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概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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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運用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WTP）的調研資料，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最后，提出了提高當地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改善活動積極性的一些措施。

關鍵詞 煤炭礦區；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資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即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已成為影響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力度，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然而，矯正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制定相應的生態環境改善方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需要對煤炭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進行評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態環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無法通過其市場信息計算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學術界通常選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為評估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的方法。CVM一般通過研究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計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也就意味著，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將直接影響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對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進行分析。

對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國內多采用多元線形回歸、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傳統的計量分析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調查資料時，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對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不能進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可分為兩類：①真正的零觀察值（real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支持態度，但由于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沒有能力支付；②抗議性零觀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負面的態度，不愿意答復其心中的WTP，而選擇了零支付，并非該環境資源對其沒有效益可言。對于含有抗議性零觀察值的CVM調查資料，傳統的處理方式是先將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刪除，再對剩余下的視為合理的非抗議性答復樣本進行分析。但刪除大量抗議性樣本，不但將縮小原有樣本規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樣偏差（sampling bias），導致最終的估計結果的偏誤。也就是說，原來的樣本雖然是隨機選擇的，但并不意味著刪除抗議性樣本仍符合隨機抽樣的條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術界采用了能夠分析受限（censored）資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愿意參與支付，即將真正的零觀察值與抗議性零觀察值均視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認為零觀察值的由來，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調查者對該物品的需求為零，也就是被調查者選擇不參與該支付行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雙檻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將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分為兩個檻，即“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決策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付決策。根據Blackwell等［5］對消費行為的定義，消費行為是人們為獲取并使用財貨所直接參與的行為，包括在行為之前決定該行為的種種決策程序，可以判斷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決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調查者做出參與決策和支出決策的先后順序，符合被調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決策時的心理變化。DH模型認為唯有在兩個決策行為同時確立的情況下，才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支付意愿決策。DH模型有兩個優于Tobit模型的特點：一是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決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調查者的參與決策，而直接分析支出決策；DH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分為兩個步驟分別進行研究，且可以比較影響“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因素的差異。二是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零觀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許零觀察值可以同時有角解與非參與的理由存在。而且相關的文獻也已經論證了DH模型較Tobit模型對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更具解釋能力，如Eulàlia［6］、吳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國內對于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國平等［2］對陜北煤炭、油氣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該研究成果運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響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得出了影響居民“決定支出多少金額”這一行為的因素，但沒有考慮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行為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此，分析結果難以對居民支付意愿決定的決策行為做出較為全面的評價。

事實上，對于礦區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將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種行為分別考慮。礦區居民作為資源開采過程中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對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認識的誤區以及對治理效果的疑慮的原因，在接受CVM調查時，有可能會對受訪問題表現出負面的態度，導致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的出現。面對這種情況，DH模型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為合理的方法，該模型能夠對零觀察值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將DH模型應用于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將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對比分析，以判斷兩種方法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影響因素解釋能力的優劣性。所運用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7月對榆林市的神木縣、府谷縣和榆陽區的調研。其中神木縣、府谷縣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該煤田是我國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陽區橫跨榆橫、榆神煤田。這三縣（區）的資源都以煤炭為主，并都已進入煤炭開采的高峰期，因煤炭開采引起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充分顯現，調研價值顯著。調查歷時15天；調查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碩士研究生；具體調研區域：神木縣大柳塔鎮、店塔鎮，府谷縣三道溝鄉、廟溝門鎮，榆陽區麻黃梁鎮、牛家梁鎮、小紀汗鄉等；調查以戶為單位，每戶選取一名對家庭情況較為清楚，并長期居住在當地的成員作為被調查對象。

2 研究模型與數據說明

2.1 模型簡介

DH模型是Cragg對個體消費行為進行研究時提出的，用于分析個體消費決策中兩個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4］。DH模型針對每一個消費決策階段，設立了相應的方程式與之對應，即一個是用來“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個則用來“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為第一個檻，即參與方程式；式（2）為第二個檻，即支出方程式。兩個檻的殘差項彼此是獨立。Di為“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虛擬變量，當Di等于1時，表示愿意參與支付；當Di等于0時，表示不愿意參與支付。Y*i為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α、β分別為待估計的解釋變量系數；Zi、Xi分別為影響參與決策的解釋變量；vi、εi分別為殘差項。

只有當被調查者i的參與變量Di等于1時，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大于0時，該被調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將等于Y*i；而在其他情況下，無論被調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是正或是負值，被調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均為0，即

YDi=Y*i 當Di=1,且Y*i＞00 其他情況

（3）

結合式（1）、式（2）、式（3），將可能產生的四種消費決策組合，見表1。

2.2 基本數據

本次調研采用的CVM問卷由3個部分組成，一是礦區居民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二是為改善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當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調查；三是礦區居民的社會經濟信息，如年齡、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等。其中，對當地居民支付意愿調查的引導方式選擇了開放式：開放式引導技術避免了其他引導方式因投標值的設定而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調查者長期居住于礦區，對煤礦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具有較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開放式引導技術的使用前提。在設計問卷時，對開放式引導技術進行了改進：詢問被調查者是否愿意每年為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支付一定的費用。如果被調查者回答“不愿意”，則詢問拒絕的原因；如果被調查者回答“愿意”，則詢問他的愿付金額，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調查采用隨機入戶訪談的方式，共發放問卷580份，問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問卷535份，問卷有效率為92.24%。

2.2.1 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最小16歲，最大88歲，平均年齡39.78歲，被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21-60歲之間；文化水平以初中為最多，其次分別為高中和小學，大專及以上和未上學最少；職業以農民最多，商人、工人、學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樣本量的55.14%。

2.2.2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調查者認為當地生態環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22.99%和53.64%；而認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0.75%和0.19%。從調查結果的統計來看，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強，其中：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知道一點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調查的535份有效樣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參與支付，而且支出金額大于0?？梢杂嬎愠觯行颖局校Ц兑庠杆嫉谋戎貫?5.98%，即有效樣本的支付率為65.98%。支出金額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兩個檔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環境留給子孫后代；保護生態環境是一種社會責任。34.02%的調查樣本為零觀察值樣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較低，沒有支付能力；認為污染企業和政府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生態環境改善沒有信心，擔心生態環境治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其中后兩種原因導致了抗議性零觀察值的出現。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額估算

3.1.1 支出金額估算

根據調查資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估算，該模型對開放式問卷和二分式問卷均有效。

首先計算被調查者中正支出金額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為支出金額，Pi為被調查者選擇該數額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修正，經過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額E(WTP)非負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負=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選擇零支出金額的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并不一定為0，因此E(WTP)非負可被認為是其對支出金額的保守估計，E(WTP)正則認為是上限。綜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

3.1.2 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計算

根據張志強等［9］利用支付率對調查相關區域居民戶數量的處理方法，結合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值，計算出榆林煤炭開采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

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平均支出金額×(居民戶數×支付率)（4）

《陜西統計年鑒2010》的資料顯示，榆林煤炭礦區共有居民912 568戶，結合本次調研的支付率以及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本文推斷，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3.2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選擇一些常見的特征變量來研究影響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職業等［11-12］。本文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并結合國內外應用CVM的研究，選定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區域作為解釋變量（見表4）。本文運用Eviews 6.0軟件對影響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別進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計，結果見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計結果。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收入狀況、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相一致。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不顯著。除此之外，其余的變量均表現出了較大差異。其中，Tobit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性別、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沒有顯著性影響，但這些變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另外，Tobit模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WTP的支出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通過觀察DH模型的參與方程，本文發現，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但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這表明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這一行為的影響程度非常的微弱。考慮到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方程進行研究，同時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計過程中對有效樣本量進行了必要的選擇，本文認為，這些現象屬于一種可接受的結果。如同Jones對DH模型和Tobit模型進行比較后所做出的結論，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能會存在誤導的現象，也就是說有些變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無法觀測到的，或者說相同的變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對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會有所不同［13］。鑒于此，本文根據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議，采用似然比值法來檢驗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檢驗可以通過下式計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別是分別估算Tobit模型、參與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對數似然值，k是模型中獨立變量的個數。假設：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則接受原假設，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則拒絕原假設，采用DH模型進行估算。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根據式（5）計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絕H0，證明，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來解釋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

（1）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受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區域的影響；但沒有發現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這些因素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有顯著性影響。其中，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參與支付，表明了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PLACE1和PLACE2都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且兩個變量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榆陽區和府谷縣的被調查者比神木縣的被調查者具有更高的參與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響。其中，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分別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與經驗判斷一致。

被調查者的年齡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赡艿脑蚴牵合鄬τ谀贻p人，年紀大的被調查者更愿意留在當地繼續生活，所以他們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一份力。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也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論似乎與經驗判斷不符，但本文認為這一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開采對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壞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因此，農業生產從事者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資。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也具有正向影響，其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似乎也與經驗判斷不符，但結合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本文發現，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作為唯一影響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較低的被調查者的一種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能夠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調查者又對當地生態環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實際的支付中選擇較低的金額。這一點也是Tobit模型的結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其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越多，其支付金額就越少；被調查者的性別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男性的支付金額比女性的支付金額少。

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額越少。這可能與我國當前實行的生態環境治理政策有關，我國目前實行的煤炭行業生態環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這種原則使得被調查者傾向于認為生態環境治理的責任者應該是污染者、破壞者。因此，這種傾向在一定程度“擠出”了對環境保護政策較為熟悉的被調查者的愿付金額。

通過以上對DH模型估計結果的分析，本文發現，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這與吳佩瑛等［3］的研究結論一致。

4 結 論

本文運用CVM對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進行了調研，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Tobit模型與DH模型支出方程對被調查者支付決策影響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異同。

運用似然比值法對兩種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得出，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本文的政策含義也十分明顯。第一，政府部門應該通過一些切實可行的工作，確保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讓礦區居民認識到當地生態環境的可治理性，從而增強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信心。

第二，進一步加強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宣傳的力度，增強居民對保護生態環境意義的認識和生態環境治理重要性的認識。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才能調動他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切實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強礦區居民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對礦產資源開發引起的外部不經濟性的認識力，進而提高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活動的積極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響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導致居民選擇零支付的一個原因。因此，政府部門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狀況，鼓勵和引導居民發展多種生產經營，提高收入水平；同時鼓勵非農生產從事者積極參與到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活動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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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第2篇

現將敦煌公司生態環境整改成效復查復核結果和生態環境整治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生態環境整改成效復查復核結果

全面排查敦煌國際會展中心、敦煌大劇院現場，未發現有環境污染的情況。

二、主要工作開展情況

（一）認真落實安全環保主體責任。根據集團公司年初工作會議精神，制定了“一實現、六控制、十杜絕”為主要內容的安全環保工作目標，按照“四級控制”的原則，對安全環保目標責任細化分解，通過簽訂安全環保責任書，將目標責任層層細化落實到部門、班組和個人，形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安全環保責任體系，共計簽訂安全環保目標責任書158份，為公司年度安全環保目標順利實現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積極貫徹落實上級單位安全環保文件精神。及時轉發學習國家、省上有關安全環保文件精神，嚴格落實了集團公司有關文件要求，全面深入做好當前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工作，有效引領方向，筑牢安全生產管理思想防線。堅持問題導向，抓主抓重全力做好安全環保工作，夯實安全管理基礎。

（三）環保組織機構調整。結合公司人事調整實際，第一時間調整變更了公司安全環保管理委員會成員名單，為進一步做好公司環保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

（四）廣場綠化養護。綠化帶內補種一批側柏、香花槐、饅頭柳、白蠟樹、金銀花等苗木。進一步優化了場館周邊環境。

三、大氣污染治理情況

（一）生活鍋爐排放。敦煌國際會展中心及敦煌大劇院共使用天然氣鍋爐8臺，包括常壓鍋爐6臺、蒸汽鍋爐2臺。天然氣屬于清潔能源，燃燒后只產生少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符合國家排放標準。目前，供暖已結束，鍋爐暫停使用。

（二）廚房煙油排放。敦煌國際會展中心中央廚房及基地員工餐廳的排煙機均設有排煙凈化過濾裝置，且運行正常，滿足設施配置要求，日常油煙排放滿足《飲食業油煙排放標準》。目前，會展中心中央廚房未使用。

四、生活污水治理情況

敦煌國際會展中心及敦煌大劇院污水主要來源于生活污水、餐廳污水。敦煌文化公司共建有50 m3化糞池4座、4m3隔油池4座，用于污水預處理。預處理后的污水排入敦煌市市政污水管網，進入敦煌市污水處理廠，處理達標后排放。目前，系統設備運行正常，未對周圍環境造成污染。

五、固體廢棄物污染治理情況

（一）日常辦公及生活垃圾治理情況。敦煌國際會展中心及敦煌大劇院各樓層有垃圾箱若干，日常環境垃圾和項目垃圾每日由樓層保潔人員回收清理，并統一清運至B館西側房車營地垃圾存放區。由敦煌市城市環境衛生管理站集中清理至垃圾處理場，確保不發生環境污染事件。

（二）固廢物治理情況。敦煌公司建立了固廢物庫房，完成庫房管理制度的編寫；制作粘貼庫房管理標識牌并對庫房進行制度標識牌上墻，對固廢庫房劃分區域，對固廢物分類別進行存儲，建立物資臺賬及固廢物移交明細臺賬，強制回收各部門生產經營過程產生及更換的電池、墨盒、硒鼓等危險廢物，進行集中分類儲存管理。目前，儲量很小，正在聯系有資質的第三方回收處理，確保固廢物不違規外流造成環境污染。

六、布展垃圾的清理情況

在展會布展、撤展期間，每日督促搭建商、參展商及時對當日產生的施工垃圾和包裝垃圾運送至場館指定垃圾存放區，在布展搭建、撤展過程中安排專人進行監護，確保垃圾及時清理。目前，第四屆文博會展覽展會相關方案暫時未確定，布展搭建工作尚未開展，未產生布展垃圾。

第3篇

關鍵詞：生態關懷意識 煤礦礦區 景觀改造設計

中圖分類號：TU9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5）09-0126-02

一 煤礦礦區環境景觀改造設計研究的背景及現狀

1.1研究背景

煤炭不僅是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社會財富的重要源泉，但是在給人類帶來一系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的嚴重危害。無止境的采煤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危害：露天煤礦讓土地無法再使用，漫天飛舞的粉塵污染空氣，洗煤后的酸性礦山排水會滲入河流中，造成水污染，產生對人體健康的不良影響。煤礦業城市的發展明顯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日益突出，如果不對煤礦礦區進行相關的生態治理以及景觀重建，很容易產生礦業城市的衰退。

1.2國內外城市煤礦礦區景觀設計研究現狀

我國煤礦礦區圍繞著環境治理與生態的角度，大多建成濕地公園或者是森林公園。典型案例就是唐山南湖公園。改造前是130多年開采導致的塌陷，形成了占地32.54公頃的大水面。改造以生態修復為主，形成了集游憩觀賞和水上活動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生態公園。它在景觀設計上采用了生態濕地的方法，讓采煤造成的塌陷地變成了旅游勝地。

國外我們所熟知的典型案例是德國杜伊斯堡景觀公園，改造前是一個集采煤、煉焦、鋼鐵于一身的大型工業基地，改造后是以工業背景為主的大型工業旅游主題公園。園內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業設備并進行改造，將創意的景觀改造方法引入到礦區景觀設計實踐中，保留了礦區城市的文化特色，促進了社會和諧與文明的發展。

二 煤礦礦區環境景觀改造設計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2.1研究目的

通過對所研究的煤礦礦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實地考察，分析和總結，基于生態關懷的角度，對煤礦礦區的景觀改造設計提出自己的見解，來解決煤礦礦區工作和生活區域的改善和修復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2.2研究意義

煤礦礦區的環境景觀設計研究具有社會意義。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大量煤礦礦區的存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引起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城市發展問題、安全問題等。通過景觀改造和設計，可以改善社會問題，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避免矛盾激化。

煤礦礦區的環境景觀設計研究具有生態意義。煤礦礦區的無節制開采，對環境以及工作和居住在此的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危害，的矸石山，漫天飛揚的煤灰，土壤質量的降低，植被的污染與破壞，煤灰在風力、降雨等的搬運下，對水環境、大氣環境造成污染，而且被污染的水和土壤中也含有很多重金屬，有些污染日積月累帶來的傷害甚至是致命的。煤礦礦區的景觀改造設計，能夠對原來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得到改善。

煤礦礦區的環境景觀設計研究具有經濟意義，在礦區環境景觀改造設計之后，會帶動周邊農業、旅游業的發展，并且根據所在區域的功能需要，對廢棄場地和礦區設備用創新的方法改造，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三 生態關懷意識與煤礦礦區環境景觀設計的融合及相關研究

3.1生態關懷的概念

生態關懷指的是對構成大自然生態環境所有要素的一種關愛之情，在這次研究中我所認為的生態關懷，是通過生態景觀的設計手段，來表達對陪我長大的煤礦礦區情感上的關愛，是一種故鄉情感的寄托。

3.2生態關懷與煤礦礦區環境景觀設計的分析

3.2.1人的情感關懷與煤礦礦區環境景觀設計

煤礦礦區的景觀空間是以人為主體的，在這個空間中，人們有不同于其他空間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所以在煤礦礦區進行景觀設計，要從習慣出發，充分考慮和體現出人們對這個區域的情感關懷。根據不同空間不同功能劃分，人性的需求、差異、行為習慣等，營造相適應的設施環境，使使用者能夠在空間中感受到滿足和舒適，最后感到愉悅，讓工作和生活環境更加舒心。對煤礦礦區這種特殊環境的空間，要結合人們的情感關懷來進行相對應的生態景觀設計。

3.2.2煤礦礦區的工作性質決定了煤礦礦區環境景觀設計須走生態路線

煤礦礦區特殊的工作性質，作業環境惡劣，環境污染很大。煤礦工人每天都需要在地下幾百米甚至幾千米的空間工作，并且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讓他們不能有規律的飲食和作息，每天的下井工作從地面進入礦井之后，由于礦石表面氧化、木料腐爛、鑿巖、爆破以及裝運等作業產生的粉塵和有毒害的氣體，導致礦井空氣成分發生變化，不同于地面，井下空氣的變化，造成礦井作業環境惡劣，空氣質量和氣候條件很差，嚴重有害礦井職工的安全與健康。地下工作環境通過礦井通風與防塵可以改善，地面裸漏的煤場，植被的破壞，二次揚塵等，就可以通過生態景觀設計的手法來進行改善。

3.2.3煤礦礦區的背景環境需要煤礦礦區環境景觀設計中有生態關懷

幾乎每年都會有煤礦事故發生，每天在惡劣的煤礦礦區工作，即使是微小的礦塵，也會產生爆炸，造成國家財產的損失和人員的傷亡，而且呼吸過多，會導致矽肺病，在礦區工作的工人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在煤礦礦區的環境景觀改造設計中，要融入更多的生態關懷。

四 以河南省平頂山市四礦為例

4.1四礦簡介

平頂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是典型的煤礦資源型城市。四礦，是平頂山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骨干礦井之一，東與一、二礦相接，南與三礦為鄰，西鄰六、五礦。礦區東西長約2.5km，南北長約5.5km，礦區面積約12.7149km2。礦區北部以農業為主，零星分布有家庭養殖業。南部以生產區為主，占地面積約8×10000m2，生活區位于生產區的南北兩側，在四礦工作的人們幾乎都住在南北兩個生活區內。

4.2現狀分析與問題

平頂山四礦經過了幾十年的開采，為國家生產了大量的煤炭資源，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和地方的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在煤炭開采過程中，也產生了大量的問題，對工作環境和身體健康的危害非常大，而且礦區生產區南北兩側都是生活區，礦工不僅工作環境沒有保障，而且生活居住環境也受到了污染。

四礦礦區目前存在的問題有：地面水下沉、錯動下沉、水水污染、煤矸石占地及風化污染、植被破壞、二次揚塵等。這些都是無節制的礦業活動帶來的后果，可以通過景觀改造設計來改善礦區惡劣的環境。

4.3設計主題

從生態關懷角度出發，打造一個交叉重疊的具有多層空間層面的煤礦礦區環境景觀空間，具有煤礦礦區的特色的空間體驗，遵循工作、時間和空間的序列，創造一個自由隨性的煤礦礦區關系景觀網。不是單純的景觀或是單純的礦區，而是一種景觀和礦區完全融合的結構。滿足人們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同時又是生態、煤礦文化、娛樂、運動、放松休閑相結合的開放性的場所。

4.4設計分塊模式

4.4.1以礦區采煤為主的工作區

以煤礦礦區人們工作時共有的習慣需求為出發點，比如工作順序會產生相對應的空間，進行景觀設計，由需求進行分析設計相關的空間，解決習慣需求問題的同時也可以改善礦區環境。

通過結合景觀設計，廢棄煤礦資源再利用，使其產生新的價值。比如對煤矸石可以景觀綠化，能有效遏制煤矸石對環境的污染，還能為草本植物和菌類生物的成活創造較好的微生態環境。綠化后的煤矸石山再加以改造創建，為礦區工人改善工作環境的同時，也可以轉化為優良的旅游資源。將廢舊建筑產生新的建筑價值，鐵軌，拉煤車，井架等廢棄物件形成新的景觀小品等。在四礦辦公樓前廣場，是職工等班車的區域，礦區環境惡劣，粉塵嚴重，再趕上刮風下雨的天氣，露天的廣場無處躲藏，設計輕盈透明的等車空間，加上廢棄鐵軌和拉煤小車作為景觀小品的裝飾，讓等車的時間也可以心情舒暢。

廢舊的建筑空間改造翻新，可以為工人設計更多的公共空間，在工作之余帶來一絲愜意，也可以開力煤礦礦區博物館，介紹四礦的歷史發展路程，煤炭開采知識，展示煤炭開采過程中發生的災害事故圖片，進行安全教育等；在安全的前提下開展井下參觀游，組織前來的游客身穿礦工服，背礦燈，感受礦區工人工作環境，也帶來了旅游效益。

4.4.2以礦區周邊的果園、有林地以及水澆地為主的農業區

整個礦區后面是擂鼓臺山，不同的季節田野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在農業區強化這種自然的感覺，給黑灰色的礦區增加亮點，并且可以改善礦區環境。

利用這些自然景觀與人工景觀，結合著礦區和生活區對其進行規劃，加以適合煤礦礦區的綠化植物，形成各類休閑區，為整個礦區融入田園風光結合的生態景觀設計，并且改善了周圍住戶的生活環境。平頂山目前還沒有與煤礦旅游相結合開發的景區，兼具礦業旅游資源和農業旅游資源的景區，不僅可以吸引對礦業旅游有興趣的游客和周邊居民，還為需要接近自然、放松休閑的人們提供場所。充分利用煤礦礦區內及其周邊的果園、有林地和大片水澆地等農業資源，比如開辦特色果園、菜園、花圃等，讓游客享受田園樂趣，開設自然生態農場，親身參與農業生產活動，在感受完礦區文化之后還能體驗農耕生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4.4.3以礦區南北方向居民樓為主的生活區

礦區的生活區和工作區緊挨著，受到地下采煤影響，原本一排排的平房因為地下煤空缺產生裂紋，導致不能入住已經部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五層高的樓房。大部分之前的平房住戶早已經習慣熱絡的鄰里情，幾乎都是住了四五十年的老鄰居，樓房分淡了感情，大家還是還念平房時的熱絡。想通過景觀設計，來幫助生活區的住戶找回住在平房時的熱絡。給整個煤礦礦區關系景觀區增添濃濃的人情味兒。

采用和工作區生活區一致的相呼應的景觀形式，利用一些廢棄的拉煤小車、鐵軌等礦區元素，根據不同程度的塌陷地形，在地表上營造促進鄰里間交流的公共生態空間，讓空間來促進鄰里之間的交流，給煤礦生活區帶來活力。在居民樓圍合形成的空地設計一塊休閑廣場，利用廢棄鐵軌，加上帶滑輪的可推拉的組合椅，在廣場中間設置淺噴泉，還可以凈化小范圍空氣，為礦區職工提供放松愜意的生活空間。

五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