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性視角下禁忌語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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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摘要：

禁忌語屬于言語行為規范的范疇，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與各民族基本的價值觀大體一致。其運作過程中，心智的意向性作為先導，話語主體出于“利己”的動機，在具體言語活動中基于求得或求免原則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決定意向態度和意向內容，即什么不能說，應該避諱，進而調整具體言語表征形式。此外，禁忌語也表現出一定的動態性和相對性。

關鍵詞：

禁忌語；意向性；求得；求免；動態性；相對性

禁忌語作為一種修辭現象，叫做避諱辭格。過往大多數研究主要涉及禁忌語的起源、定義、性質、分類、修辭特點、語用功能及翻譯等，只有少數研究從語用認知的角度來探究禁忌語，主要表現為借用語用學的相關理論（如禮貌原則、順應理論等）以及其他如心理因素等對禁忌語的生成機制進行研究。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對禁忌語運用的心智因素和體現的深層語用原則等問題考慮不夠充分。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從心智哲學的意向性理論視角出發，對禁忌語產生過程中所涉及的心智活動進行審視，以進一步加深對禁忌語的理解。

一、起源

在中國，禁忌最早與神權和皇權有關。在遠古時代，由于生產力低下，人們在大自然面前無能為力，于是認為其深不可測，以至于社會生產和生活迷信色彩濃厚，語言也被賦予一種超人的力量。人們往往迷信地將語言與某些自然現象聯系起來，以為語言既能通鬼神，也可能招禍致福，于是產生了禁忌語。這樣，禁忌從一開始就涂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各地習俗也大多源自神話或傳說，具有主觀化和神秘化色彩。《禮記•曲禮上》所言“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中的“禁”和“諱”就是指不同地方的禁忌。究其本質，禁忌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所產生的一種群體行為規范。

二、意向性問題

心智哲學以心智活動為對象，將語言活動視為心智活動的反映，試圖通過語言發現人類心智機制，從而解決哲學中的心身關系、意向性等問題。其中，意向性為當代心智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據維基百科，此概念最初出現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在十九世紀由哲學家、心理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在他的著作實證心理學(1874)中再次引入，并為胡塞爾所采用。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將意向性定義為心智對事物、屬性和事態進行關指、表征或替代的能力。塞爾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認為意向性是各種心理狀態和事件所具有的一種屬性，即這些心理狀態或事件通過它而指向，或關涉世界上的對象和事態。[1]徐盛桓進一步認為，意向性是人的意識的一項核心內容，是意識觀照事物、事件、事態時所展現出的一種體現“利己”的取舍傾向，表現為意識活動中對對象的注意、過濾、選擇、表征時的心理狀態，并呈現判斷、評價、表征的功能；從意向性產生的心理過程來說，它是意識活動在一定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和一定條件下在分配注意、行使選擇和進行定位時的觀念的反映；所謂“利己”就是“人”的一種關心自我、保護自我的意識的泛化，常常表現為在各種場景下，用各種方法來最佳地貼近自我，貼近“從即時即刻的心境到習得了的文化風俗習慣、從物質利益到思想情懷”。[2]174由此可見，意向性體現心智與客觀外界的關聯，這種關聯通過不同的意向性狀態來實現；這種關涉在行為上體現為對對象的注意、過濾、選擇、表征時的心理狀態，并表現出“利己”的取舍傾向，關涉的目的是為了對對象進行判斷、評價、表征，最后表現為語言表征。也就是說，語言作為一種表征形式，其運用源于人的身心關系，且受到意向性支配，即思維過程中，表征主體已經根據自己思想表達的需要對具體的表征行為進行“利己”性的選擇調整，以展示自己的意向內容與態度。而意向內容和意向態度是意向性的兩個主要的次范疇；前者是指主體在意向域里要表達的內容，后者是指對所關指的內容所持態度，即對此事物、事態用何種態度來表述它。本質上，任何話語表達，都是依據一定的意向態度對一定的意向內容做出的說明，因此任何話語表達都可以體現為這樣的意向性解釋。[2]181因此，我們可以從意向性角度來闡釋禁忌語現象。

三、意向性視角下的禁忌語

人們言語行為中不用禁忌語，即避諱。所謂“避諱”，即說話時遇有犯忌觸諱的事物，不直接言說該事物，改用旁的話來回避掩蓋或者裝飾美化。[3]這種回避掩蓋或裝飾美化行為，就體現說話人的意向，反映說話人的態度，是主體對事件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的結果。而一般地，在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時，為了“最佳地貼近自我”，“貼近習得了的文化風俗習慣、從貼近物質利益到貼近思想情懷”，人們在意向性作用下受“利己”總原則制約的同時，分別遵循“求得原則”和“求免原則”這兩個分原則，即基于對幸福安康的本能性求得與對災禍的本能性求免這兩個定向性原則而決定不說什么以及怎樣來進行回避或掩飾。事實上，“求得”與“求免”兩個原則處于對立統一關系之中；對幸福安康的“求得”就是對災禍不幸的“求免”，對文雅高潔的追求就是為脫俗免粗所作的努力。

（一）求得原則

首先，歷史上以制度形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不容許人們違逆的禁忌大都是基于求得原則，是對神權、君權乃至父權的維護和捍衛，是統治階層對既得利益的保護。這些禁忌包括等級、稱謂、服飾、禮儀等諸多方面，而且有些禁忌沿襲至今。譬如，受封建文化的長期禁錮，人們思想意識被宗教信仰和迷信觀念所束縛，迷信色彩濃厚，有關神的言詞不能隨便提及，否則就被視為是對神的不敬和褻瀆。封建禮法同樣也規約人們的言語行為。《禮記》記載周朝權貴階層為強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的統治秩序，推行“子不名父母，臣不名君上，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的制度。違反這種制度就是違禁，會受到懲罰。這樣，隨著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完善，避上諱的規范進一步擴大化，以至于出現了避官諱，避父諱，避親諱等等。受其影響，即便在當代中國，晚輩在取名時不能使用長輩的名字，旁系親屬中長輩的名字也要規避，而且在日常言語交際中也不能隨便提及，更不能直呼其名，否則會被認為沒教養、無禮。這一切表面上看是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反映在話語權上的不平等，實質是既得利益階層出于求得的目的對其權勢地位所采取的強制性保護措施。其次，人們避俗求雅心理也產生了一些禁忌語。這里一般包括兩種情形：第一種涉及生理現象與性。出于本能，人們總是向往美好的事物，于是在意向性作用下，一般都會對丑陋粗俗的東西采取諱避態度。譬如，凡是生殖器官及其相關的機能與行為都被認為是“不潔”而不可告人的，因而應避免在公共場合直接提及。使用表示身體隱私部位的詞語，會使人發生不必要的聯想，被認為不得體甚至是下流的舉動，因此屬于禁忌。與性有關的詞語在談話中被認為是不得體的；提及生理現象，特別是和排泄、分泌有關的事，顯得粗俗直露，會令人不悅，也要在交際中回避，代之以含糊、文雅的言詞，這樣才顯得得體雅致。第二種是指對地位、等級、行為表現等方面處于較低或不如人意的情形如果實話實說，可能令人不悅，甚至犯忌，容易冒犯別人，影響交際的順利進行，而這種結果顯然有違于人們的交際期待。因此，在意向性作用下，如果人們基于求得原則，選用拔高或掩飾性的說法，會顯得更有禮貌，這樣可以保障人際交往的順利進行。Leech的禮貌原則、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保全”理論的運用就是求雅的表現。人際交往中講禮貌就是善待他人，顧及自己和他人的面子，會產生雙贏的效果，而且舉止有禮、言行得體符合交際雙方的心理期待。

（二）求免原則

禁忌語給人帶來負面情感，人們基于求免原則，不想招災惹禍，通常避免提及。這類禁忌又可以分為原生性禁忌和派生性禁忌兩種。原生性禁忌語涉及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其中“生”屬于血光之災，民間有“愁生不愁養”的說法，就連生小孩之前的懷孕情形，人們也因此忌諱直言，轉而采用委婉語。“年老”在當代尤其是西方意味著落伍，喪失勞動力，成為社會的累贅，所以人們怕老，不愿意被別人稱為老人。至于人們忌言“病”、“死”，更是一種自然的心態；“病”與“死”給人帶來畏懼之感，于是人們往往換成委婉語，來回避之。此外，生理殘疾、缺陷也被視為災禍和不幸，也屬禁忌之列。派生性禁忌語則常常是因為語音引發人們的不利聯想并產生排斥心理。漢語中同音異形異義字很多，由于語音相同，容易引發聯想，導致一些諧音或同音的語詞要避免使用，成為禁忌。例如，作為歷史上涉及此類禁忌語的“文字獄”案例之一，清雍正年間翰林徐駿作的兩句詩“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因為含有“清”、“明”二字，被同僚告發，扣上“懷念亡明，詆毀大清”的帽子，并因此被斬首示眾。漢字發展史上出自求免或規避心理而采用的婉音，即替代禁忌語的音，也是因為字音的緣故。譬如，動物義的“鳥”為避diao，由d聲母改讀為n聲母。[4]當今社會，出自避禍的心理，中國人送禮物時避免送“鐘”，因忌諱“送終”；因為數字“4”音同“死”，人們在選用電話號碼、車牌號甚至樓層序號等涉及數字時都盡量避免帶“4”；因為“分梨”同“分離”同音，親人忌諱分梨吃。凡此種種，顯示人們對災禍的畏懼如此之甚，而竭盡可能避免提及，即便是音近也不能忍受。

四、禁忌語的動態性

語言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也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言語行為的語境在變化，意向性也隨之進行調整，在新的語境下發揮調節作用，產生新的禁忌。首先，人們禁忌的內容會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譬如“小姐”這個稱呼就經歷不同的變遷。在舊社會，“小姐”一般用來稱呼大戶人家的姑娘，被稱呼的人有身份、地位，是一種禮稱或敬稱。在新中國建立后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小姐”稱呼絕跡，因為被認為是體現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稱謂，幾近禁忌語。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與進一步深入，人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接觸西方文化，具有西方情調的“小姐”稱呼又再次流行開來，在中國文化里原有的禁忌語義脫落，不再有貶義。然而，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稱呼失足女為“小姐”，這一稱呼再次降格為禁忌語。其次，隨著社會的發展，對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舊的禁忌不斷消亡，新的禁忌不斷出現。例如，西方文化重視人權，個人隱私受到保護，是語言禁忌的重要內容。受其影響，在當今中國，涉及年齡、個人收入、身體健康和婚姻狀況等話題，正逐漸變成個人隱私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人避免在公開場合談及。另外，在數字、顏色、飲食、節日、宗教、動植物、外交等方面也有很多禁忌性詞語，也不斷地被新詞語或新的表達方式代替。[5]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進步，盡管總的趨勢是人們敬畏的東西在減少，但是，人們忌諱的東西在內容上越來越新奇，種類數量上在增多。譬如，炒股的人怕跌，忌諱與“跌”音相同或相近的言詞。又如給商家送花時不能送茉莉（“沒利”的諧音），忌諱給病人送劍蘭（與“見難”諧音），要送蘋果、桔子等，表示平安吉利，逃離病災，如是等等。第三，在日常交際中，具體語境下某個話題可能臨時性成為當下的禁忌，變身為具體語境化的禁忌語。這也是禁忌語動態性的一個側面反映。簡言之，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等也發生變化。為了避免犯忌觸諱，人們在意向性的作用下會隨時代的不同而應具體的語境在言語行為過程中作出適切的價值判斷，并采取相應的語用態度和策略。

五、禁忌的相對性

既然在意向性作用下，處于不同語境的人對相同的對象可能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那么，語用禁忌就具有相對性的一面，其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禁忌表現出行業性、地域性等特征。譬如，漁民駕船捕魚最怕翻船，凡是與“翻”同音的字一律避諱，于是把“帆船”和“船帆”分別說成“風船”和“船蓬”。浙江臺州石料場里的石工，吃飯不洗碗，只能用布擦凈，吃完飯后碗不能倒扣，因為在當地方言中，“洗”音同“死”，“洗碗”音同“死完”，“倒”意味“倒塌”。[6]因為“舌”諧音“折本”、“折財”的“折”，湖北人稱“豬舌頭”為“豬賺頭”，四川人則稱之為“豬招財”。即便是同一種稱呼，在一地是敬稱，在另一地則可能為禁忌語。例如，“大哥”是北方地區對陌生成年男性的一種尊敬的稱呼，但在山東的一些地區卻忌諱稱呼別人“大哥”，據說這是因為《水滸》中的武大郎是個窩囊廢，又戴過綠帽子的緣故。[7]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有少數人故意使用禁忌語，這也體現禁忌相對有效的一面。譬如，有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受叛逆心理驅使，聚在一起時也喜歡使用禁忌語，以體現相互間毫無禁忌，不拘禮節。以上各種現象反映出禁忌的行業性、地域性或有限約束性，也體現人們在意向性作用下對相同的事物會根據不同的語境采取不同的態度并進行不同的語言表征。

六、結語

禁忌語的產生受制于心智的意向性作用，在其語言表達過程中語詞如何變換、換成何種說法、用什么委婉語來替代，都是寓有一定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禁忌語的各種具體形式都是話語主體出于“利己”的動機，在具體言語活動中基于求得或求免原則而調整具體言語表征形式的結果。禁忌語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扎根于特定的群體文化土壤，是群體文化在語言上的表征，并受語用心理、價值觀、道德倫理觀和社會禮儀規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了解禁忌語的語用機理、語用原則以及具體語言表征形式有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禁忌語，順暢交際，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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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劍平,汪華.語言禁忌與文化心理[J].江西社會科學，2001（5）：46-48.

[7]呂效東.語言禁忌現象的社會語言學考察[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94-97.

作者:劉鵬 單位: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