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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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入高中政治課程的心理學依據傳統文化對認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決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著“人化”，它是有意識的人類在現實的生命活動——實踐中產生，并不斷歷史的繼承和沉淀下來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正是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人將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于外在客體，從而賦予客體屬人的意義和內涵，創造了絢麗多彩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歷史的沉積中，多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得到深化和內化，從而成為標識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的文明符號，即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著“化人”。雖然人創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為現實個體的人總是需要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在這個意義上，人是前一個歷史階段的產物和結果，傳統文化構成了人生成與發展的前提，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類的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和觀點態度，也就是說歷史文化構成了當下人認知的“邏輯的格”（列寧語）。
文化與認知的互動關系意味著，教育不能脫離傳統文化的脈絡而成為孤立的獨白和僵硬的灌輸，理論的活力在于為人們所理解和內化，而一種理論只有注入了歷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個體的精神世界。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產生了如此大影響，正是因為他實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一方面，以理論為出發點，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新的內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為視角，給予以中國特色，創造性地發展了，促進了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高中政治課程的對象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學生，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知識的記憶和把握，更應當是理論的理解和內化，只有如此才能為中國夢的偉大實現培養既具有專業素質，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紀人才。過去的中學政治課程往往以灌輸而非引導，記憶而非內化的方式展開，進而淪為了學生為應付考試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識。這種方式的教育不僅效果微弱，甚至會使學生產生厭煩和抵觸情緒，從而產生負效應。造成中學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視了文化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相關規律，脫離文化傳統和文化語境闡述知識，讓本該喚醒學生道德意識的學問變成了知識的獨白，讓本應內化的理論變成了工具理性的運用。
二、契合與啟迪——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課程的現實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與當代教育理念內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對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深厚的影響。在教學方法上，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個體在認識結構和性格特征上不盡相同，標準化的課堂教學雖然滿足了大多數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視了個體及其個性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學中往往針對不同學生的相同問題給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內容的回答，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隨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實際上卻是孔子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做出的有針對性的教育。在教學原則上，孔子主張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此，孔子主張教學應當是帶著問題意識的教學，課堂不應當是教師的獨白，而應當是在教師引導下學生的主動思考。在教學目的上，孔子主張立人，培養學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韓愈的名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對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師最重要的目的是傳道，但這里的“道”不僅僅是學問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當代教育主張素質教育和尊重教育，認為教育應當以人為本，應當讓學生實現“知情意行”的有效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無疑與當代教育的這些理念有著深刻的一致性，給予巨大的啟發。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為高中政治課程提供了豐富的具有啟發性資源。中國傳統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很多內容與中學政治課程有著密切聯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為政以德的主張體現了民主理論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則對于思考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在經濟思想方面，荀子對如何實現“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這一理想探討，體現了積累與消費的辯證關系；儒家與其他學派關于利義之辯的討論則為思考法治經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在哲學思想方面，佛教哲學關于“有”、“無”、“空”三個概念之間關系的闡述為理解辯證法和對立統一具有深刻意義；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論則能更具體和生動的理解實踐及其與認識的關系。可見，中國傳統思想與中學政治課程中所涉及的內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時代和地域的人類在發展中，總會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先賢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為理解和解決當下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發和借鑒，在授課過程中也可以應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的相關內容，在歷史的闡發和對比中，展現理論的豐富性和生動性。
三、超越與創新——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課程的方式和路徑第一，超越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辯證看待傳統文化。當前對傳統文化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觀點全盤肯定，另一種觀點全盤否定，而兩種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說的兩極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體現。全盤肯定者主張回到過去，否認當代文化的價值，忽視了文化和思想應當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有所發展的；全盤否定者則總是為傳統貼上種種標簽，從而簡單粗暴地排斥傳統，例如：在對傳統哲學思想上，大家往往習慣性地貼上“唯心”和“唯物”的標簽，并毫無思考的認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對此列寧曾提醒大家“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昧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在此列寧正確地指出，對待傳統思想和文化時，應當保持客觀的立場，應當深入其具體內容本身而不是對其內容簡單的定性，只有以辯證的觀點分析，以歷史的視角理解，才能防止兩極對立的錯誤觀念。
第2篇
在中國數不盡的文人墨客以花卉題材創作了許多令人回味無窮的千古佳作。這些精彩的花卉題材作品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溫暖、滋潤了人們的內心。這些作品不但提高了人們的審美，而且使花卉的文化內涵更加充實。各式各樣的花卉為文人提供了數不勝數的創作題材。例如《，紅樓夢》六十三回中賈寶玉生日，玩抽簽游戲，十二位姑娘各自的代表花卉，不但代表了每個人的氣質性情，還暗喻了每位姑娘的命運。又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這一多愁善感，悲觀心態的人物形象由于“葬花”這一情節的設計，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再如蒲松齡的小說《聊齋志異》中，很多情節的人物形象都是花仙、花精。這些著作都是以花卉題材進行想象和創作的。周敦頤贊美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不會被壞的環境所影響，依然保持高潔的品質。陸游贊美梅花不畏懼風雪寒冬，勇敢堅毅地盛開在百花之前。中國人不僅僅把花卉作為大自然界的一種植物，更是認為花卉有精神，有靈魂，有情有智。中國傳統文化民俗與花卉有著緊密的聯系，中國人的想象力豐富，將花卉人格化，再加上花卉的實際用途和特質，便與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嫁、喪事、送禮、慶祝等發生了密切的聯系。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所以就出現了很多的民俗。在春天百花盛開的時候，人們郊外游玩稱之為踏青，到郊外觀花賞畫，娛樂游玩。端午節時，人們將可以作為藥材的花卉加工制作，裝入精美的香囊里，系在腰間。這么做可以對傳染病的預防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時也可以驅除蚊蟲和身體異味。在中國盛行花會。每年春天都是花會的盛行季節，在花會上人們表演戲曲，雜技，和眾多民間的節目，甚至有的花會就是一個博覽會。
2中國傳統文化花鳥畫體系中花卉題材的演變
自古，花卉就是中國繪畫上“最有力之中心題材，亦即于世界繪畫之畫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壽《中國繪畫史》）。中國花卉繪畫從起初發展的六朝時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國、南宋期間，許多專長于花卉繪畫的人物，形成了“徐黃體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黃筌。徐熙和黃筌的繪畫藝術風格不同，形成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黃筌的作品線條細且流暢，畫面干凈真實。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筆成型追求意韻。由此形成了花鳥體系中的兩種繪畫畫法，工筆和寫意。在中國人的意識中花卉作為物質形態展現帶來的美好感受讓人流連忘返。在中國人的毛筆下，不僅僅描繪了花卉的形態，同時花卉的氣質秉性，獨特魅力在濃墨淡彩下更加傳神。畫出了花，畫出了花魂。花卉繪畫發展最繁盛的時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題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蘊的表現。例如，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提到國畫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蘭、竹、菊）。為何中國人如此愛花中四君子，這跟中國人所認同的精神氣節息息相關。高潔堅毅如梅花、品質脫俗如蘭花、氣節不凡如竹、淡泊紛爭如，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國人傳唱的高貴品質，也體現出中國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萬萬中國名畫中，以四君子為題材的繪畫作品尤為眾多，耐人尋味。四君子的出現為中國傳統文化花鳥體系添加了新的內容。明清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揚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畫中注入了思想，表達憂國之情、愛國之情。惲壽平的沒骨花卉創新應用結合了徐熙和黃筌的兩種不同的繪畫風格，使花鳥體系得到新的發展。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都在中國傳統文化花卉畫中進行創新。潘天壽擅長于寫意花鳥畫。畫面構圖精妙，墨的濃淡到位，精致卻也不顯緊張，用筆瀟灑肯定。使得筆下的平凡普通的題材卻顯得與眾不同。現代的中國花卉畫在傳承古人的技法和繪畫韻味的同時也不斷地創新，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花卉繪畫持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花卉繪畫的發展強調神韻和意蘊的制造，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繪畫的大寫意，形成了鮮明獨到的特點并發展至今。如現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冊》。
3花卉在中國傳統文化文化中的象征意義思考
第3篇
課程論文
課程名稱：中華文化概說
題目以陜西鐘樓為例，談談你對中國古代建筑 文化的認識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嶺
專業
學號
學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內容摘要
農耕生活特有的認知方式決定了建筑方式的選擇。在人與自然相互依存、親和融洽的關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決定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方向。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優越之處，同它很早就認同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關鍵詞：古代建筑親和木構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光輝的成就的中國陜西建筑--鐘樓
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陜西古建筑--鐘樓，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樓上懸掛鐵鐘一口而得名。初建時，地址在今廣濟街口，與鼓樓對峙。明神宗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龔賢主持，將鐘樓整體遷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鐘樓下部為磚石結構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磚砌成，基座之上為兩層木結構樓體。自地面至樓頂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邊長35.5米，建筑面積約1,377.4平方米，內有樓梯可盤旋而上。整體呈典型明代建筑藝術風格，頂部為三重四面攢尖頂結構，由斗栱支撐，頂尖部為真金鉑包裹木質內心的“金頂”。在微翹的屋檐上覆蓋有深綠色琉璃瓦，樓內貼金彩繪，畫棟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約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過去是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交會的通道，人流車輛從券洞通過。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券洞無法適應交通流量需要，現在券洞早已封閉。 鐘樓 周圍建有公路轉盤，地下有專供人行的環行通道。
（二）、結構特點
鐘樓整體以磚木結構為主，從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樓體及寶頂三部分組成。樓體為木質結構，深、廣各三間，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攢頂”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寶頂通高36米，面積1377.64平方米。基座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寬 均為6米的券形門洞，與東南西北四條大街相通。樓分兩層，每層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細窗及雕花門扇，尤其是各層均飾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繪 等古典優美的圖案，是一座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宏偉建筑，也是 中國 現能看到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鐘樓。屋檐四角飛翹，如鳥展翅，由各種中國古典動物走獸圖案組層的獸紋在琉璃瓦屋面的襯托下，給人以形式古樸、藝術典雅、色彩華麗、層次分明之美感。高處的寶頂在陽光下熠熠閃光，使這座古建筑更散發出其金碧輝煌的獨特魅力。
二、對西安鐘樓建筑文化的認識
（一）、“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建筑知識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寒來暑往，一枯一榮的自然現象；播種、收獲，收獲、播種的互動過程；與自然和周遭環境緊密相連的命運聯系，構成了
當時人們生存狀態的全景圖畫。正因為處在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環境下，天時變化，節氣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種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時，俯仰天地之間體察到宇宙萬物循環往復、彼此聯系的生命秩序，從而也認識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確認了人與自然親和融洽的相互關系。經年累月的觀察和日常生活經驗的積累反映在中國古代知識系統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這樣的認識，天與人的關系便建立在一個互動合理的范圍內，絕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盡管這一思想的歷史背景，與當時人們自身的認識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關，但只有順應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發展，形而下之器的創造與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規律才能和諧統一，天人合一才能獲得生命存在的確認。
2、木材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質以及易于安裝拼接的物理屬性，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中國古代建筑這種構架體系，柱、梁之間十分強調上下左右相互聯結、互相共存的結構關系，以相對穩定的構架秩序來應對多變的建筑需求。同樣的柱、梁構架可以在往復延伸上構成寬大開敞的空間場所，可以在縱深的推進里形成重重庭院。顯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結構關系與農耕社會特有的認知方式一脈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無疑建立在統一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上，植根在有無相生的變化里，融匯在循環往復的發展認識上。
3、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
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從一開始就從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并始終認為人不能從宇宙自然中抽離出來，建筑不應該游離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國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脫離地球引力的嘗試，均歸依到重重的院落里與樹木為伴，與山水為鄰。在建造房屋時其營造法式規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頂、屋身、臺基，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當西方建筑因應功能而改變時，傳統中國建筑卻以因應維持一種文化的價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國文化有多悠長，這三個部分的組合便多悠長。所以，當我們開始去看這幾個看來只是基本部分時，其實我們也是在端詳著整個中國文化的面目。中國古代建筑在木構架的體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斷滿足并組合為各種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見，古代中國的建筑從來以親和的姿態回應自然，并從中尋找創造的靈感，從剖析具體的建筑營造中更能體會出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別之處。
（二）、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構架建筑結構的靈活性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來自屋頂和樓面的重量，建筑的墻壁實際上并不承重，這就賦予建筑物以極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無遮擋，有頂無墻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嚴實、空間封閉的倉房。
由于木構架的原因，對于室內空間的劃分同樣也十分自由，為了在室內獲得大面積空間，無須任何隔斷，僅剩柱子的排列。與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間進行圍隔，從而獲得較小空間。特別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斷樣式，既劃定了空間范圍，又不阻擋視線，做到隔而不斷，虛實相間。木構架結構能靈活地適應各種地形，既能把單體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龐大的建筑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構樓閣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這就為建筑組群的空間布局帶來極大的可能性。以木構架為主體的中國古代建筑，從單體建筑來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間，房屋的幾何形體不會有很大的變化，要想獲得建筑空間的豐富性，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單體建筑的排列組合形成院落，以滿足人們對建筑空間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單體建筑通過平面縱深推進，就會產生迥然相異的空間聚合，如果作橫向推移時會形成寬廣的空間場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墻體就變成相對封閉的庭院。
2、木構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樣性
中國古代建筑并不尋求突破自然的高度來體現征服自然的人工偉力，任何尋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嘗試都消解在平面的展開上，與自然相擁成為中國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則。中國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規劃既有中軸對稱形式，又有依環境而順勢的自由展開方式，從而達到了既有理性的規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問題上不露痕跡、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國古代建筑中成為人與自然對話的場所，而中軸對稱則是獲得整體空間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國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對稱形式，一方面滿足功能上、技術上的要求，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宗法禮儀、人際規范的要求，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無論是宮殿、衙署、寺觀，還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無例外地采取對稱方式，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以宮殿、壇廟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嚴格地按照以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空間格局。由單體建筑排列組合而形成的對稱布局，呈現出一種方正、規整、井然有序的空間美感，營造出莊嚴平靜、肅穆平和的環境氛圍。一般而言，中軸對稱的空間格局，其表現為主要建筑在中軸線上，次要建筑隨橫軸左右展開，其他的房屋則以主要建筑為中心沿周邊布置，共同形成相對封閉的庭院。重點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圍墻所圍系，在圍合的環境下具有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盤布局里的視覺焦點。在對稱軸線下的建筑組群還可以沿著縱軸串連成若干院落，每組稱一“進”，所謂庭院深深便是這層含義。然而更為宏大的建筑群落還可在主院落的側邊營建次要的庭院和多進院落，形成多條縱軸并列，主軸線稱“中路”，兩側為“東路”和“西路”。有鑒于中國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縱深發展而取得建筑組群與庭院空間的多重變化，才使人們在穿行重重院落的進程中，把人的興奮情緒調適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轉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調節作用。
（三）、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
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還體現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的態度上，從建筑非對稱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踐行這一建筑理念的積極表現。中國古代的大多數園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規則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勢，而采取不對稱的組群方式。由若干單體建筑沿著地勢軸線作縱向移動，單體建筑之間的距離可長可短，在為數不多的建筑物之間便形成了縱深的空間序列，各座建筑之間的聯系主要靠人流動線而串聯。體察建筑空間的轉換則以人流動線的時間過程來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動態變化。雖然單體建筑處于相對靜止的狀態，然而采用流觀的方法就很容易產生空間的節奏感，細微體察與瞬間把握在靜止和流動中完成，不難看出，這是軸線距離的長短變化所帶來的空間感受。在中國古典園林平面布局里，其軸線往往偏離直線的規定，根據起伏錯落的自然景觀，而采取靈活多變的應對方略，單體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圓；聯通路線能曲可直；空間轉換更顯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錯中進入曲徑通幽、別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跡象隱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聲色，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還有一種更為開放自由的散點式平面布局，以大隱于山、于水的手法，仰臥山水之間盡顯自然親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點狀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散點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苦心經營，它沒有沿軸線布局的霸氣，也不看重曲折的線性串聯。建筑組群的空間聚合、開放，以點的情狀圍繞在特定的自然區域里，依形就勢，順應構成。有的就山勢而高低錯落，起伏進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沒有明顯的人流動線。散點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規則定式為準繩，而是無拘無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環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靈。因此，寧靜致遠、自然淳樸是散點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間境界。
我們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下，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和空間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回應方式，從來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動的合理關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這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核心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劉守華主編《文化學通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1月
3、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