式仍留有諸多誤解。故Hauser等將語言機能的意義劃分為廣義語言機能(FacultyofLanguage—Broadsense,FLB)和狹義語言機能(FacultyofLanguage—Narrowsense,FLN)。前者主要包括感覺-運動系統(sensory-motorsystem)、概念-意向系統(conceptualintentionalsystem)以及內在運算系統(internalcomputationalsystem);后者僅指抽象語言運算系統。FLN是FLB的一個組成部分。FLB包括了某種天生的語言能力,但不包括記憶、呼吸、消化、血液循環等內在有機系統。[1]1571FLN的關鍵成分是運算系統(狹義句法),其核心屬性是遞歸性,即離散無限性(discreteinfinity)。[1]1571盡管FLB是人類與脊椎動物(vertebrates)共有的,但FLN的核心遞歸卻是人類所獨有的,也是語言所獨有的。Hauser等通過對感覺-運動系統的對比、非言語動物的概念-意向系統、離散無限性和學習制約的論述,為其語言機能分類的觀點提供支持性證據。就感覺-運動系統而言,來自動物言語感知、產出和模仿的證據均證實了FLB是與動物共有的。例如,鳥類和非人靈長類動物在區分人類言語聲音方面將共振峰(formants)作為關鍵性提示,它們能夠借助自身特有的發聲感知和產生共振峰。[1]1574就非言語動物的概念-意向系統而言,非人類哺乳動物和鳥類擁有豐富的概念表征,但動物的概念表征能力與其發音、視覺信號傳達的交流內容卻不相匹配;也有研究表明動物能習得和使用抽象概念(如工具、顏色、幾何關系等),甚至擁有心智理論,[1]1575這也說明人類與動物共享FLB。就離散無限性和學習制約而言,除了人類,沒有任何物種能將意義單位重新組合成意義不同的更大結構;動物并不能像人類一樣充分習得復雜程度高的長距離層級依存(long-distancehierarchicaldependencies)短語結構語法,其習得該結構語法的能力十分有限,[1]這些均表明FLN為人類獨有。
(二)Pinker和Jackendoff[2]的批判
Pinker和Jackendoff[2]將Hauser等[1]的主要觀點概括為“唯遞歸假說”(recursiononlyhypothesis),并從概念結構、言語感知、言語產出、詞匯、句法等方面對其加以批判。1.在概念結構上,Hauser等主張人類概念結構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部分重合,而Pinker和Jackendoff則認為許多其他概念系統(如所有權、父權、道德概念等)在人類言語互動中尤為明顯,但在靈長類動物自然行為中卻難以識別。2.在言語感知上,Hauser等將言語感知視為一般靈長類動物受訓練后的言語聲音辨別,但Pinker和Jackendoff聲稱人類無需訓練也能進行音素間的獨位(onebit)區分。3.在言語產出上,Hauser等主張某些鳥類和靈長類動物的共振峰是反駁語言進化適應論的有效證據,而Pinker和Jackendoff則認為鳥類和人類并非同一祖先,二者分開進化,不存在聯系。4.在詞匯上,Hauser等提出詞匯的某些特征,如詞匯數量、詞匯所表達概念的范圍和精確度、詞匯學習,是人類特有的;兒童詞庫建構速度與非人靈長目動物的存在極大差異。Pinker和Jackendoff則認為Hauser等有關詞匯方面的證據恰好與其自身狹義語言機能的觀點相矛盾。5.句法上,Pinker和Jackendoff指出Hauser等對對格、一致性、代詞、述謂論元結構、主題、焦點等避而不談,這是由于某些語言不含上述特征,會對FLN遞歸性假設產生不利影響。有些語言(如Pirah?)不具備遞歸性,更是對FLN遞歸性假設的否認。[2]217此外,來自FOXP2基因的結果也成為駁斥唯遞歸假設的證據,支持了人類語言的適應性。Pinker和Jackendoff也對唯遞歸假設的理論基礎———最簡方案提出了質疑,認為最簡方案忽略了音位學、派生形態學、屈折形態學、諸多基本短語結構、短語和詞序、詞條(lexicalentries)的來源和本質等,故Hauser等有關語言機能的論斷是不合理的。
(三)Fitch等[3]的辯駁
針對Pinker和Jackendoff[2]的批判,Fitch等[3]首先指出,“語言”這一概念的使用導致誤解的產生。Pinker和Jackendoff雖認同對于FLB/FLN的分類,但就其論述而言,他們并未真正明確該分類的實質。對語言學家而言,“語言”所描述的是運算操作的核心;該核心對語言至關重要,可能為人類特有。[3]180對生物學家和心理語言學家而言,“語言”具有更寬泛的多種意義,多從“被人類使用的交際系統”中獲取。[3]180Hauser等從廣義上將“語言”界定為廣義語言機能,包括涉及言語和語言的所有機制,但不涉及與其他認知領域或其他物種間的重疊。語言作為一個整體是人類獨有的,FLB的某些機制子集既是人類獨有的,也是語言本身所獨有的。這些機制子集就是FLN,其內容有待實證研究的檢驗。Fitch等指出,這種區分本身只為跨學科討論和合作提供術語支持,明顯不含一個可驗證的假說;[3]181也未稱這是唯一劃分FLB的正確方式。[3]182其次,Fitch等指出,Pinker和Jackendoff對最簡方案的批判也是無效的。一方面,Hauser等幾乎沒有討論最簡方案,且為語言進化研究提供的框架并不受制于最簡方案。[3]183另一方面,Pinker和Jackendoff將最簡化(minimalism)視為Hauser等“FLN為人類所獨有”的“理論依據”和“動因”是錯誤的。Fitch等堅稱,FLN的核心成分就是遞歸核心操作機制的充分使用;唯一與最簡方案直接關聯的正是FLN遞歸性。[3]184最后,從基因證據、概念結構、言語感知、言語產出、詞匯、句法等方面對Pinker和Jackendoff的觀點加以回應,得出Hauser等關于FLN的論斷似乎合理,且目前缺乏任何反駁該假設的數據。[3]205
(四)Jackendoff和Pinker[4]的回應
在Fitch等[3]對其觀點的辯護后,Jackendoff和Pinker[4]進行了回應。在認可Hauser等[1]和Fitch等[3]語言機能劃分的同時,Jackendoff和Pinker[4]也圍繞FLB和FLN劃分存在的歧義、唯遞歸假設對Hauser等和Fitch等主張的觀點加以駁斥。就FLB和FLN劃分中的歧義而言,“語言特有”或“人類特有”這一觀點可有兩種解釋方式。既可以理解為絕對的、無條件的(categorical)、全有或全無的(allornone),也可理解為是漸進的。Fitch等使用了無條件下的FLB/FLN分類,而Jackendoff和Pinker則以漸進的方式詮釋FLN。語言的某種功能與其他現象(如言語感知和一般聽覺、詞匯學習和事實學習、言語習得和聲音模仿)存在任何相似之處,則Fitch等將其歸入FLB;而Jackendoff和Pinker認為,FLN/FLB劃分的目的就是明確人類最新進化的那些語言特征。[4]214Jackendoff和Pinker以節奏、聲音模仿、所有權、時間、連續言語(connectedspeech)的感知等概念,以及FOXP2基因為例,指出Fitch等將人類與動物具有的類似特征歸入FLB,是不合理的。他們還從人類口面部特征、人類與黑猩猩的天資、生活方式等方面進行了論述,表明Fitch等對語言機能的劃分降低了廣義語言機能中人類特有的、促進言表的特征,意味著它似乎分析不清語言進化問題。就唯遞歸假設而言,Jackendoff和Pinker指出Fitch等關于“FLN在狹義句法和映射界面中出現時才包含核心遞歸運算機制”的說法引起歧義,可理解為“FLN(在狹義句法和映射界面中)出現時才含有遞歸機制”,或“FLN包括了(狹義句法出現時含有的核心性遞歸運算機制)和(映射界面)”。[4]217此外,Fitch等在同一段落將“遞歸”視為“FLN的唯一成分”、“FLN的一個重要成分”及“FLN至少包含的成分”,其觀點由強變弱。Jackendoff和Pinker認為,即便唯遞歸假設的最弱版本也是錯誤的。[4]217Fitch等主張,除數學公式、電腦程序明確依賴語言外,人類其他認知領域的遞歸論述均屬模棱兩可。[4]217然而,人類的視覺認知卻具有遞歸性和離散無限性。如同語言的許多其他方面,句法遞歸可能是在其他認知方面所發現的一個具備重新調整能力(retunedcapacities)的全新組合。[4]218盡管Fitch等否認遞歸性與最簡方案的關系,但通過對FLN的分析不難發現,其論點與最簡方案中的合并遞歸操作有關,其有關語言進化的觀點仍與Chomsky的語言觀緊密相關。
二、語言機能思考
通過對Hauser等[1]、Pinker和Jackendoff[2]、Fitch等[3]及Jackendoff和Pinker[4]觀點的具體分析,可以發現他們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遞歸是否為人類和語言所獨有。我們結合該領域近期相關研究,對遞歸爭議加以討論,以期為生物學視角下的語言機能研究提供借鑒。
(一)遞歸是否為人類所獨有
通常來說,遞歸可視作將一個成分嵌入同一類型的另一成分中的方法。[2,7—8]Rohrmeier等指出,遞歸存在尾部遞歸(tailrecursion)和中心內嵌遞歸(centerembeddingrecursion)兩類。前者指遞歸地將某個序列擴展至該序列左邊或右邊的一種遞歸形式(如ABAB),[9]70其對應限定狀態語法(FiniteStateGrammar,FSG);后者指在某一序列內部進行自我內嵌(selfembedding)的一種遞歸形式(如A1A2A3B3B2B1,即AnBn),[9]70其對應語境自由語法(ContextFreeGrammar,CFG)或短語結構語法(PhraseStructureGrammar,PSG)。FSG不足以產生人類語言的所有結構;[10—11]PSG則可以通過內嵌字符串創造復雜的層級結構/短語結構和長距離依存關系。[11]378研究者通過FSG、CFG或PSG對比考察人類與其他動物間的遞歸能力,以論證遞歸能力是否為人類獨有。Fitch和Hauser率先對絨頂檉柳猴(cottontoptamarins)與大學生FSG的(AB)n、PSG的AnBn掌握情況進行了考察。[11]結果表明,絨頂檉柳猴輕易地掌握了FSG,但未能掌握PSG;大學生則既能輕易掌握FSG,同時也能掌握PSG,這似乎證實中心內嵌遞歸是人類特有的。Gentner等采用go/no-go操作性條件反射法(operantconditioningprocedure),對11只歐洲椋鳥(Europeanstarlings)加以訓練,使其區分Fitch和Hauser[11]使用的FSG和CFG序列。[12]結果發現,歐洲椋鳥能準確識別由具有遞歸和內嵌特征的CFG界定的聽覺類型,也可分辨由語法界定的新類型和排除不符合語法的(agrammatical)類型,表明遞歸句法類型加工的簡單層面至少是與動物共享的。[12]可見,兩項實驗的結果存在很大差異,歐洲椋鳥能成功掌握CFG序列,而絨頂檉柳猴卻不能。Marcus認為,差異的原因主要在于方法論的不同。[13]絨頂檉柳猴對AnBn的接觸時間相對更短,而歐洲椋鳥不僅擁有對AnBn更長的接觸時間,還會受到積極反饋的強化,故需要進一步的實驗來澄清絨頂檉柳猴AnBn結構識別能力不足是特定情境還是真正絕對的事實所致。[13]1117另外,人類與歐洲椋鳥識別AnBn序列的方式也是迥異的。人類無需直接強化便可獲取該序列的識別能力,而歐洲椋鳥則只能識別將AnBn序列擴展至由其熟悉聲音構成的新序列。[13]1118也有研究者認為,歐洲椋鳥的表現可用數數策略(countingstrategy)加以解釋[14]。為證實歐洲椋鳥理解AnBn序列(如A1A2B2B1或A3A4A5B5B4B3)的中心內嵌,不僅需要其區分類型,還需要其由外而內將A1B1、A2B2等理解為匹配組合。[14]Abe和Watanabe考察了孟加拉雀(Bengalesefinch)區分句法規則的自然能力(spontaneousability),發現其能夠使用音節的句法信息加工區分歌曲,也能從合成音節串中習得人工語法規則,并能依據這些規則區分新的聽覺信息,表明雀形目鳥類(passerinesongbirds)可自發獲取加工層級結構的能力。[15]Bloomfield采用三個系列實驗考察了歐洲椋鳥遞歸聲樂類型的學習與歸納,結果不支持唯遞歸假設和遞歸能力的基本假設。[16]Traxler等[17]指出,采用AnBn序列習得PSG屬于無效測試,這是由于能夠學習PSG的人類也會在中心內嵌的AnBn序列測試中失?。?8-19]。然而,針對斑胸草雀(zebrafinch)的一項研究表明,這些草雀如同歐洲椋鳥,也能區分含有遞歸結構的人工歌曲刺激,但其習得的區分卻是基于語音而非句法歸納。[20]Beckers等主張鳴鳥具有識別CFG序列能力的結論還為時過早。[21]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心內嵌遞歸可能并非人類所獨有。當然,除鳴鳥類動物,與人類具有高度同源特征的非人靈長目動物是否也可能存在遞歸機制有待深入探究。
(二)遞歸是否為語言所獨有
研究者也對遞歸是否為語言所獨有提出了質疑。有研究者指出,新幾內亞雅特穆爾語(Itamul)[22]與亞馬遜河流域的皮拉罕語(Pirah)[23—24]不存在任何句法遞歸。Parker通過人類非語言認知(如數字、視覺領域、音樂)、非人類非交際認知(如導航、動物復雜行為順序)、非人類交際認知(如坎貝爾猴子的警報信號)以及皮拉罕語的無遞歸證實遞歸既非人類也非語言所獨有。[25]Kinsella通過對其他人類認知系統遞歸、其他動物的認知系統、非人類交際系統的分析,發現遞歸廣泛存在于諸如數字、導航、音樂、游戲、復雜動作等認知和交際領域中,進而證實唯遞歸假設存在的悖論。[26]134—149許多語言不存在句法成分結構,不含或含有十分有限的句法遞歸;遞歸總產生在語義和語用等概念結構層面。[27]443—444三代或以上的群落手語(villagelevelsignlanguages)也缺乏遞歸。[28]Levinson以皮拉罕語和諸多澳洲土著語言為例,指出這些語言并不能為CFG所產生的無限鑲嵌提供證據,論證了句法遞歸并不必然是語言最顯著的特征。[29]此外,基于心理語言學和語料庫的研究結果,Levinson指出句法遞歸可能源于交互式會話(interactivediscourse);遞歸并非句法特征,而是用語過程中最為明顯的特征。[29]Vicari和Adenzato通過擴展Searle的意向行為(intentionalaction)分析,認為運動意向性(motorintentionality)領域存在遞歸結構,進而討論了來自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證據,表明運動意向遞歸(motorintentionalrecursion)是獨立于語言的。[30]來自失語癥的證據表明,病人能解決數學問題,[31—32]其對內嵌短語的句子表現出理解和產出的困難,卻能理解二級錯誤信念(secondorderfalsebeliefs)[33]。Varley等也發現,大腦左半球嚴重受損的語法缺失病人不能理解和產出含有語法的言語,但卻能完成含有遞歸的數學任務,且能夠使用簡單的遞歸規則想出介于1和2之間的數字(如1.9,1.99,1.999,...)。[34]DiSciullo和Jenkins主張,遞歸并非語言所獨有,其可存在于更高層的認知中。[35]Hauser和Watumull也指出,遞歸操作存在于語言、數學、音樂和道德觀念中。[36]鑒于以上論述,我們認為遞歸不是語言所獨有,Hauser等[1]和Fitch等[3]的唯遞歸假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處。
三、結語
本文在闡釋語言機能主要內容的基礎上,分析了語言機能中有關遞歸的爭議,并結合最新相關研究對存在的爭議加以重新思考。我們得出以下推斷:遞歸可能并非人類所獨有,其也可能存在動物中;遞歸不是語言所獨有的。當然,除物理對比分析方法外,未來還可以采用fMRI、ERP、EEG、PET等認知神經科學手段,對人類大腦語言機能進行深入探討,以更好地驗證語言機能的觀點,為語言進化的本質提供力證。
作者:王震;范琳 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