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社會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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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接下來的一個時期可以被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學科開拓時期。除原有的三大領域外，社會語言學又開拓了其它領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言語接觸等領域的研究發展最快。

1．互動社會語言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成形于20世紀80年代初。甘柏茲的《話語策略》［4］的出版，標志著互動社會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的一個分支正式建立。互動社會語言學重在研究如何用語言學的知識解釋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其理論的核心是“互動”，認為具有交際功能的言語互動才是語言的本質所在，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交際活動之中，通過言語互動產生交際效果的語言形式才是語言事實。甘柏茲在他的論著中提出了會話策略、語境提示、會話推斷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會話策略是指會話參與者能夠維持會話繼續、增進雙方相互理解的能力。會話推斷即話語理解的情景化或語境化過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評估交際參與者雙方目的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反應。語境化提示即提示有關交際知識，尤其是語境的語言信號，包括語碼轉換、超新段標記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際互動中引導指示話語、預測行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Goff-man進一步補充完善了Gumperz的語境推理，強調社會互動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禮貌原則;Tannen則將研究中心轉向異性之間的言語互動，特別強調談話的節奏性。

2．言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不同說話人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語言使用狀況，因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語言學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語互動觀［6］，摒棄結構主義的“理想”同質狀態，朝著“真實”的言語社區的方向不斷前進。Hockett、Lyons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單語性，即某一語言社區內只流通某一特定語言(方言)。甘柏茲對言語社區單語性的論斷提出質疑，提出言語社區也可以是多語的，為避免“以語定區”帶來的單語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和“共知的社會規范”作為言語社區的兩條主要標準，整合了共同準則的變異遵守等觀點，指出言語社區是由共同規范和愿望結合在一起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人的多樣化的系統，進而強調了言語社區的系統性和規范性。隨著言語社區界定的不斷深化，言語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越來越明確，并占據主流。此外，個人認同在言語社區的界定中同樣備受關注。LePage指出言語社區中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是許多不同言語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的情況下認同不同的言語社區。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對個人認同問題作了研究。

3．語言接觸19世紀史密斯、特魯別茨柯依對施萊格爾“譜系樹”理論的“同構”和“對應”提出質疑之后，語言接觸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早期語言接觸研究主要從語言內部結構因素的角度研究語言接觸，直至Kipar-sky提出社會因素決定語言接觸深度的觀點，語言接觸的研究才逐漸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此后，這一觀點被大批學者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語言材料及觀點。語言接觸研究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分為語言結構的研究和語言使用的研究。語言結構的研究，即以接觸中一種語言為基本視角，研究其在詞匯、語音、語法三個層面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情況，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借用和語言干擾。語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主要關注語言轉用、語言混合和語碼轉換。語言接觸可以導致社會雙語的形成，而社會雙語現象又可分為穩定和競爭兩種情況。對于穩定的社會雙語現象的理論研究，主要歸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礎上完善了“雙言制”理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體有著嚴格的社會分工;同時，提出“語域”理論，用以分析語言變體在缺乏社會規范時的使用情況［9］。

二、國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一)引進期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直至80年代末，國內語言學界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此時以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引進為主，尚未展開結合漢語實際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現在理論譯作和通論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將這一時期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引進期。理論譯介方面，大批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形式被引入國內語言學界。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通論性著作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社會語言學》(198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仍在繼續。較上一時期而言，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及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將這一時期稱為模仿時期，即模仿西方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時期。專題研究成果集中在語言變異、語言接觸、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理論等幾個領域。1．語言變異研究研究內容涉及語言變異的重要性、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語音詞匯句法變異、特定地區語言變異等。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居多，包括廣告中語言的變異現象、教學及詞典編纂領域的語言變異現象、網絡語言中的變異現象等。學者對語音、詞匯、語法的語言變異研究都有涉獵。語音變異方面，以個體音變研究為主。趙一農［10］從語音變異研究出發，論述語言的自我調節機制。詞匯變異方面，王立、程祥徽、蘇金智等研究的是人體動作詞語、新詞、詞語差異方面的詞匯變異;蘇金智則從詞匯變異角度研究語言變異與多樣文化的關系。句法變異方面的研究較少。2．語言接觸研究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已涉及語言接觸的多個領域。趙杰從語言接觸引發語音干擾的角度，研究北京話受滿語和旗人話影響所產生的“融合式音變”現象。蘇金智從語言接觸引發借詞的角度，研究漢語借詞，提出借詞演變的基本模式。吳雅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法滲透的角度，研究漢語語序對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的同化作用。羅美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和融合三種現象出發，對五色話、白話、五屯話、干河灘保安語的語言質變進行考察。綜上所述，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具體例證階段，即運用西方語言接觸理論及方法，例證中國的語言接觸問題。3．互動社會語言學研究劉煥輝的《言語交際學》是國內言語交際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還有姚亞平的《人際關系語言學》和劉煥輝、陳建民主編的《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等。20世紀末，孫維張、呂明臣的《社會交際語言學》著重理論闡述，強調言語交際的社會性，試圖從宏觀角度建立交際語言學的基本框架。岑運強從人類學史、語言學史及言語語言學的視角，追溯言語交際語言學在東西方的源頭，首次從結構上分出說服學、回答學、語境學、語言變異學，從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學、演講學、辯論學、談判學、推銷學、廣告學。4．言語社區研究言語社區理論是近年來剛剛引入中國社會語言學界的新理論，鄭海翠、張邁增、張紅燕簡要探討了言語社區的相關理論。楊曉黎對構成言語社區的基本要素問題展開討論，對言語社區理論中的“設施”要素提出了質疑［15］。夏歷依據在京農民工的資料，質疑言語社區的“地域”要素［16］。但言語社區方面較有影響力的重要理論尚未建立，仍處在萌芽階段。國內學者的關注點仍集中在運用此理論的實證性調查方面周剛對海外華人、校園、網絡等社區內的群體言語進行了實證性的研究［17］。

第2篇

既然社會生態學是協同發展論的科學基礎，那么，為了創立和實施協同發展戰略，首先就應當建立起有關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態觀念，亦即社會生態觀的優先確立。

(一)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

人類群體(社會)與其生態環境組成的生態關系或生態系統，構成了社會生態關系或社會生態系統，它是既有生態的自然屬性，也有生態的社會屬性，還有生態的經濟屬性這樣三重性質的客觀現實存在。生態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態，是生態關系(系統)的自然存在狀態，如與人類群體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態系統、動物生態系統、微生物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社會性或社會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社會存在狀態，如人類社會創建起來的實業生態系統、運載生態系統、文化生態系統、民居生態系統、軍兵生態系統、管控生態系統等等。生態的經濟性或經濟生態，它是生態關系(系統)的經濟存在狀態(是社會生態的又一重要形態)，如生態經濟領域的生態生產力系統、生態生產關系系統、生態資源配置系統、生態經濟基礎系統、生態經濟效率系統、生態經濟價值系統、生態經濟流通系統等等。人類社會的生態系統，無論是全人類參與的全球生態(地球生物圈或生態圈層次)，還是部分人群參與的區域生態(城市生態、鄉村生態、城鄉復合生態層次)，都被著名生態學家馬世駿院士通稱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或者被歸納到“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問題”之中了。

(二)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

社會生態的協同發展，自然是構成“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三大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自然生態子系統的協調同步發展即協同發展了。顯然，這里的社會生態協同發展，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其中包括社會生態的系統協同發展、社會生態的時間協同發展和社會生態的空間協同發展等諸方面的協調同步與統一運作。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社會生態研究闡明，社會生態系統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平衡狀態即進入社會生態平衡時，該系統才能有效地實現協同發展。否則，協同發展就無異于紙上談兵了。

(一)社會生態系統自組織平衡態

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個社會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大體保持均衡，從而維持著該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這個社會生態系統便達到了生態平衡的狀態，亦即進入了社會生態平衡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一旦由于物資、能源和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根本滿足不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就進入到了供小于求這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反之，當物能信息的供給所生產出來的各類產品，遠遠超出了全社會的需求時，該社會生態系統便進入到了供過于求的另一類社會生態的失衡狀態。德國功勛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將一切“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統稱為“自組織著的系統”。那么，何以并無外力作用，系統卻能自我組織起來呢?這顯然是因為“系統的各部分之間互相協作”，即各子系統之間“通力協作的結果”。社會生態系統就是這種“自組織著的系統”，它的各組成要素即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無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協作”或“協同工作”，就能夠不斷地自行產生即“自組織”起具有新的結構和功能的“社會•生態•經濟復合系統”。不言而喻，這種人類社會生態平衡的系統狀態，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自組織平衡態。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平衡論

1．系統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社會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在一定的時期內，它們的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就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均衡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只有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子系統，統統都達到了生態平衡狀態而不是生態失衡狀態時，各個子系統之間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任一生態失衡的子系統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子系統一道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2．時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定的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歷史發展階段，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歷史發展階段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3．空間協同發展與社會生態平衡。為了達致社會生態平衡狀態，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在一定時期內，其物資、能源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也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和動態平衡的系統狀態，亦即社會生態平衡態。當社會生態系統的各種空間拓展狀態，都達到了生態平衡態而不是生態失衡態時，各空間拓展狀態以至整個社會生態系統，方才能夠實現協調同步地均衡發展即協同發展。否則，生態失衡的某空間拓展狀態是斷然不可能也無法與生態平衡的其他空間拓展狀態一起協同發展的，從而自然也就沒有社會生態系統整體的協同發展了。

三、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哲學

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問題，不僅和人類社會的生態觀念及自組織平衡態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且也與社會生態的哲學思想息息相關: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經過升華，將會不斷地豐富與深化社會生態哲學，而社會生態哲學對于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則將發揮指導作用。

(一)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認識論

生態系人即身處生態系統中的人，它們和社會生態系統，分別成為社會生態研究的認識主體(研究者)和認識客體(研究對象)，并且構成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一對基本范疇。正是這對認識論范疇在認識過程中的協同運作或協同發展，才使得人類的社會生態認識，能夠沿著社會生態實踐社會生態認識再社會生態實踐再社會生態認識的正確路線和方向不斷地深入和發展下去。不言而喻，社會生態認識論正是生態系人對于社會生態系統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必然結果，亦即生態系人與社會生態系統這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不斷協同運作即協同發展的必然結果。顯然，社會生態協同發展論在向唯物主義認識論升華的同時，也得到了社會生態認識論的指導。

(二)協同發展論與社會生態辯證法

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并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還存在著各子系統之間協同運作的自組織矛盾運動，它成為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

1．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社會生態系統客觀存在著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這樣兩種基本的辯證關系:前者是人天關系，后者是社會關系。然而，無論是人天關系還是社會關系，它們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只有達到并維持其和諧共存的相關性或相關度時，才是良性循環的最佳相關性或度，由此方能實現社會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正因為如此，社會生態系統對立統一的辯證相關性或度，便是其協同發展的客觀基礎。否則，社會生態系統就根本不可能協同發展。

2．社會生態協同發展的動力源泉。由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互相協作，進而產生出新結構和新功能的系統，不就是哈肯所發現的“那些在沒有外界干預下獲得新結構的系統，即組織著的系統”嗎?社會生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相互協作即自我組織，也就是該系統“本質自身中的矛盾”。正是這種內在“協作”即“自組織”的矛盾運動，成為了社會生態系統“一切運動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為該社會生態系統協同發展這一“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動力源泉了。

(三)協同發展論與生態生產力論

第3篇

近年來，伴隨著對于高爾夫球運動認識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聯合調查表明：高爾夫球場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時起到了解決就業、增加稅收、改善居住環境、改善投資環境等積極作用。使得高爾夫球運動得以正名，高球項目的發展又重新煥發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別建立了中國第一家和第二家公眾高爾夫球場，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優惠。這種支持是建立在社會各項事業統籌和可持續發展上，來自于政府的這種態度對于高球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社會因素。①高爾夫運動代表的文化內涵，滿足了社會的某種精神需要。高爾夫運動的文化內涵是豐富的，代表了游戲、競技、休閑和溝通，分別對應了生活文化，商業文化，休閑文化和社交文化。作為一種舶來品，高爾夫運動提供給人們更多的選擇，首先體現在生活方式選擇上的多元化與個性化，高爾夫球運動提供獨特的生活理念，比如，與大自然的最親密接觸、陶冶情操。目前參與高爾夫球運動的群體，以中高端商務人士為主，因此，為高球運動貼上了“商業文化”的標簽。高爾夫運動在動靜的轉變之間，盡顯了領導者的抉擇風范。高爾夫球運動的發明來自于蘇格蘭牧羊女的游戲，其休閑的特質也盡顯無遺，置身于藍天綠草之間，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無疑是休閑的絕佳方式。同時，活動范圍擴大和加深，社交成為個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爾夫運動，為人們展示了一種有效、有層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為其所涵蓋的文化特質，適應了當今社會的不同人群不同層面的需求，高爾夫運動才得以廣泛開展。②經濟發展與高爾夫運動的開展相互促進。某種意義上講，高爾夫運動在我國的開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產物。開展該項目，并不僅僅是建立一座球場那樣簡單容易，在一座座高標準球場的背后，是一條長長的經濟鏈條，包括配套設施，道路和運動用品（球具、服裝、球車等）等，這一切都需要經濟上的巨大投入，沒有強大的社會資源作基礎，是無法發展的。無論是從占地還是維護、經營，高爾夫運動都需要相當昂貴的費用，強大的經濟實力，是開展該項目的根本前提。東部和沿海地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度發展，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源，這些地區的也是開展最好的，所以，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等于是空談。據統計，高爾夫運動的開展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正相關，二者為互為促進、互相影響的關系。因此，經濟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高爾夫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反過來，高爾夫運動也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需要解決好的幾個問題及對策

伴隨著社會的發展，高爾夫球運動作為一項典型的休閑、競技體育并存在形態，成為體育發展的趨勢，理應得到正視，促進其合理發展。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強制度建設。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爾夫球的發展往往就會陷入短視、急功近利之中，對于其本身的長遠發展是一種不小的傷害。因此，只有從宏觀的角度，建設與其他社會建設相協調的高爾夫球發展制度，并且站在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場失靈、環境污染、亂占耕地等問題的再現，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適宜的政策，以幫助高球運動健康的發展，使高球運動本身的效益和社會收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