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市場競爭性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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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衛偉侯艷良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

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的生產力，中國工業生產總量大幅提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中國工業市場績效的快速提升是與多種所有制企業的大量進入促進了市場競爭分不開的，也就是說，是市場的可競爭性促進了市場的競爭性，進而帶來市場績效的提高。然而，目前對中國工業市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內部的競爭性和所有權結構以及它們與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上，對中國工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的關注遠遠不夠。事實上，“即使可競爭市場中只有一家企業，它也會表現出一個競爭性市場所具有的性質”。“無障礙的自由進入具有強化有效的產業結構的力量。”可競爭性不僅會影響市場內部的企業行為和市場績效，而且還會影響市場內部結構和所有權結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講，研究可競爭性對中國工業市場效率的影響比研究市場內部結構對工業市場效率的影響更為重要。研究中國工業市場的可競爭性，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比較科學地度量市場可競爭性。遺憾的是，市場可競爭性的度量是文獻極少涉及的一個難題，迄今為止，包括鮑默爾（WilliamJ．Baumol）等可競爭市場理論的提出者在內，研究者們一直未能發展出一種有效的度量方法。戴維斯（J．E．Davies）曾經用“進入退出法”考察了加拿大國際海運業的可競爭性。所謂“進入退出法”，是指用某一航線航運服務進入和退出的頻率來近似地評價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這種方法雖然是值得借鑒的，然而只適用于運輸服務業，不僅適用范圍較小，而且數據的收集也很困難。莫里森和溫斯頓（S．A．MorrisonandC．Winston）用“補償變差（Compensatingvaria－tions）法”評價過美國航空業的市場可競爭性。補償變差是指消費者實際福利與其可實現的最優福利之間的差距，它并不是一種直接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而是通過考察潛在競爭者數量對補償變差的影響來近似地判斷市場可競爭性，是一種定性評價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凱薩迪斯（I．N．Kessides）用“沉沒成本法”近似地評價了339個行業的市場可競爭性，并分析了其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由于沉沒成本實際上很難被準確估計，而且不同行業的沉沒成本又存在很大差異，不便于比較，故使之很難成為一個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通用指標。從以上的綜述可以看出，目前并沒有一個適當的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本文將從市場可競爭性的內涵及其影響因素出發，提出一種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并據此對中國工業市場的可競爭性進行分析。

一、市場可競爭性的內涵和影響因素

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Markets）理論提出以來，盡管諸多文獻中都使用過可競爭性（Contestability）的概念，但沒有一個關于可競爭性的清晰定義。因此，要度量市場可競爭性，首先要明確其內涵和影響因素。

（一）市場可競爭性的內涵

市場可競爭性是鮑默爾等經濟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使用的一個概念，用來描述市場進入的可能性。有關可競爭市場理論的早期經典文獻雖然經常使用這一概念，但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只給出了可競爭市場的定義：“可競爭市場是指可以被潛在競爭者完全自由進入和絕對無成本地退出的市場”。鮑默爾把完全自由進入界定為沒有斯蒂格勒意義上的進入壁壘，并且認為完全自由進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絕對自由退出。由于斯蒂格勒關于進入壁壘的定義本身是有缺陷的，并沒有涵蓋所有可能影響自由進入的因素，因此，鮑默爾對完全自由進入的界定也自然沒有涵蓋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此外，鮑默爾等人并沒有明確區分可競爭市場和完全可競爭市場，他們在文獻中往往互用這兩個概念，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把可競爭市場作為完全可競爭市場的一個簡稱，嚴格地講，上述可競爭市場的定義實際上是完全可競爭市場的定義。然而，鮑默爾卻對可競爭性和完全可競爭性作了區分，認為可競爭性存在一個“度”的概念，完全可競爭性是可競爭性的一種極端情況。因此，我們可以把可競爭性定義為市場能夠被潛在競爭者自由進入的程度，自由進入則指沒有任何影響企業進入的進入壁壘。

（二）市場可競爭性的影響因素

根據上述有關可競爭性的定義，影響可競爭性的因素是各種各樣的進入壁壘。遺憾的是，我們對進入壁壘的認識本身就不充分，許多可能的進入壁壘還沒有被識別出來，只知道進入壁壘種類繁多，而且具有動態性①。因此，可競爭性也就成為一個影響因素極其復雜，且具有動態性的概念。我們只能結合特定的時間和具體的情境對市場可競爭性的影響因素進行粗略的分析和判斷。但是，無論進入壁壘的種類多么繁雜，每種進入壁壘無非是由以下四個方面的因素導致的：市場條件、政府作用、在位者的策略性行為和進入者的策略性行為。因此，可競爭性同樣受這四方面因素的影響，它們各自作用的彼此消長，決定了市場可競爭性的程度大小，如圖1所示。

二、市場可競爭性的度量———基于資本流動的視角

影響因素的復雜性決定了從成因角度度量市場可競爭性是困難的。雖然從概念上說，“最顯著的可競爭性指標是企業頻繁的進入和退出”，然而，由于企業進入形式的多樣性，既涉及企業組織，也涉及企業產品，甚至包括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這也使得從企業進入和退出的頻次角度度量市場可競爭性同樣很難操作。事實上，資本的進入是能夠比較好地代表企業各種進入形式的更一般的形式。資本以價值的形式存在，無論企業自身還是其產品都是資本的外在表現，任何一種形式的企業進入都表現為市場中一些新資本的形成。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度量“資本自由進入的程度”來近似地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大小。反之也是一樣，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如果市場可競爭性較高，則“資本自由進入的程度”亦較高，資本進入市場的阻礙較小，單位時間內流入市場的資本量會較多，即資本流入的速度會較快。此外，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市場的規模越大，資本盈利的空間越大，市場吸收資本的能力越強，單位時間內流入市場的資本也越多，即資本流入的速度同樣會越快，反之亦反。

已經進入市場的資本存量及市場的規模是隨時間變化的量，是時間的函數。我們用K（t）代表t時刻已經進入市場的并且剔除實際利率因素影響的實際資本存量，S（t）代表t時刻的市場規模，則在時期T（T＝t1－t0，t1＞t0）內資本的平均流入速度珚VT為：考慮到不同行業市場平均規模的差異，為了對可競爭性進行橫向比較，我們假設市場平均可競爭性等于資本平均流入速度與市場平均規模之比，即：我們稱CONt為即時可競爭性。市場可競爭性是時間的連續函數，市場在每一時刻都存在一個對應的可競爭性值。這種從資本流動的視角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不但回避了可競爭性成因的復雜性、企業進入形式的多樣性，還考慮了其動態性。下面我們用這種方法對中國工業市場的可競爭性進行度量，并對度量結果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三、中國工業市場可競爭性研究

（一）度量方法

中國工業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國有企業的大量退出和民營、外商等非國有企業的大量進入。①因此，民營、外商等非國有企業的進入是中國工業市場企業進入的最重要特征。考慮到企業進入的更一般的形式是資本的進入，可以用非國有資本進入的平均速度近似地度量中國工業市場的平均可競爭性。此外，由于無法確定進入資本存量相對于時間的函數形式，我們無法對某一時刻中國工業市場的即時可競爭性進行度量，故在沒有特殊說明的情況下，本文以下所指的各類其中，NSKt1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末已經進入的非國有資本存量；NSKt0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初已經進入的非國有資本存量；T為時期的長度；珚ST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時期T的平均規模。由于我們無法確定S（t）的函數形式，這里用（St1＋St0）／2近似度量珚ST的大小，其中St1為T期期末的行業規模，St0為T期期初的行業規模。此外，還需要考慮市場可競爭性的相對性。

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與民營企業的自身條件不同，國家對其準入的政策也不同。相對于這些企業而言，市場具有不同的“自由進入程度”，即具有不同的可競爭性。為此，我們把工業市場相對于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可競爭性稱為外部可競爭性，把工業市場相對于民營企業的可競爭性稱為內部可競爭性。我們用外商資本和港澳臺資本進入的平均速度來近似地度量中國工業市場的外部可競爭性，用民營資本進入的平均速度近似地度量中國工業市場的內部可競爭性。其中，FKt1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末已經進入的外商資本和港澳臺資本存量之和；FKt0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初已經進入的外商資本和港澳臺資本存量之和；T與珚ST的含義同上。其中，PKt1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末已經進入的民營資本存量；PKt0為工業總體或某一行業在T期期初已經進入的民營資本存量；T與珚ST的含義同上。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個度量指標均是指沒有考慮實際利率因素的名義值，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我們不再考慮實際利率的影響：其一，資本的具體形態多種多樣，沒有任何一種價格指數可以恰當地評價資本價格的變動情況，從而無法據此計算實際利率；其二，我們所關心的是不同時期市場可競爭性的變動規律，以及不同工業市場可競爭性的相對狀況所揭示的規律，不考慮實際利率因素雖然會影響對市場可競爭性的精確度量，但不會影響我們對這些規律的把握。此外，根據上述方法計算的市場可競爭性只與當期實際利率有關，不受其他時期實際利率的影響，如果考察期相對較短或實際利率相對穩定，則在不考慮實際利率因素下市場可競爭性的名義值與其實際值相差不大。

（二）數據來源

衡量某一時期資本進入量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資本的純進入量，用某一時期新進入市場的資本數量來表示；第二種是資本的凈進入量，用某一時期進入市場的資本數量減去退出市場的資本數量來表示。同樣，資本的退出量也可以分為純退出量和凈退出量，相應的也有兩種方式加以衡量。我們關于市場可競爭性的度量方法所涉及的是資本的純進入量，由該方法所計算的可競爭性是一個非負的值，能真實地表現某一產業在某一時期資本的進入情況。不過，官方統計數據反映的實際上是資本的凈進入量。從理論上講，資本的凈進入量這一指標難以區分資本的進入效應和退出效應，如果某一時期資本的進入數量和退出數量相等，則該時期資本的凈進入量為零，無法反映資本進入和退出的真實情況。然而，用資本凈進入量來近似度量純進入量的可行性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悲觀。這是因為，第一，如果市場在某一時期有大量的資本進入，除了說明市場進入比較容易之外，還說明市場具有較多的盈利機會和較大的盈利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市場內部資本可能會有退出，在數量上往往也會比較少，這時的凈進入量為正值，而且比較接近純進入量的值。第二，資本的退出往往是被動的，要么是由于市場中存在高效率的企業，效率低的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要么是因為政府政策迫使企業退出，而在這兩種情況下，資本的進入都是困難的，所以資本的大量退出往往并不代表企業退出的容易，倒是反映了企業進入的困難。因此，存在資本大量退出的時候，進入量會相對較小，凈退出量（負凈進入量）會接近純退出量。由于這種情況下企業進入往往是困難的，我們可以認為市場的可競爭性為零。第三，當市場存在可競爭性時，資本進入量等于退出量或凈進入量（凈退出量）等于零的情況比較少見，因為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它會很快向其他兩種狀態轉換。當然，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判斷市場可競爭性，如果出現，我們可以將其作為異常值從樣本數據中刪除。即使在統計數據相對完備的國家，度量企業純進入（退出）的數據也是難以得到的，更何況度量資本純進入（退出）量的數據，我國的情況同樣如此。截至目前，只有《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提供了2001年至2008年的各兩位數工業行業、各個地區以及工業整體的國有資本、港澳臺資本、外商資本和全部實收資本的存量數據，但缺失2004年的數據。我們可以用全部實收資本減去國有資本得到非國有資本的存量，用全部實收資本減去國有資本、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之和得到民營資本的存量，用主營業務收入代表市場規模。由于這段時期資本的凈進入量可以近似地代表其純進入量，故我們用資本的凈進入量近似地計算市場的可競爭性。此外，受到數據的限制，我們的考察僅限于2001—2008年期間工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狀況。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對我國工業市場的各類可競爭性進行初步的分析。

（三）中國工業總體市場可競爭性的變化

我們利用上述方法和數據計算了2001—2008年我國工業總體市場的可競爭性，以及2002—2008年的外部可競爭性和內部可競爭性。由圖2可見，在這一時期，我國工業總體各類可競爭性指標均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性。2002—2005年，我國工業總體市場的可競爭性、外部可競爭性和內部可競爭性分別提高了18．6％、50．5％和6．6％。外部可競爭性提高的幅度明顯高于內部可競爭性，是這一階段工業總體市場可競爭性提高的主要原因。回顧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不難發現，2001年年末我國正式加入WTO，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放的程度，積極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從而加快了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速度，使工業總體市場的外部可競爭性得到了明顯的提升，成為推動工業總體市場可競爭性提高的主要力量。此外，入世之后，我國政府開始對國內企業的產業準入逐步實行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營企業的市場進入條件，從而使工業總體市場的內部可競爭性也有所提升。

2006年，我國工業總體市場的三個可競爭性指標均有所下降。對于外部可競爭性的下降，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經過加入WTO后連續幾年大型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后，新進入中國工業市場的大型跨國公司數量明顯減少所致。而內部可競爭性的明顯下降，一方面是受到市場在位企業通過各種策略性行為阻礙市場外部企業進入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民營企業的進入還缺乏更明確的鼓勵政策，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降低了市場的內部可競爭性，是造成工業市場總體可競爭性下降的主要原因。2006—2008年，我國工業總體市場的可競爭性和內部可競爭性分別提高了26．5％和44．2％，同期外部可競爭性卻下降了4．9％。在這一階段，內部可競爭性的提高是市場可競爭性提高的主要原因。2005年2月25日，國務院出臺的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文件———《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在鼓勵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允許非公有資本的進入方面發揮了作用。不過，政策的作用往往具有滯后性，2006年以后我國工業總體內部可競爭性的提高正是這種政策效果的逐漸顯現。從工業市場內部可競爭性的快速上升可以認為，至少在2006—2008年期間，我國工業市場總體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而對于外商和港澳臺企業而言，這種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這可能是因為前期一些高效率的這類企業大部分已經進入了中國工業市場，所以使得外部可競爭性不但沒有上升，甚至比2006年還略有下降。

（四）當前中國工業各行業可競爭性分析

由于我們所能獲得的最新數據是2008年的數據，故只能對2008年各工業行業的可競爭性進行分析，并將其視為“現狀”。我們所分析的行業是國家統計局工業分類標準所指的全部39個兩位數行業，由于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產品價格主要由國家控制，其主營業務收入不能很好地反映行業規模，無法用其計算可競爭性，故我們略去了這兩個行業。這樣，我們所考察的范圍包括37個工業兩位數行業。我們可以從各類市場可競爭性指標與市場競爭性及所有權結構指標之間關系的角度探討不同行業、不同可競爭性指標所呈現的規律。按此思路，我們不但計算了各類可競爭性指標，還計算了不同行業的競爭性指標和所有權結構指標。衡量市場競爭性比較理想的指標是集中率（CRn）和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Index），但由于現有統計數據中沒有兩位數工業行業的詳細企業數據，無法對這兩個指標進行計算。故我們采用唐要家的方法［9］，用工業企業數量作為反映市場競爭性的指標。與他不同的是，我們用單位行業規模的企業數量來表示競爭性，這樣可以消除行業規模的影響。此外，我們用各行業國有資本占全部實收資本的比重表示所有權結構。由于市場競爭性和所有權結構同樣是動態的和不穩定的，為了避免這種不穩定因素對分析的影響，我們用2007年年末和2008年年末的這兩個指標的平均值代表2008年這一時期的值。我們首先將三類可競爭性指標分成四組，分組的原則是將每種可競爭性指標的一個近似最大值四等分。例如，在所有行業中，專用設備制造業的可競爭性最大，其值為0．0722，我們就把0．08四等分，從而將所有行業分成四組。之后，我們計算各組各類可競爭性指標的平均數，以及競爭性和所有權結構指標的平均數，并進行對比分析。

由表1可見，具有較高平均可競爭性的組別，同時具有較高的平均競爭性和較低的國家所有權的比重。可見，提高可競爭性有助于提高行業的競爭性和改善行業所有權結構的分布。由表2可見，隨著不同組別平均外部可競爭性的提高，整體來看，其平均競爭性不斷提高，國家所有權比重不斷下降。可見，提高外部可競爭性有助于提高行業的競爭性和改善行業所有權結構的分布，這種作用尤其在中國加入WTO的最初幾年表現得更為明顯。表3則顯示了平均內部可競爭性與平均競爭性及平均所有權結構的關系，隨著不同組別平均內部可競爭性的提高，整體來看，其平均競爭性不斷上升，但與外部可競爭性的影響不同，其國家所有權的比重并沒有出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甚至在平均內部可競爭性較高的三個組別還有所上升。表3的數據還表明，只要行業平均內部可競爭性逐步提高，即使國家所有權比重上升的行業其競爭性也在提高，可見，可競爭性是比所有權結構更主要的影響行業競爭性的因素。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國有資產戰略性退出的行業，可能存在低水平的過度競爭。

（五）中國不同地區工業市場可競爭性分析

由于不同地區的產業基本條件不同，產業發展政策取向不同、開放的先后順序和程度不同，可競爭性水平也不盡相同。為了揭示不同地區市場可競爭性的特征及其成因，我們計算了2008年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三種可競爭性指標的平均值，并按國家統計局的標準將各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類地區，計算了四類地區三種可競爭性指標的平均值。

由表4可見，2008年，我國可競爭性最低的地區是東北地區，可競爭性最高的地區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市場可競爭性指標值低于西部地區，這個結果似乎有些出人意料。進一步分析表明，東部地區仍然具有更高的外部可競爭性，說明東部地區市場對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開放程度很高，且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東部地區的內部可競爭性很低，僅高于東北地區，這是造成東部地區總體可競爭性低于西部地區的主要原因。我們對這一結果的解釋是，正是由于東部地區開放較早，大量高效率、低成本的民營企業已經進入市場，平均而言，市場內部企業比外部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在位企業可以憑借其效率優勢和其他策略性行為阻止外部企業的進入，從而降低了市場的內部可競爭性。

就西部地區而言，由于市場開放較晚，市場內部企業的平均效率較低，會吸引大量來自市場外部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企業進入，故而在現階段表現出最高的市場可競爭性。但這種高可競爭性主要是由較高的內部可競爭性構成的，也就是民營企業進入速度較快，而外部可競爭性仍處于最低水平。這很可能是因為受市場基本條件的制約，使得西部地區對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吸引力還不夠大。

東北地區市場可競爭性的三個指標基本上都處于最低水平，這可能主要是由其市場的基本條件決定的。雖然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實施使其政策準入水平不斷提高，且其市場內部企業效率較低從而使內部企業策略性行為構成的進入壁壘也較低，但其產業構成主要是重工業，進入這樣的市場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資以及會形成較高的沉沒成本，因此，一般規模的企業是很難進入的，實力相對較弱的民營企業更是如此，這導致了其內部可競爭性水平很低，拖累了行業總體的可競爭性。

中部地區決定各類市場可競爭性的各種力量的綜合效果介于其他地區之間，因此其各類可競爭性指標值也相應地介于其他地區之間。

四、結論

根據可競爭市場理論，市場可競爭性決定市場競爭性從而決定市場績效。本文從市場可競爭性的內涵和影響因素出發，基于資本流動的視角提出了一種度量市場可競爭性的方法。在明確了市場可競爭性概念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工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提出了外部可競爭性和內部可競爭性的概念。

分析結果表明，在考察期內，我國各類可競爭性指標均呈現出明顯的波動，不過從趨勢上看，當前我國工業總體的可競爭性保持著不斷提高的態勢。2006年后三種市場可競爭性指標的變化趨勢出現了分化，工業的內部可競爭性繼續呈快速上升態勢，外部可競爭性則呈下降態勢，內部可競爭性的提高成為支撐工業總體可競爭性提高的主要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近期總體上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趨勢，但外商和港澳臺企業進入速度的下降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

分析結果還表明，行業市場可競爭性是行業市場競爭性和行業所有權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提高行業市場競爭性方面，中國工業總體上正在從以外部可競爭性的影響為主向以內部可競爭性的影響為主演變。在內部可競爭性逐步提高的條件下，即使國家所有權結構較高的行業市場，也可能具有較高的競爭性。可競爭性是比所有權結構更主要的影響行業市場競爭性的因素。政府調整國有資產布局對提高某些行業的競爭性效果顯著，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國有資產戰略性退出的行業，可能存在低水平的過度競爭。

最后，從提高工業市場可競爭性角度來看，西部地區要把進一步提高外部可競爭性作為重點，也就是政府對外商的市場準入政策和其他配套政策力度應當比東部更大。東北地區應把產業結構調整作為重點。總體上來說，中國工業市場無論對外商和港澳臺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該也有條件更加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