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動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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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5年第七期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中所反映的某種理念和觀念，或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中所表現的形式、表達的內容及起決定或支配這種活動的規范等［1］。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源遠流長，既是中國傳統體育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傳統體育與民族文化互動的結果;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體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所有的文化類型一樣，作為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圖式之一的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與變遷亦是一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尤其是近代以來，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變遷迅急導致的內源影響與來自奧林匹克文化全球化、西方現代體育模式的強勢登陸等所造成的外源影響都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把其置于“文化沖突”的風口浪尖，給人一種精神上“不在家”的迷茫和痛苦，甚至使得這種持續千年的文化出現撕裂與流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2］。美國學者奧格本(Ogburn，1886—1959)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文化墜距”(Cultural-lag)，他認為“物質文化的變遷總是先于和快于適應文化的變遷，如果兩者的變化差距較大，不能保持原有的關系，就會導致兩者關系失調，就會發生文化墜距”［3］。但我們也不必為這種失調過于焦慮，因為當一種文化中的個體通過交往或遷移而生活于另一種文化之中時，它必須經歷痛苦的文化適應問題，即個體賴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轉換問題［4］。所以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目前所遭遇的危機可以說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能正確的認識它，并給予有效的引導和助力是可以度過適應過程中的陣痛時期的。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本文以我國傳統體育文化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學的結構—行動學說為理論基礎，探究推動我國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理想動力類型。

1.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根據研究主題的需要，閱讀了相關社會學、文化學及文化哲學著作十余部;以“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變遷動力”“歷史分期”“結構—行動”等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超星電子圖書等文獻平臺，查閱從2000年至今的相關文獻267篇，并通過篩選精讀了其中的46篇文獻，為本研究最后成文提供了資料和思路借鑒。

2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遷及其作為結構的存在

2.1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歷史分期研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歷史分期問題。有關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歷史分期，在方法上和學校體育研究、農村體育研究、體育電影研究及體育科技期刊研究中的歷史分期一樣，通常都采用“歷時”方法和史學對現代史分期劃分的方法:第一階段的萌芽草創期(新中國建國之前)，第二階段的初步發展期(20世紀50年代初—60年代初)，第三階段的停滯倒退期(20世紀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第四階段的全面發展期(20年代80年代初期至今)［5］。這樣借用通行歷史分期的方法，乍一看來似乎遵循了科學史的外史發展路線(科學史通常被分為內史與外史。內史指的是科學自身的發展歷史;外史指的科學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之間的歷史)，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做法忽略了不同體育研究領域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縱觀歷史可以發現，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一方面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它又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根據社會生產和生活的變化及其生存環境的變遷而做相應的演變，只是這種演變既可能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也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負面的影響累計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文化危機，文化危機深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起深刻的文化轉型［6］。因此筆者根據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劇烈程度將其發展的歷史階段分為:平緩期(新文化運動之前)，劇變期(20世紀上半葉的新文化運動)及轉型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今)。新中國建國之前，我國總體上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都相對穩定，所以這個階段的民族傳統體育也基本保持原生態的形式，主要出現在宗教祭祖儀式和節慶上，用以維系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民間制度文化及鄉風民俗和促進族群認同。到了20世紀初，由于受到西方理性主義新文化精神強有力的挑戰，中西文化發生了劇烈的沖突，幾千年來一直穩固支撐著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柱的傳統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文化模式開始受到撼動。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因其“弱競爭性、倫理性、模糊性、封閉性等特點不能與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轉型、生產和生活方式現代性的變遷同步”［7］也同樣面臨著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挑戰，發展舉步維艱。于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導思想下，我國的傳統體育文化開始了一系列的變革，比如人們開始從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禮教、娛樂、宗親聯系等方面的認知轉向挖掘其強身健體、表演競賽和教育娛樂方面的價值與功能。但是與第三階段的變遷不同，受政治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革并非是主動的，占主導地位的對這種變革的“社會期待”不是對新東西的渴望，而是對失去原有體育文化的無知，是被動無奈的選擇。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開啟了前所未有的轉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解體，社會流動加速，經濟迅猛發展，現代交通及信息技術日益發達，文化傳播形成了全方位的覆蓋。大眾層面的精神文化和話語不再直接被政治干擾，而是在消費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引導下相對獨立地、自律地和多元地發展。并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需求、利益和價值的多元化，普通民眾也進一步參與到許多具有功利性的活動之中。這一切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在這個時期大多數的民族傳統體育所生存的環境也正處于從村落經濟生產模式由農耕經濟向旅游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變成了文化消費產品，人們參加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目的出現世俗化與功利化的趨勢，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開發過程中出現失范現象［8－9］。

2.2作為結構存在的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結構”一詞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原意為“構成”“建造”。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首先在語言學研究中提出“結構”的理論，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由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構成。20世紀60年代，法國哲學家萊維－施特勞斯把結構的觀點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創立了結構主義人類學。他認為一切文化和社會現象背后都深藏著一種內在的、支配表面現象的基本結構，文化科學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揭示出這種內在結構，也就是要“以要素為中心”的世界，來探究“關系的世界”。此后，作為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便開始流行起來。在結構理論中，“要素”至關重要，因為要素的存在，是結構得以形成的最為關鍵的因素，或者說，結構就是其構成要素規則的相互關系的動態聯結［10］。結構通常具有3個特征:整體性，即結構是按一定組合規則構成的整體;轉換性或同構性，即結構中各個成分可按照一定的規則互相替換，而不改變結構本身;自身調整性，即組成結構的各個成分都相對制約，互為條件而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響。綜合以上的陳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研究中的結構就是指文化體系內部各要素及其組成的子體系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是文化體系能夠在發展過程中保持整體性并發揮巨大功能的內在根據。文化結構決定著文化體系的類型、性質、特征和功能。根據以往研究和實地考察，本文把我國傳統體育文化視為一種結構的存在進行研究，認為其組成要素包括物質、觀念、組織、行為和制度5大要素，它的發展與變遷也正是基于這5大要素的排列次序和構架關系而進行的。

2.2.1物質要素物質要素是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物質構成要件，主要包括場域(民族傳統體育演練的地點，如祠堂、廟會、舞臺、公共活動場地等)、器具(民族傳統體育演練中所需要的器具，如刀、劍、棍、棒、鼓、法器等)、以及其它相關的物質條件，比如宗祠、族產等。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得以展示和傳承是需要物質作為基礎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傳統體育文化也是通過其所需要和具備的物質要素的選擇和用途的差異才得以顯現的，所以物質要素通常可以用來直接描述不同民族傳統體育的顯性差異。

2.2.2觀念要素也稱思想要素，它即左右鄉民的三觀，也被鄉民的三觀左右。隨著民族傳統體育運動的發展，鄉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也不斷改變與發展。比如，隨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的不斷變遷，村民參加體育活動的目的也在不斷改變，從原來單純的祭祀、娛神、增加族群凝聚力和認同感轉變為追求娛樂，追求經濟效益，這些都表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結構中的觀念因素在制約著村民的思維，并外化的表現為村民不斷變化的參與目的。

2.2.3組織要素組織在這里指的是按照一定目的、任務和形式集合起來的社會群體。通常，參加傳統體育活動的村民都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特定的有組織性的群體，所以社會群體(村民)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構建、展示和承載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每個傳統體育項目都是通過特定區域內的特定群體的集體認同與反復實踐的產物。比如，擺手舞、毛骨斯舞是土家族的傳統體育活動，整個族群都是活動的組織承載者。在中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地還存在著大量其他的傳統體育形式，這些體育活動能夠流傳至今正是因為當地群眾和團體的倡導、組織、參與和支持。

2.2.4行動要素行動要素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實現變遷與傳承的關鍵因素和重要載體，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具體內容、地方特色都是通過行動表現出來的。作為一種文化，一旦產生，它的規則和資源就會被民眾認同與遵守，對民眾的觀念產生影響，對民眾進行指導和約束。于是，民眾在經年累月中通過具體的行動反復的實踐著這種文化，于是傳統體育文化的內容、形式和特色才得以不斷展示。而且它和物質要素一樣，具有顯性的特征。

2.2.5制度要素制度是一定領域的人們通過長期的社會互動，依據一定的社會價值觀念所形成、用以約束和支持人們的行動，并為此特定領域的大部分人們所遵循的“一整套持續而穩定的規范體系”［11］。制度有正式也有非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制度來約束。具有悠長歷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約定俗成了某種內涵的制度性規則，并且這些規則已經滲透到了其所在區域的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社會成員也在其成長過程中接受了這些規范，并且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況下根據這些規范限定自己思維和行動。比如，傳統體育項目通常和時節有關，這就決定了人們在相應的時節從事相應的活動，并且有的體育項目對參加人員的性別、服裝、和道具也有要求，這些都需要社會成員的遵從。總的來說，把觀念、物質、組織、行動和制度這5大要素作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構成基礎主要是因為它們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存在的基礎，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和普遍存在性，可以用來定義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性質。其中物質要素、行動要素具顯性的特質，觀念要素、組織要素和制度要素具有潛性的特質。并且這5大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作為一個系統存在的，除了相互影響、相互關聯以外，還相互牽制;除了具有結構整體的慣性以外還有結構變遷的可重構性。

3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理想動力類型

3.1內驅力:要素的斷裂、變異與突現正如之前所說，作為結構存在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其各大要素之間也是相互關聯、相互牽制、相互影響的，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導致其他的要素隨之發生變化，進而波其他要素，最后導致整個結構發生變遷。比如，如果變化是始于物質要素，就會導致觀念要素發生變化，觀念要素發生變化又會導致行動要素和制度要素發生相應的改變;如果是制度要素發生變化，那就會影響組織要素的變化，繼而引起觀念和物質要素的變化。在特定共同體、族群及個體等文化主體中的歷史繼承和傳遞是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一種文化形式或文化模式，抑或一種重要的文化特質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12］。但是，這種持久性并非體現在它的不變性和固定性上，而是體現在它在內力與外力的共同驅動下，在一代又一代新的文化主體上的傳承。于是，各個民族的具有特質的文化習俗、習慣和行為方式也會在這些文化共同體的世代生存中綿延不絕。從文化傳承的方式來看，既有對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鞏固和加強，也有對原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更新、修正和超越。具體到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遷，從我國南方地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也可以看出這樣一種變遷樣式的演變過程。由于內、外力的作用，導致構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基本要素發生了斷裂、變異和突現，最后推動其整體性的結構變遷。解放前，民族傳統體育在南方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盛行，活動形式和道具各種各樣，但活動的信仰基礎多為神明崇拜、英雄崇拜和村寨精神崇拜。民眾參加的動機也主要是祈禱神靈保佑生活平安順遂、人丁興旺。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民族傳統體育作為被打壓的對象，其物質要素、組織要素都遭到破壞，村民不能再像之前一樣大張旗鼓的舉辦活動，于是導致了行動要素的變異，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變得蕭條，甚至停滯。改革開放以后，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得以恢復，物質要素得到復原與重建［13］。但是，這種恢復與重建并不是對以前風俗與習慣的完全復制，任何文化主體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都必然會在文化學習、文化習得和文化適應過程中增添自己的某些革新與創新，或者出現具體的歷史條件導致原有文化改變的現象［14］。也正是這些變異與突現導致了觀念要素的變化，民眾的進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理念和目的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把參加傳統體育運動由先前的祈求神明保佑轉為作為對祖先的尊敬和感激及休閑、娛樂和社交的手段。

3.2外引力:結構牽引、文化融入與外力干預從結構理論的視角來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作為一種結構，它的傳承和發展并非是一種孤立的存在，而是鑲嵌在農村社會結構之中的，從更廣的范圍說是存在于整個社會結構之中的，可謂是結構中的結構。并且它的結構邊界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相聯接并發生著互動。由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具有形塑民眾思想的作用，理所當然的會受到來自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力的干預，這些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起作用的來自結構外界的力量即可稱之為“外引力”，進一步審視和分析可以發現外引力主要表現為以下3種形式。

3.2.1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構牽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鑲嵌于社會的系統結構之中，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尤其是在20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在經濟、政治、文化、人口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5］。在社會轉型中社會流動加速，農村人口特別是青壯年人群和社會精英大量的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這種流動一方面使得原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根基和群眾組織基礎開始出現動搖和斷裂，另一方面，這些流動群體又把外界特別是城市的現代體育文化帶回農村，促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異和轉型［16］。

3.2.2外界文化融入外界文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指的是本地域、本群體、本族群、本民族以外的文化，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具有伸縮性。由于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生存空間具有鮮明的區域性特征，大多數存留于交通不夠發達，信息交流較為閉塞的農村地區，傳播的范圍也多限于鄰近的幾個村寨，加之民族文化結構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排他性，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較為緩慢［17］。但隨著國家現代化進程、信息化的飛速發展，加之農村人口的快速流動，現代的和外來的文化開始滲透到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來。村民通過電視和電腦觀看到更廣闊的外界，思想也在接受著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要想得到傳承與發展，就必須要在文化觀念、表現形式與情感表達上進行改進以做到與時俱進。

3.2.3政治與社會力量也是推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國家或政府往往會“通過權利的文化網絡，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團體、廟會組織、神話及大眾文化的象征性資源等與鄉風民俗密切相關的渠道深入下層社會，實現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深入”［18］，這種干預在近代更為明顯。清朝末期，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員對許多落后鄉村的風俗進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包括改革一些傳統服飾、居住習俗、和一些落后的生活方式等，并使儒家文化滲透到這些偏僻的地區，加速其與漢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新中國成立后，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一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社會功能逐漸從宗族祭祀中延展開來，融入許多現代元素，展現時代風貌。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別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范疇，國家更是加大投入，對其有效傳承進行了各種嘗試性的干預，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19］。

3.3承動力:人的主體實踐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由于結構要素的裂變、突現與變異而形成的內驅力，還是由結構牽引、文化交融和政治社會力量等外界干預形成的外引力，都是通過媒介———“人的行動”來承載來達成的。所謂承動，正如其字面所表達的含義一樣，即包含承載也包含行動之意。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能夠傳承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生存于特定場域的人的行動，具體的說就是居住于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所存在的具體的區域的鄉民的主體實踐。這里所說的實踐與黑格爾以絕對理性的永恒邏輯為基礎運行或展開的實踐和與馬克思的主體同客體相互作用展開的生產實踐不同，主要是指布迪厄提出的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實踐，即“在最細微、最平凡的形式中體現出來的那些實踐活動———比如各種儀式、婚姻選擇、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經濟行為等等”［20］。布迪厄認為實踐活動的條件制約包括各種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等方面的規范，而維持實踐活動的生存條件則包括實踐主體的身體存在、心理結構、認識與行動能力等因素。運用布迪厄的理論來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可以認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就是一種固存于活動主體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及心理性格的內在存在，是有結構的結構，通過主體的實踐活動、表象的生成及組織的原則起作用，使主體一代又一代在無意識或自覺的狀態下通過行動外化表現，形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實踐性演示和傳承發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本性，同時也是人的活動得以展開的基本方式，在此意義上的實踐即具有承載之意。與此同時，這種實踐還會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條件下又會成為外在于人，束縛人的自由創造的自在和異化的存在，因此，主體也會采取各種手段以新的文化創造去超越原有的文化模式的束縛，這就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行動的含義所在。在此過程中，通常會出現3種不同的實踐形態，分別是習慣性實踐、慣習性實踐(或稱適應性實踐)與反思性實踐，這3種實踐形態由于本質的不同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慣習(Habitus)性實踐與習慣(habit)性實踐的不同點在于習慣性實踐是由傳統傳遞下來的缺乏能動性和創造性的行動，而慣習性實踐則不同，因為它能不斷地把場域或周圍環境中的新因素納入自身，在調整和重構自身的同時重新建構實踐的對象。習慣的主要品質是延續與接受，而慣習的主要品質在于重構與創造，并且它既不是理性的觀念創新，也不是本能的即時沖動，而是作為外在社會性在體內的積淀因素，在實踐中呈現出一種操作行為和操作技能。比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少數民族鄉村經歷了從傳統、封閉、貧窮和落后向現代、開放、富裕與文明轉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但受到了外界的滲透與影響，許多農村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為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其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文化，開始了自己的世界傳播之旅，對原有的別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行了選擇性的重新編排與展演，將民族傳統體育推向推向社會、推向世界，也使民族傳統體育有了更高的發展平臺。通過這種慣習性實踐(適應性實踐)，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才得以在傳承的過程中與時俱進。文化雖然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創造物，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群體性，并對個體的行為形成外在的強制力。由于文化的這種先天性特性，任何處于其中的人不論是自愿還是被迫都會受到其有形或無形的制約［21］。一個地區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通過前人一代又一代反復實踐而成的形塑之物，后人作為后來者通過耳濡目染與親身實踐把其中的傳統、習俗、經驗等以常識化、自在化、模式化的形式潛移默化的內化于個體之中，溶進其日常生活之中，并自在自發的左右著人們的行為。這種在慣性推動下的實踐是被動的沿襲和一種不加思考的行動，只是主體對傳統無意識的尊崇，起到的只是中介式的傳承作用，不具備推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和改革的動力作用，是實踐的低層次形態。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發展的實踐中應當做出反思，避免這樣一種低層次形態的出現。文化學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反思性實踐主要包含2個層面:1)從特定的價值視角對現實中的文化危機的原因、本質、問題、結果等做出診斷;2)提出走出危機的路子，開出診治的藥方。對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也是如此，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在生產生活、方式上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依附于特定社會環境和社會形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顯得不合時宜，這種情況如果能夠被研究者有預見性的提出或者被鄉民在實踐中發現，就能夠促成相應的反思與行動，從而推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變革。例如，有很多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除了主要表現生活場景外，還帶有大量的迷信風俗，用來求雨、求神或求偶。但是，隨著科學的普及鄉民接受的外界文化的增多，加上研究者及政府的提倡，鄉民的反思力也開始增強，逐漸發現其中的虛假性和不合理性，于是這些風俗習慣或被遺棄，或被改造［22］。人的這種主動的反思性實踐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改革和變遷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鄉民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承載主體，由承載主體所引發的變革會更加迅速與徹底。

4結束語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動力類型的探究是基于現實經驗的抽象分析，在內驅力、外引力和承動力3力的綜合作用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得以傳承與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3者之間并非是獨立的，而是相互關聯、滲透、互為依托的。只有充分認識到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結構特征、自我應對能力和發展動力機制的復雜性，才能把握其變遷的規律性，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從內驅力入手對其組織形態、物質基礎、風俗觀念等進行有意識的引導的同時，還要從外引力入手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為其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為重要的是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對其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與行動。如此，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與發展，才能作為人類總文化皇冠上的一顆璀璨寶石繼續熠熠生輝。

作者：閆靜 仇軍 單位：吉林體育學院  清華大學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