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處理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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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網絡環境 初中物理 探究式

搭建網絡環境下的初中物理實驗探究式教學方式，其目的就是在初中物理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生經歷學習與理解、應用概念與規律的過程，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比較、感知、分類、概括等各種基本的思維技能的訓練，最終提升初中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水平。隨著網絡化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基于網絡環境下的初中物理實驗探究式教學方式成為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全新方式，網絡化信息技術在初中物理實驗探究式教學過程中的應用填補了傳統教學方式的空缺，并提高了初中物理實驗的教學質量，搭建起了新型化的師生關系，全面地提高了教學效果。

一、網絡環境下的初中物理實驗探究式教學方式的路徑

1.問題發現。探究式教學源于問題，教師要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就應創建好發現問題的相關情境，使得原有知識與新知識產生聯系，有效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與學習動力。網絡化信息技術就成為了信息展示的媒介，能幫助學生從日常的生活、自然現象或物理實驗現象的觀察過程中發現物理學相關的問題。

2.假設猜想。在探究式教學中，教師要指導學生有針對性地提出問題，用已有的知識為基礎，多種方式收集信息及深入地思考問題，進而讓學生展開聯想，大膽地提出科學猜想。因為初中學生對提出假設的有效性及合理性肯定會有相當大的差異，此時，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努力創建一個輕松、民主的課堂氛圍，激勵學生勇于發表觀點。網絡化信息技術的作用就是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創建起和諧、輕松的交流與討論氣氛。

3.發現探究。經過前面的討論，學生要在此基礎上充分利用已創建的不同方案進行自我探究式的學習，使得學生建立起在協作基礎上的操作、觀察、建立表象、感知現象，且通過判斷與分析的思維過程，及時地調整探究方案，從而建立起對初中物理規律與概念的認知。網絡化信息技術的作用就是為其提供資源信息、模擬實驗以及記錄實驗結果等。

4.交流討論。按照設計好的實驗方案，學生對其進行探究后，一般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或者遇到有異議的問題，教師在此時要激勵學生積極地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應以學生的討論為中心，有機地結合學生的實驗結果和分析的反饋信息，逐漸完善探究獲得的規律。網絡化信息技術的作用就是展示學習成果，學生通過探究實驗，可以利用圖形、文字、動畫等軟件工具來呈現學習成果，也能很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

5.創造應用。通過探究實驗，學生獲得了感知，然后對實驗現象及記錄數據進行分析，再對實驗進行討論、交流、比較，運用綜合、歸納等科學方法來進行思維加工，進而實現感性認知到理性認知的轉變，其目的就是為了創造與應用。教師應努力創建創新知識、應用知識的學習氛圍，使得學生在應用知識的學習氣氛中，充分體現聯想、遷移、回憶等思維，引導學生認知結構的鞏固和調整，在創新知識的學習氣氛中，充分展示設計與制作等方面的實踐過程，引導學生認知結構的創新和擴展。網絡化信息技術的作用就是創建規律或概念的應用氛圍。

二、網絡環境下的初中物理實驗探究式教學方法

1.創建情境，導入課題。在初中物理探究式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能夠運用多媒體技術創建教學氛圍。例如，焰色實驗在平時的實驗中不能很清楚地觀察到，那么教師就應通過多媒體技術來展示整個實驗過程及發生的現象，使得學生在實驗中對這個抽象的概念能有一個很直接的感觀。教師還可以播放一些影像來吸引學生的關注，進而實現課程的充分導入。

2.勇于猜想，實驗鑒證。初中物理探究式實驗教學的核心就是學生的自我探究，可以利用網絡環境來獲得相關的資源信息，然后運用多媒體技術等教學資源來進行物理實驗的模擬，從而提出自己的猜想，經過實際的實驗操作來驗證自身的推測。例如，學生可以運用網絡信息技術來收集、獲得生活中出現的串聯與并聯，充分理解串并聯電路的優缺點，再通過一些實驗指導來進行串并聯的實驗操作。

第2篇

在日常經濟業務中，并非每項合同條款都能順利得到履行，有時會因為各種原因引起爭議，糾紛。從訂立購銷合同起，到商品生產環節，到物流運輸環節，到最后驗貨付款環節都有存在違約的風險，從而產生爭議，糾紛，引發索賠和理賠問題。引發經濟糾紛的原因有很多，常見的情況有以下三種情況。

（一）賣方違約。

賣方生產的商品質量有問題，未按訂立的合同標準嚴格進行把關；或者數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時提供財務票據等等；都有可能引發買方的不滿情緒，從而引起經濟糾紛。

（二）買方違約。

買方由于自身的財務問題，資金周轉不靈，不按期開信用證，不按期支付貨款，不按合同規定付款贖單，或因國際大環境的影響無理拒收貨物，不按合同規定如期派船接貨等等，與賣方溝通無果，不能取得對方的諒解，都會引發當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

（三）買賣雙方均有一定的違約責任。

由于合同訂立時，質量標準要求不明確，按國家標準呢還是按行業標準沒有明確；價款不明確，按訂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場價格呢還是按政府指導價格沒有明確；履行地點，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這樣才不會造成買賣雙方之間的理解誤差，造成一方當事人違約，而引起雙方的經濟糾紛。

二、經濟糾紛的處理方式

（一）雙方協商處理

日常生活中，發生經濟糾紛是不可避免的，在發生經濟糾紛后，買賣雙方能心平氣和坐下來協商，在協商的過程中，違約一方當事人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讓對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夠理解自已違約是迫不得已。必要時，雙方各自作出一定讓步，最后達成和解，消除分歧。這種作法可節省費用，而且氣氛和緩，靈活性大，有利于雙方貿易關系的發展。

（二）他人調解處理

經濟糾紛發生后，雙方各執一詞，各有各的理由，不能達成諒解，這就需要雙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調解。調解人的作用是幫助當事人弄清事實，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種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辦法。調解在性質上與協商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最后的解決辦法還須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貿易公司在貨到驗貨時發現貨品質量總體沒問題，但個別產品存在瑕疵，據此向中方貿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賠。中方貿易公司覺得很委屈，只愿承擔有瑕疵部分商品損失的理賠，而拒絕了全部商品損失的賠償。但因為有錯在先，拒賠理由有些理不直氣不壯。中方貿易公司想法找到了雙方都比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調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作出了協調方案：由中方貿易公司賠償有瑕疵商品的損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額的罰金，以懲戒中方貿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場國際經濟糾紛的發生。

（三）指定機構仲裁

仲裁是指買賣雙方在訂立合同時，就明確今后如有經濟糾紛，自愿把他們之間的經濟糾紛交給仲裁機構進行裁決；或在經濟糾紛發生之后，買賣雙方相互訂立協義指定仲裁機構進行裁決。仲裁是解決經濟糾紛的一種主要方式。在現實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經濟糾紛都適用仲裁，只有在訂立合同時，設有仲裁條款的經濟糾紛適用仲裁。或經濟糾紛發生后，雙方協商未成，第三者調解未能獲得雙方的認可。買賣雙方為了有效解決經濟糾紛，冷靜下來達成了仲裁協議。才能向專門的仲裁機構，或者臨時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仲裁協議中對仲裁地點的約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進行仲裁，關系著買賣雙方經濟糾紛所適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員會人員的確定。這些間接關系著仲裁結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蘇蘇洲一家貿易公司從浙江海寧進購一批貨物，在驗貨時，江蘇蘇洲方發現貨物數量短缺，但金額不是很大，大概在二萬人民幣左右，蘇洲貿易公司據此向浙江海寧方提出索賠。海寧方不同意賠償，雙方根據合同訂立的仲裁協議，向蘇洲市相關機構申請仲裁。很快，蘇洲市仲裁機構根據實際情況，到工廠庫房現場查驗貨物數量，作出浙江海寧貿易公司賠償蘇洲貿易公司兩萬元人民幣的決定。浙江海寧貿易公司因仲裁地點在蘇洲，考慮到在江浙之間奔波的差旅費與二萬元人民幣賠款哪個成本更高，在蘇洲仲裁委員會下仲裁決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這筆賠償金。仲裁協議中對仲裁機構的選擇有兩種，一種是常設的仲裁機構，另一種是臨時仲裁機構。臨時仲裁機構是由雙方當事人指定仲裁員所組成的臨時仲裁機構，當爭議處理完畢之后，臨時仲裁機構將自動解散，非常靈活，費用節省，對貿易雙方的爭議也比較了解，更能切實地為買賣雙方解決問題。仲裁協議的作用對雙方當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體現于對仲裁協議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對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決議具有強制性。買賣雙方當事人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的仲裁協議，讓仲裁機構取得了對雙方當事人經濟糾紛的管轄權，從而排除了司法機關對當事人經濟糾紛處置的權利。與此同時，仲裁機構所作出的仲裁決議具在強制性。不管雙方愿不愿意都必須遵照執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如買賣雙方未達成仲裁協議，司法機關就有權介入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根據處理經濟糾紛的經驗，在訂立合同之初就達成仲裁協議對雙方當事人來說利大于弊。

（四）司法機關審理

司法機關審理即向法院訴訟。買賣雙方當事人協商不成，調解未果，又無誠意達成仲裁協議，只能由司法機關介入當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作出最后的判決。司法機關審理經濟糾紛所耗費的時間長，支付的費用大不說，關鍵貿易雙方之間的關系進入了僵局，不利于雙方貿易的發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議使用司法機關審理。

三、選擇最合適的爭議處理方式

第3篇

[關鍵詞]民間借貸；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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