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種植扶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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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新時期中國農村的貧困現狀

1978年以前，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總量約為2.5億人。經過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1985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1.25億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扶貧開發和貧困人口能力培育扶貧戰略，中國貧困人口由1993年的8000萬人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人，中國農村貧困規模和貧困發生率發生了巨大變化，其變化趨勢，見下圖1和圖2。

根據2005年絕對貧困人口(絕對貧困人口的標準為低于683元)和低收入人口(低收入人口的標準為低于944元)的計算標準，2005年底，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2365萬人，比上年減少245萬人，減少9.5％，貧困發生率為2.5％，同比下降0.3個百分點；低收入人口數量為4067萬人，比上年減少了910萬人，減少18.3％。農村低收入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為4.3％，同比下降1個百分點。從農村絕對貧困的發生率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比重來看，這兩方面的數據雖然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國農村總人口的基數較大，因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規模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數量仍然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從中國政府在農村反貧困的成效來看，圖1和圖2中國農村貧困整體變化趨勢和貧困發生率的下降趨勢呈明顯的水平狀態，說明中國政府反貧困政策成效呈遞減的趨勢，以及中國農村反貧困的難度越來越大。這些情況表明，中國政府在農村反貧困方面依然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

二、新時期中國農村貧困的特征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指導下，農村貧困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呈明顯下降的趨勢。但是，隨著反貧困戰略的實施，尤其近年來中國政府反貧困所取得的成效呈遞減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與新時期農村呈現的貧困特征具有密切聯系。

(一)從宏觀視角上分析，農村貧困人口分布呈總體分散性和局部集中性并存

全國農村貧困發生率雖然降到較低水平，但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貧困發生率仍高達7.1％，而低收入人口比重高達10.8％。農村貧困人口及低收人人口在全國和重點貧困縣分布情況(表1)。

從上表1分析，可以發現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重點縣所占的比例超過一半以上，如2004年和2005年重點縣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人口的比重分別為61.8％和60.6％，而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9倍和1.8倍，可見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國家重點貧困縣。從農村貧困人口空間分布上來看，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明顯高于中部和東部地區。中國農村東、中、西的貧困人口規模、貧困發生率及貧困人口呈明顯的遞增趨勢(表2)。

從貧困人口空間分布來看，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從東到西呈遞增的趨勢，貧困發生率也呈現出西部最為嚴重，尤其西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所占比重超過50％。很明顯，中國農村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從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所處的地勢、地形來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山區和邊緣地帶。2005年底，山區貧困人口1228萬，貧困發生率為5.5％，占農村貧困人口總數的51.9％。從貧困人口的省際分布看，西部省份貧困發生率相對較高，其中，青海貧困發生率在10％以上。內蒙古、貴州、云南、、陜西、甘肅、新疆等7個省區貧困發生率在5％―10％之間。因此，農村貧困人口的分布呈明顯的集中性與分散性并存的特征。

(二)從中觀視角上分析，貧困地區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呈單一性特征

我國貧困地區的經濟結構體系具有三個特征：產業結構單一。第一產業比重高達90％以上，而且種植業約占第一產業的70％。其中，糧食作物約占65％的比重；生產投資結構不合理。一是生產投資資本不足，人均投資少；二是投資構成不合理，長期投資少；三是產業投資結構不平衡，第一產業投資比重占85％以上；投入產出的低效率。由于貧困地區產業結構的單一性也決定了其收入結構的相對單一。收入主要來源于家庭第一產業，尤其是種植業。據2005年統計數據，貧困地區人均純收入中來源于第一產業的比重分別為61.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因此，貧困地區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單一性特征，說明農村反貧困的長期性與脫貧的不穩定性并存。

(三)從微觀視角上分析，貧困人口家庭負擔重和勞動力素質低并存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可(2005)調查發現：農村貧困及低收入人口的每個勞動力負擔人數為1.6人，高于全國1.4的平均水平。同時，農村貧困和低收入農戶中家庭結構為“一對夫婦及三個以上孩子”和“三代同堂”的比重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勞動力素質上，貧困和低收入人口中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6.5年和6.8年，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5年和1.2年；文盲發生率分別為16.8％和14.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9.9個和7.6個百分點。由于貧困人口的家庭負擔重和勞動力素質低，進而導致了貧困人口收入與其他農戶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貧困人口收入上限與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差距從2001年的1：3.6上升到2005年的1：4.8。用五等份分布法，2005年農村居民最高收入的20％占全部農村純收入的43.6％，而最低收入的20％只占全部收入的

6.3％。這些說明，從微觀視角上農村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戶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發展性貧困(或者相對貧困)特征凸顯。

三、新時期農村扶貧開發機制存在的問題

新時期農村貧困呈現的特征說明，農村扶貧工作具有綜合性、復雜化和難度性加大等特征，由此也暴露出了政府在農村扶貧開發政策和機制上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從宏觀運行機制上看，農村扶貧開發管理體制和瞄準機制不完善

首先，從農村扶貧開發目標上分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目標不一致。中央政府目標是實現既定脫貧目標，而地方政府更傾向于發展地方經濟，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實際上，二者在貧困資金使用方面構成了委托關系。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來使用扶貧資金。因而，出現中央政府扶貧資金常被地方政府挪作他用，如發展縣辦工業、鄉鎮企業，導致扶貧開發戰略偏離了既定方向。學者黃承偉(2001)認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目標偏差，但我國扶貧戰略卻忽視了這一點。

其次，從農村扶貧資金的管理體制上，中央政府的扶貧信貸資金(貼息貸款)管理權隸屬于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作為商業機構有自身的商業利益訴求，對扶貧貸款和扶貧項目選擇往往會從銀行利益出發，但扶貧項目的選擇權卻在各級扶貧辦。這必然帶來資金管理權與資金使用選擇權以及目標主體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會導致扶貧資金無法及時到位，削弱了政府扶貧資金的運作效率。從扶貧資金使用來看，中國扶貧資金支出包括三大項：一是用于生產性項目投資的扶貧貸款；二是用于改善生產條件項目的以工代賑資金；三是用于提供社會化服務項目的發展基金。國家審計署(2001)通過對592個國家重點扶貧縣中央財政資金使用審計表明：地方財政部門用于發工資或其他支出4.4億元，用于主管部門行政經費、建房購車、公款私存等6.6億元，用于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所占比例較少，嚴重影響了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率。

再次，從農村扶貧目標瞄準機制上，由于扶貧管理體制諸多問題以及以縣為單位扶貧開發，實際上造成扶貧資金不能有效惠及貧困人口，而是一部分非貧困人口享受了信貸扶貧資金的好處，這是因為32％的信貸資金以項目形式下達，而且要求抵押或擔保，而貧困農戶無法滿足擔保或抵押條件，從而使扶貧瞄準機制上出現了較大偏差。

(二)從中觀運行機制上看，農村區域性開發扶貧模式有待于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行的制度創新促進經濟增長扶貧戰略和區域性開發式扶貧模式，極大緩解和減少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但是，區域開發式扶貧模式始終不能很好解決瞄準機制的問題。長期以來，區域性瞄準的基本單位都是貧困縣。每年中央政府都向這些貧困縣撥付扶貧資金，以支持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貧困縣的選擇過程將直接影響到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Park等人(2002)研究表明，一些非經濟因素使得貧困縣的選擇不甚合理。同時，處于貧困縣以外的貧困人口，也會因為項目只瞄準貧困縣而得不到幫助。從2001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強調瞄準到村，甚至到戶，確定了14.8萬貧困村，覆蓋了大約83％的農村貧困人口(國家統計局農調隊，2004)。但由于縣一級政府是決定扶貧資金分配的基本單位。因此，縣域經濟差異貧困標準仍然是貧困瞄準偏差的重要原因。

(三)從微觀運行機制上看，農村貧困人口民主參與機制沒有建立

政府扶貧可以看作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行為，但這種行為必須建立在公共物品需求者的參與機制上，否則，容易造成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甚至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是社會所需要的或者貧困者所需要的。農村扶貧的決策和規劃程序自上而下，缺乏貧困人口的參與，往往也會出現三種情況：一是扶貧項目不符合貧困戶的需求，致使貧困戶無法參與或者沒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導致扶貧資源排斥了真正的貧困人口和家庭；二是項目雖然符合貧困戶的需求，但是項目的實施方式不適合農戶，最終導致扶貧規劃缺乏可持續性；三是信貸扶貧資金的獲取需要抵押或擔保，排斥了真正需要信貸資金的貧閑農戶。農村扶貧決策和規劃沒有建立貧困人口參與機制，造成在扶貧項目的選擇、資金分配、投資機制等缺乏貧困人口自身的聲音，從而導致參與主體積極性、主動性無法發揮，極大影響了農村扶貧項目和資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四、新時期中國農村扶貧政策調整的對策建議

在國外的扶貧實踐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截然不同。發達國家通常的做法是：一方面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政府措施幫助貧困地區開發，另一方面建立福利制度(如社會保險制度和救助制度)保障每個人基本生活條件，如美國對西部和南部地區的開發政策；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采取經濟增長――直接進攻戰略的軌跡來進行反貧困的。國內學者于洋、戴篷軍(2004)認為，政府應制定一個綜合性的反貧困戰略體系以消除貧困。唐海英(2000)認為，農村扶貧機制是一個由社會保險機制、社會服務機制、生態保護機制和心理培育機制等組成的有機系統。借鑒國內外扶貧開發實踐和國內專家學者的觀點，新時期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國農村扶貧政策和機制。

(一)從宏觀層面上，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實現扶貧政策和機制的創新

國內外反貧困實踐證明，政府在反貧困中的角色和職能不僅會影響到扶貧績效，而且會影響到以貧困人口為主體的持久反貧困機制的形成。因而，從宏觀層面上，首先必須轉變政府在扶貧中的角色和職能，把以政府為主體的反貧困機制轉變為政府引導下的貧困人口為主體的反貧困機制。政府在反貧困中的主要職能體現在：制定貧困線標準，準確識別貧困目標群體，并進行貧困監測；制定反貧困戰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快速經濟增長，實現財政轉移支付；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并對貧困人口進行培訓等等。

其次，完善扶貧資金管理體制，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率。中央財政扶貧資金應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根據各省、自治區貧困人口數量、貧困狀況和資金使用效益，統一協調和統籌安排，合理確定資金使用的目標、范圍、用途。然后，由省、自治區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根據國家扶貧攻堅總規劃、貧困人口分布狀況和資源優勢，按區域、按產業，統一規劃項目并確定扶貧開發項目的優先順序，分期分批的開發實施。

再次，就扶貧政策的設計來說，應根據不同的貧困群體特征，設計不同的反貧困政策。對于具有自然資源開發優勢的地區，應采用利用自然資源優勢進行合理開發的扶貧策略；而對于具有勞動力資源優勢的地區應采用鼓勵勞務輸出的扶貧政策；對于缺乏自然資源優勢和生存環境惡劣的地區，應采用異地搬遷或者異地開發式扶貧政策。

最后，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新時期農村貧困的性質和特征說明，過去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扶貧方式已經不再適應邊緣化的貧困人口，區域性開發式扶貧的效果也呈遞減趨勢。因此，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反貧困實踐經驗，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中國農村反貧困的安全網，它是新時期農村扶貧機制創新的重要著力方向。

(二)從中觀層面上，調整和改善農村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

從農村貧困地區的調查資料來看，貧困地區的單一產業結構是導致農戶收入低下和無法脫貧的重要原因。要實現貧困人口的真正脫貧，必須改變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快貧困地區農業的產業化、工業化進程，拓寬貧困人口的增收渠道。在政府財政、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扶持下，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建設區域性的龍頭產業，用公司加農戶的方式，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產業穩定增長、增收、增資自我良性循環的脫貧機制。

第2篇

關鍵詞：委托—；農村；扶貧治理機制；現狀；建議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2-0043-04

一、委托—問題與扶貧治理機制

委托—理論一直都被經濟學家們應用于研究現代企業，即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損現象。在公共行政領域也存在著眾多的委托關系。由于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監督弱化和激勵不足等原因，同時委托人和人的目標不一致，出現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問題。人作為“經濟人”存在所謂的“機會主義傾向”。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應是建立一套既能夠有效地約束人的行為，同時又能激勵人按委托人的旨意及設立的目標而努力工作、減少成本、實現委托人與人雙方的“帕累托最優”的機制或制度安排——激勵與約束機制。

扶貧治理機制就是使人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利益，避免人的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傾向以及損害委托人利益的問題發生。主要是對扶貧治理的目標約束、制約機制和制衡機制進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國農村扶貧是以政府為主導的一種模式，但扶貧治理的主體已經超出了政府的多層級政府機構，而延伸到了村社及貧困農戶，這些部門在農村扶貧及項目管理與實施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就顯得尤為關注。

因此，扶貧治理機制應由以下要素構成，（1）扶貧戰略及目標體系；（2）扶貧組織與管理體系。包括扶貧治理決策機構、執行機構；（3）扶貧法規制度體系。包括：扶貧政策與法規體系，組織管理、預算、責任與績效等制度；（4）扶貧監督體系；（5）扶貧信息系統。這五個方面的內容和機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二、中國扶貧治理機制中的委托—關系

委托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從個體的角度出發的，所以無論是部門外部還是部門內部的委托關系，其實質都是各部門的領導代表其部門參加博弈。威爾遜（Wilson）曾經指出在政府機構關系中的兩個關鍵特征:一是人有多重任務；二是政府機構有多重委托人。在農村扶貧過程中，政府機構也難逃這種厄運，如多個利益集團會對某一公共支出部門的決策施加影響。

1.農村扶貧組織及參與主體。中國的扶貧開發實行分級負責、以省為主的行政領導扶貧工作責任制。為了協調各個參與農村扶貧的部門之間的關系，從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級政府的跨部門扶貧領導小組，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是國務院的議事協調機構，在領導小組之下，國家相關部委、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地（市）、縣級政府也成立了專門的扶貧開發辦公室，負責本地的扶貧開發工作。中央的各項扶貧資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達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實行扶貧資金、權力、任務、責任“四個到省（自治區、直轄市）。所有到省的扶貧資金一律由省級人民政府統一安排使用，并由各有關部門規劃和實施項目。

中國農村扶貧參與主體眾多，主要參與主體為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組成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和扶貧機構：（1）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2）國家部委。國家（地方發改委）與以工代賑計劃、財政部與財政發展資金、中國農業銀行與專項扶貧貸款以及政府其他業務部委；同時，相應各地方也設立對應扶貧機構：（3）省扶貧機構；（4）地市級扶貧機構；（5）縣級扶貧機構；（6）鄉村扶貧；（7）貧困農戶；在不考慮各機構內部層級機制的情況下，農村扶貧參與主體層級鏈達到6～7級。

2.扶貧治理機制中的多層委托—關系。國家扶貧資金的管理層有四層，并且是按行政規則逐級管理的，這種管理可以看做是多重委托—，即國家、省（市）、地區、縣這四級管理層之間存在一種委托—關系，其中，國家是最初委托人，縣是最終人，省（市）、地區既是一級委托人，又是一級人，他們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約束著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益。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的委托關系、政府部門與支出部門的委托關系、政府部門與政府官員之間的委托關系、扶貧項目運作過程中的委托關系等。目前中國的這種委托—關系一般都沒有簽訂具有強約束力的或比較規范的合同契約，只是根據國家扶貧戰略及目標任務要求和各地貧困人口、貧困狀況來確定扶貧資金的總規模，然后再將資金下撥給各省相關的扶貧部門。同理，省與地區之間、地區與縣之間也存在類似問題。從運行過程看，這種多重委托—關系使信息的傳遞，責任的歸屬逐漸變得模糊起來，找不到對扶貧資金真正負責任的人，這種管理狀況不是造成扶貧資金的流失，就是造成扶貧資金的低效率投放。在農村扶貧過程中，因內部信息或外部信息問題而導致道德風險或逆向選擇行為，影響政府扶貧預算資源配置效率。

三、中國農村扶貧治理機制現狀分析

第3篇

關鍵詞：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平等性別意識缺失

中圖分類號：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4-0081-04

貧困是中國西北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之一，以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共管轄七縣一市）為例，該州所屬的七縣（包括臨夏縣）自1987年后一直到目前被國家列為貧困縣，截至2007年，全州有87.78萬農村貧困人口（其中絕對貧困人口23.81萬人、低收入人口63.97萬人）被確定為扶貧對象，農村貧困面達52.52％。貧困的大面積存在及其消極影響是阻礙西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反貧困已經成為西北地區社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首要關注的問題。而在貧困和反貧困問題的研究中，國際社會和我國政府以及學術界往往從地理空間、階層或民族上對貧困進行劃分和考察，對貧困現象寄予性別視角的關注和探討力度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除貧困的步伐，降低了減貧的效率。事實上，與處于共同貧困背景下的當地回族男性相比，西北農村回族女性的貧困化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本研究通過抽取了50位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個人和她們的家庭做了相關問卷和深度訪談，來具體探討分析該鄉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中的致貧因素，為她們和與她們境況相似的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進一步反貧困提供具體的依據。

1.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中的致貧因素分析

此次調查研究為國家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選取了唐尕村和麻尼寺溝村的50位已婚穆斯林（包括回族、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婦女（包括離異和喪偶），對她們的基本情況，24小時社會性別活動量及活動范圍情況，當地男女對宗教活動、社交活動、家庭事務的參與狀況，當地青壯年回族婦女文化素質和相關反貧困的問題進行了問卷和深度訪談。通過調查，研究者認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貧困的致貧因素大致為以下幾類：

1.1 反貧困和發展的基礎――自然生態條件差

臨夏縣位于臨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總人口37.0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5.79萬人，占總人口的96.6％，總面積1 212.4平方公里，總耕地37.62萬畝，其中水澆地18.33萬畝，山旱地19．29萬畝，人均耕地1.05畝。全縣海拔在1 735~4 636米之間，年降雨量501.7毫米，年均氣溫6.3℃，無霜期152天，主要農作物有小麥、玉米、蠶豆、洋芋等,油菜籽、胡麻、蕨菜在經濟作物中占重要比例。該地區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所以，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單一，經濟基礎薄弱，目前，尚有8.24萬貧困人口未解決溫飽，是國列、省列貧困縣之一。麻尼寺溝鄉位于臨夏縣最西端，鄉自然生態條件在臨夏縣處中下之列。

在調查中，許多的婦女也談到：“前幾年其他的地方搞蔬菜大棚的時候，我們縣上的干部到我們鄉上，要我們蓋大棚，種反季節菜，我們按照鄉上的干部說的蓋了蔬菜大棚，種上了要求的菜，菜也長出來了，最后還是也罷了。我們地方涼，等到我們的大棚菜長好了能賣的時候，熱地方上的菜全上市了，便宜得很，我們的大棚菜就貴得沒人買，大棚種蔬菜在我們這個地方做不成。”從這個個案就反映出自然生態條件差的不足，就直接導致許多的反貧困措施的失敗。

臨夏縣作為國列、省列少數民族貧困縣，自然生態條件不佳，是個靠天吃飯的農業大縣，人口大縣。調查地麻尼寺溝鄉全鄉耕地總面積20 187畝，其中山地15 083畝，占耕地面積74.7%，人均耕地1.01畝，并且由于人口變動，有些貧困戶人均只有半畝地，甚至更少（在調查中有一家8口人只有3畝地），人多地少。而且縣境內礦產資源匱乏，調查地除了一些小規模的水電廠和磚瓦廠可以為一些婦女提供打零工的就業機會外，基本沒有工業產業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和崗位。在調查中一些婦女認為她們貧困的原因有：“我們地方人多地少，地方上沒有廠子，下面有些磚瓦廠，媳婦們可以出去干些活，我們這兒沒有出活的地方，我們這個地方媳婦們除了干些體力活外，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出產，除了河里的沙子可以賣，再沒東西；我們這兒也沒有企業，人們就種些莊稼，地少得很。我們媳婦們出不去，男人們夏天挖些冬蟲夏草，冬天就坐在家里；政府什么幫助也沒有；我們這兒的人思想封閉，不開放。所以就是受窮。”。所以，這種自然生態的缺陷，使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低下，縣窮民貧是基本縣情。

1.2 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

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不平衡。人口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狀況，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1］。在此，研究者對甘肅省全省和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中的年齡結構（自然結構）、文化教育結構（社會結構）的數據做個比較。

從（表1）可以分析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和全省的人口結構比較有以下的特點：該地區人口再生產類型還處于轉變過程之中，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未來一個時期人口增長的勢頭仍然強勁。勞動力增長快對貧困問題發生的影響主要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長給土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土地嚴重超載,提供出來的食品分配到每個村民手中越來越少,從而導致生活水平低下。在調查中，研究者深切地感受到，調查地區代際年齡差小，一般女孩子在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就出嫁，在二十歲幾就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母親了。當大城市一些三十五六歲的女性為自己的學業、事業積極努力的時候，這些農村早婚的回族婦女卻扮演著奶奶或者外婆的角色。在訪談中，研究者問一位三十五歲的婦女是否愿意參加掃盲班學習文化或參加培訓外出打工時，她則回答：“我都是當奶奶的人，我已經老了，學文化個人（自己）學了，學了也沒有用。我也不參加培訓，我出去打工，丈夫和兒子不同意，就是他們同意，放著他們男人們不出去，我一個老奶奶出去，人們笑話死呢！”

調查地區群眾文化構成水平低，群眾的文化素質制約著地區的發展。麻尼寺溝鄉總戶數總人口18 845人中，六周歲以上人口數為17 284人，其中識字人數為6 356，占總人數的37%，不識字人數為10 928人，占總人數的63%，其中15歲以上不識字人數為9 200人；六周歲以上人口中沒有上過學的有10 909人，占總人口的63%，掃盲班82人，小學文化程度5 252人，占總人口的30%，初中814人，占總人口的5%，高中和中專218人，占人口總數的1%，大專以上的只有9人；在我們調查的50位樣本中，只有1個高中生（還是從甘肅靜寧嫁過來的媳婦），一個初中生，五個小學三四年級文化，其余的都是文盲。這樣的文化教育狀況，真是讓研究者痛心，也讓我們對她們反貧困前景堪憂！許多婦女認為貧困原因：“我們這里的人書念的少，給公家干事的人少，我們體力勞動的多，腦力勞動的少。”對女性教育問題，調查地區的人們普遍的觀念和行為：“尕妮哈（姑娘）遲早是人家的人，讓姑娘念幾年書，睜睜眼睛就行了。”能把姑娘送進學校的大門已經是有責任的家長了。義務教育法在這兒形同虛設，這兒的女性重蹈著出生、被撫養（養活）、出嫁、為人母的單線生活。她們走不出大溝，即使走出去大溝，她們也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世界。

由于沒有基本的文化，調查地區的相關文化素質很低。在調查樣本中，沒有一位婦女參與過鄉上舉辦的技能培訓（地膜種植技術、裁縫技術等）。有一位婦女曾經辦了一個小規模的養雞場，但最終由于不懂技術等原因，養雞場也中途夭折。婦女們目前壯膽能做的事就是家庭育肥牛、羊，她們認為這個項目自己有能力作好。有一位家庭條件較好的婦女想利用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辦個地毯加工作坊，后來她只能對謀劃望而卻步了。一是自己沒有文化，擔心沒能力聯絡銷售門路，二是地毯加工也是個技術活，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沒有文化，拿不下這樣的活。所以，文化素質低這個根本的原因，不僅讓當地婦女走不出大溝，甚至制約著婦女們在本地的發展。

1.3 反貧困和發展的保障――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

中國傳統上是個農業國家，中國以為標志，啟動了現代化，開始了社會轉型的過程，并一步步走向現代化。我國已故現代化理論大家羅榮渠認為，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3］。反貧困理論中的資源貧乏說認為國家片面采取以工業化發展為重點的模式是貧困的根源。認為國家普遍把資本、資源集中于城市工業,忽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造成農業資源貧乏,加劇了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是農村持續貧困的直接原因。我國就是走了這樣的道路，所以，近年來我國的“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尤其突出。所以，地處西北一隅的臨夏縣也逃脫不了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由于東西部自然地理環境和位置的差異，原有經濟基礎的不同，國家預算內投資的地區傾斜差異和給予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地區大量優惠政策等因素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東西部地區在制度演進上的差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西部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制度結構也不能持續演進［4］。所以，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使西部反貧困問題進入了一個不良循環之中。而處于這個體制之中的西部農村（包括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的發展不可避免體現著西部后進的發展軌跡。

中國的扶貧運動是由政府直接主導的，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是承擔了最主要的責任，它通過巨額的資金投入、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和廣泛的社會動員等來實施著扶貧計劃。例如：對口支援，先進扶助落后等。在扶貧的內容方面，從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種養業生產，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到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衛生扶貧、生活救助，等等，扶貧運動幾乎涉及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貧困人口生活的各個方面。政府扶貧中強調開發式扶貧等。中國的扶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但扶貧的局限性致使無法根本解決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例如：西部貧困人口基數巨大，政府的投入是杯水車薪而已。而且在中國的扶貧實踐中，程序的官僚化、工作人員能力的局限性及相關機制的不健全，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造成了損害。許多的扶貧是輸血性扶貧，而不是造血性扶貧，這樣的結果就是根本無法根治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通過一些措施扶貧了的貧困人口很快就由于各種原因而返貧。

1.4 反貧困和發展的環境――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

自然生態條件差、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是造成西部農村男女貧困現狀的共同原因，而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則是西部回族婦女反貧困和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研究者在調研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文化貧困”、“觀念貧困”、“生活方式貧困”等現象在當地回族婦女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對走出去就業，許多的當地婦女談到：“外面，媳婦們出不去，媳婦們要在家里照顧老人和孩子，要做莊稼，就是媳婦們要出去，家里的也不允許媳婦們一個人出去，教門上也不合適。除非男人出去時媳婦跟上，做個飯。要是個人自己出去，男人們腿子打斷地哩，家里還不要，娘家也回不去。” 當地婦女被動沿襲著早婚早育的習俗，承擔著傳宗接代任務，沒有自我意識地過著制造貧困的生活方式。

在整體貧困的大背景下，當地回族婦女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擔憂。由于歧視性的性別觀念、性別分工、性別關系和傳統習俗的影響和制約，她們的家務勞動不僅得不到承認和肯定，而且也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生產勞動所得。當地回族婦女對家庭里僅有的一點兒財產的擁有權、支配權和繼承權的喪失，在家庭和社區決策與管理中的低參與程度不僅潛移默化地影響回族婦女參與家庭建設及社會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且進一步強化了其自抑、自卑、自我封閉、依附被動等消極性格特征。這從她們的自稱與他稱中可見一斑：當地農村回族婦女一般婚前自稱“某某的女子”或“某某的妹妹”，婚后一般自稱“某某家里的”或“某某屋里的”，年歲大了以后又自稱“某某（兒子姓名）的媽”；別人一般也這樣稱呼她們。她們甚至對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的身份不能確認，當有人在門外問話“家里有人嗎？”她們普遍的回答是“沒人”。事實上，當地回族社區現行的充滿歧視與偏見的性別原則早已深深內化為回族女性自身思想觀念的一部分，構成她們自我覺醒，積極進取的內在障礙。而認識與克服這種阻力的難度，不亞于來自男性社會的壓力，甚至超過了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壓制與歧視，因而更具限制性。

2.對策建議

2.1 因地制宜地發展反貧困經濟項目，將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反貧困要求納入到具體的項目規劃和實施中

以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為例，雖然該地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也不適宜大棚蔬菜的種植。但該地植被較好，境內有三岔坪、石門灘等自然旅游景點， 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空氣清新，風景怡人。有遠近聞名的五山池，海拔4250米，大旱不減，大澇不溢，為當地一大奇觀，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老鴉關河流經該鄉，水能資源豐富，而且山泉處處可見，有發展高寒陰濕地區冷水魚養殖項目的基礎條件。所以，我們在具體的地區反貧困的思路上，避開發展的不良因素，挖掘發展的有利因素。在具體的發展項目中，把婦女的反貧困要求考慮進去。例如，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發展農家樂、旅游業、養殖業等項目時，婦女就可以避免和傳統文化進行激烈沖突，就地發揮女性的特長，積極參與反貧困的發展項目。

2.2 確保完成義務教育，開展多種技能培訓，加強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的自身能力素質提升

針對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尤其是婦女文化素質低下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大力普及和發展教育是唯一的出路。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教育，首先真正要普及義務教育。在普及義務教育中要加強《義務教育法》的法律神圣性和執行嚴肅性，將《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嚴格貫徹到教育部門、基層政府和村民的認識和行動中去，保證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義務教育的有效完成；其次，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應加大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實用技藝的培訓，而這種實用技藝應該和當地的發展項目相聯系。如當地發展農家樂，就應該培訓一些餐飲、服務方面的實用技術，使她們能夠通過技藝進行反貧困；還有，研究者認為應該通過修改民族地區自治法相關條例，提高男女初婚的年齡，這樣就可以減少早婚、早育，增加代際年齡差，使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更多地投入到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中，而不是過早地承擔母親和奶奶的角色。

2.3 進一步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改善國家扶貧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我國逐步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和對“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逐步在縮小國家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差距。而且國家把目前中國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置于影響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問題，所以，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是促進西北農村發展的基礎。

而在國家的具體的扶貧工作中，在加大政府的投入的同時，應開拓其他的投入渠道，如：國內外的民間組織、企業等。精簡目前的扶貧機構和工作程序，提高扶貧工作人員能力和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把扶貧資金最大化地使用在扶貧事業中。在扶貧性質上提倡造血性扶貧。

2.4 培育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社會性別意識，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因此西北農村回族社區婦女反貧困工作的首要任務是解放思想，讓該社區回族婦女的人格與精神“站立”起來。具體作好社會性別培訓工作，讓當地回族群眾真正認識到現存的性別意識、性別分工和性別關系并不是男女生理特點所決定的，是可以改變的。在此基礎上，讓當地回族群眾，尤其回族婦女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回族傳統文化賦予她們的神圣權利以及如何運用這些權利。逐步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基金項目：論文為200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佟新.人口社會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資料來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甘肅公報和臨夏回族自治州手工匯總主要數據。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宋志國，肖岳峰.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J］，經濟師，2004，（06）.

［作者簡介］馬東平（1973-），女，回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副研究員，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