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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無論是孔子“教會做人”的德育方法，還是陶行知的“教人求真”的德育論，在教育現代化發展的今天仍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在實踐中指導我們的德育工作，展現“學做人”和“做真人”的嶄新風貌，致力于培養知行統一的現代德育主體，將會使我們的德育踏上更廣闊的發展道路。

二、孔子講“有教無類”，陶行知倡“平民教育”，都強調公平教育

春秋以前是貴族之學，有資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貴族的子弟。作為平民是沒有資格入學接受教育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這一理論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天賦比平民高貴、優越的思想，并創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孔子在招收學生時，不分貴賤貧富和種族，人人都可以入學受教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本人愿意學習，就可以成為弟子。事實上，他的弟子分布地區廣、成分復雜，大多數出身平民，如窮居陋巷簞食瓢飲的顏回，卞之野人以黎藿為食的子路，窮困至于三天不舉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參，居室蓬戶不完上漏下濕之原憲，父為家無置錐之地的仲弓。在孔子私學中，弟子品類不齊，除了出生平民的，也有個別商人出身，如曾從事投機販賣的子貢。還有少數出身于貴族的，如魯國的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宋國的司馬牛等。弟子之中，各色人物都有，但他都能做到一視同仁，像他的弟子子貢是學生中最富有的，孔子并不因為他富有而特別優待他，還時常批評他夸夸其談的毛病。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做到的“教育公平”，激勵并要求著今天的教師們也必須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學生，讓我們的孩子擁有公平的學習機會，讓我們的教育成為真正的全民教育。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也極力推崇教育的公平性。他在《普及現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指出：“我們必須拿著現代文明的鑰匙，才能繼續不斷的去開發現代文明的寶庫，保證川流不息的現代化。這個鑰匙便是活用的文字符號和求進步的科學方法。普及教育運動之最大使命，便是把這個鑰匙從少數人的手里拿出來交給大眾。”在《民主教育》中又指出：“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全民教育，以實現全民政治。積極方面，我們要求教育機會均等。對人說，無論男、女、老、少、富、階級、信仰，以地方說，無論遠近、城鄉，都應有同等機會享受教育之權利”。陶行知這一極具遠見卓識的平民教育思想對我們實施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教育是公益性事業，它的受益者不僅僅是個人，更多的是它直接關系到國民的素質和國家的命運，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建設。孔子和陶行知雖然相隔兩千多年，但他們都認識到：只有平等接受公平的教育，才符合教育的基本規律。

三、孔子是“仁者愛人”，陶行知則“愛滿天下”，都強調愛心教育

第2篇

作為公共事業，教育管理通過提供優質足量的教育產品來保證公眾的個性發展需求和社會發展需求。優質足量涉及效率，保證公眾的個性發展和促進社會公共利益涉及公平。公共事業的發展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問題。

效率是一個完全的經濟概念，強調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公平強調教育管理的效果與教育管理的本質和最終目的的關系。企業基于其生存和追求利潤的目標，效率成了其當然的首要指標。效率作為一種手段，有利于提高辦學效益，它與私營企業的區別就在于效益在私營企業看來是一種目標，而就公共事業而言，只能是一種手段，是服務于公平的手段，最終必須服務于公平的需要，教育不能本末倒置，這是公共教育事業管理的特性所決定的：

從本質上講，教育事業是關系到社會大眾基本生活質量和公共利益的特定的社會公眾事務。從理論上分析，公共教育事業管理，涉及到兩個理論：一個公共事務理論，一個是公共產品理論。當然由于教育的準公共產品性，也說明教育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教育的不同部分，其純與私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非義務的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的受益，很大程度主要體現在教育者個人，私人產品性也很突出，產品提供的方式以混合提供為主要，實行成本分擔機制。基礎教育階段，實行強制義務教育，以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為主要目標，社會受益面最大，教育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外部性最高，因此決定了這類教育產品公共性程度非常高，已是傾向于純公共產品的準公共產品，甚至某種意義上就是純公共產品。產品的提供方式以政府的公共提供為主要形式，即由政府無償地向消費者提供，實行免費教育，滿足社會的公共消費需要。

二、問題：目前義務教育的非公平問題

目前教育最受詬病的就是教育公平問題。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由于牽涉到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社會大眾對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機會，人人公平接受高質量的敦育。但是基礎教育階段存在背離公平原則的傾向，主要體現在校際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政策制定上的不合理。1986年國家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合理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對于基礎教育來說，由于政府實行義務教育的政策，基礎教育是公共性很強的準公共產品。既然是公共產品，每個人的享用應當是公平公正的，不應該存在不公平的現象。

由于提倡提高辦學效益，教育提出重點發展個別高質量的小學、中學的主張，政府在教育投入、教師資源配置、學生資源配置上給予傾斜，這樣的結果是優質教育基本上集中在少數學校手中。重點學校制度使國家有限的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對于義務教育階段來說，資源的非均衡分配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學校間的差距造成了公眾享受教育資源的不公平，重點學校制度以精英教育培養尖子生為目標，與義務教育使人人享用平等教育的宗旨是背離的。就近入學制度是保證義務教育的主要手段，但是教育資源配置現狀的不合理，學校間明顯差距的存在使這一政策無法體現它的公平原則。就近入學意味著你沒有選擇好學校的余地，碰巧跟好學校做鄰居，那么你就可以上好學校，碰不巧就只能上差學校，這本身就是帶有偶然性的，有人稱之為是“家庭居所決定是否享有優質資源”。

擇校意愿的產生和擇校制度，就是因為伴隨優質教育資源集中化而派生出來的。從理論上看，擇校是“家長們放棄了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按學區免費就近入學的優惠政策，主動選擇其他學校就讀”，是個人選擇性的行為，并沒有違背“人人享有教育機會”的教育公平。而且從理論上講，擇校給予受教育者選擇自己心儀學校的權利，擇校有助于構筑學校間的競爭機制，推動教育質量的提高。但是從現實上看，擇校與高收費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許多名校通過留出一定比例的擇校名額而獲得額外的經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于教育優質資源的稀缺，為了能得到較好的教育，老百姓不得不在義務教育階段就為孩子的受教育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對家境富裕的家庭來說，擇校制度能使他們通過交納高額的費用就可以享受到好的教育資源，好的教育資源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但是當它一旦與高收費聯系在一起時，就意味著部分的人占有了本應是大家共有的資源，這對于弱勢群體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如果說民辦學校因為其民辦性質，是有滿足個體（下轉第151頁）（上接第147頁）受教需要，提高辦學質量、效率的話，無須承擔義務教育的責任，采取擇校高收費無可厚非，那么，通過將公辦學校的優質初中部轉化為民辦途徑而使擇校高收費合法化，這就是說把本來屬于公共的物品變成了部門和教育實體的私人物品，而使公眾失去平等享受優質公共資源，這就是從理論上和道德上完全說不過去的。盡管從理論上說擇校可以幫助你通過交費或考試的方式，重新選擇，但這是不是又是對交不起高學費的人來說是不公平呢？而實際上對負得起高額學費的家庭來說，也并不意味著公平，因為教育的公平除了基本的要求是上學的人人機會平等外，還包含“人人公平享受高質量的教育”，但是高質量的教育卻必須花費高額的費用。目前各項制度推出的結果并不能實現對公平的維護，而恰恰相反是對公平的損害，以“精英教育”為導向，以分數為取向的重點學校制度成為了推廣普及素質教育的障礙，損害的正是大多數人享受義務教育階段高質量教育的利益，這是對義務教育普及素質教育的宗旨的背離。對此楊東平教授深刻地指出：一般認為，就事實而言，世界各國在教育質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機會不公平嚴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質量的基礎教育仍然是20世紀末的重大挑戰之一”。

三、對策：推行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政策

為了切實轉變應試教育，實現素質教育的良性運作，有必要在基礎教育階段將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作為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是義務教育維護公平原則和公平目標的手段和重要保障。目前應試教育之所以仍然是基礎教育的主要內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著優質教育不均衡。由于重點學校制度和選拔精英的教育主導，就必然會有應試教育和擇校高收費，就必然會有學校與學校間進一步的差距。推行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需要考慮采取相應的措施：取消重點小學、重點初級中學；將原來重點小學、重點初中的師資進行重組，調配到原薄弱中小學去，加強薄弱中小學的師資力量和硬件設施，以強帶弱，實現義務教育水平均衡發展。在各校資源均衡的背景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就近免費、就近免試入學的政策，才能夠真正實現，水平相當的基礎上的競爭才是有效和合理的。沒有了重點小學、重點初中，各校均衡水平發展，老百姓也就不需要為子女避免進入差學校而四處擇校，學生也不需要在基礎教育階段為考上一所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奔忙于各種輔導班而失去了本應快樂輕松的童年。只有這樣素質教育才能真正取代應試教育，而不是只停留在口頭上，如此中國的教育才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真正地解放我們的孩子。為保證義務教育公平目標的實現，就有必要加強政府對教育經費的均衡投入和加強政府對教育的宏觀調控上。因為教育的相當部分，提供的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特別是義務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產品，政府為保證社會的大部分成員合理享用到公共教育資源，需要承擔經費投入和監管調控的職責，以此保證教育公益性。

【參考文獻】

[1]崔運武．公共事業管理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

[2]楊東平．教育公平的理論和在中國的實踐[J]．東方文化，2000，（6）．

[3]義務教育法[M]．1986．

[4]義務教育實施細則[M]．1992

第3篇

教育扶貧作為致力于解決教育貧困，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村地區生活水平的一種有效措施，其主要形式包括：（1）開辦“教育扶貧班”；（2）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與就業扶貧；（3）為國家扶貧重點縣建立現代遠程教學站；（4）實施教育扶貧工程；（5）設立教育扶貧基金，為貧困學生提供必要而穩定的經濟保障；（6）捐獻錢物；（7）國家和社會機構為學校提供各種資金，為在校學生提供獎、貸、勤、補、減的資助體系等。教育扶貧工程是為貫徹落實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充分發揮教育在扶貧開發中的重要作用，對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涉及的680個縣實施的一項重大民生工程。該工程旨在通過全面加強基礎教育、加快發展現代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服務能力、提高學生資助水平以及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等舉措，讓農村落后地區的青少年普遍接受現代文明教育，勞動者人人掌握職業技能，通過人力資源開發，提高勞動者素質，使連片特困地區人民群眾脫貧致富。

就我國來說，在國家層面，我國明確提出實施教育扶貧工程是在1995年，為推動貧困地區普及義務教育，黨和政府設立專項資金，實施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這是一項教育扶貧的偉大工程，在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國家教委和財政部決定從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義務教育專款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配套資金，組織實施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從地方層面來說，最早開展教育扶貧工作的是2002年遼寧省實施“大中城市對口支援貧困地區中小學工程”“省內高校對口支援貧困縣基礎教育工程”“各市城鎮學校對口支援農村中小學工程”和“社會各界援助貧困地區中小學工程”系列教育扶貧工程。

國外如日本、美國和英國等國家開展教育扶貧工作相對較早。日本的教育扶貧實踐最為典型并具有借鑒意義。20世紀初，隨著日本工業化的飛速發展，大量農村居民涌向城市，大量的失業、無業人群聚居東京的城郊，成為當時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鑒于此，日本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投入實施了幾個主要教育扶貧政策：其一，在特殊地區尤其是貧困人口聚集的地區建立貧困學校；其二，在收容所設立附屬小學；其三，成立專門的夜校；其四，重視偏遠山區的教育扶貧。美國將發展農村學前教育作為美國政府的重要任務，通過制定專項政策，確保農村適齡兒童的入學率；設立專項資金，完善農村學前教育機構條件；采取專項措施，保障農村學前教育優質師資，對提升美國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紀60年代，英國則采用“差別原則”實施“教育優先區”方案和“教育行動區”計劃。

二、教育扶貧與教育公平的關系與作用

同志在2010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寄托著億萬家庭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強國必先強教。教育扶貧作為一種扶貧開發的方式，是針對農村地區教育落后，人口素質低下的現狀所提出的一項旨在提高農村及邊遠貧困地區的受教育水平，提質高農村地區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的舉措。這對提高農村地區農民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會等方面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教育扶貧工程的實施也有助于提高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分布和教學水平的提升，從而縮小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維護教育公平，推動教育公平的實現。最終實現全國教育事業的“先富”帶“后富”，達到“共同富裕”。

（一）教育扶貧與教育公平的關系教育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含義。它既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反映，也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超越，是社會現實與教育理想的統一，具有特定的歷史意義。教育公平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亦或是在古代和現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在我國當前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越來越高的現實矛盾情況下，教育公平的問題愈發凸顯和激化。教育公平有三個層次的目標，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公平必須包括這三個層次：(1)確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2)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3)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相對均等。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有很多手段和途徑，包括政策制度的保障、經費投入、教育信息化等。教育扶貧是實現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它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進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資助服務，提高其科學文化素質或者是使其獲得一技之能，增加其人力資本，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扶貧與教育公平具有一種手段與目的的關系。

（二）教育扶貧與教育公平的作用教育扶貧作為推進實現教育公平的一項舉措，對于實現教育公平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國家、社會、學校、個人通過不同的名義，采取不同的形式進行教育扶貧，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教育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這些教育扶貧工程不論是從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有力地推進了教育公平。以湖北省為例，秦巴山區、大別山區、武陵山區以及恩施州地區的入學率、畢業率等受教育情況，自從湖北省政府加大對這些地區的財政投入、政策制度保障，以及一些部屬和省屬高校的對口支援等扶貧工程的幫助，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觀，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教育扶貧工作有力地推動了教育公平的發展。反之，在逐漸推進教育公平的過程中，也對教育扶貧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教育公平促進了教育扶貧工作的多元化、針對性和有效性，使得教育扶貧的工作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地區、人口特點，更加富有成效。教育扶貧與教育公平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不斷完善著雙方的發展，推動共同發展和進步，最終將實現雙方的優化以及效果的最大、最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