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關系對農戶安全生產意識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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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談對象及研究方法

1.1訪談對象

依據本研究的內容，訪談對象包括3類：（1）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農戶；（2）相關管理部門的負責人；（3）農資店主。調查者在湖北省荊州市M鎮、棗陽市W鎮和X鎮、武漢市S鄉結合問卷調查，共深入訪談32人，其中農業局干部1人、村干部3人、農資店主3人、農戶25人。被訪者中男性24名、女性8名，年齡最大70歲、最小20歲。

1.2研究方法

在資料的收集上，本研究采取半結構式深入訪談。研究組成員預先設計好訪談提綱，在訪談過程中以訪談提綱為基礎進行訪談問題的延伸與擴展，盡可能多地挖掘有用的訪談信息，并作錄音和記錄。訪談結束后，通過聆聽錄音和整理訪談記錄形成書面文字材料，同時對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進行編碼，編碼采用四級編碼，規則如下：第一級為個案的編號，An；第二級為個案的性別，其中M代表男，F代表女；第三級為個案的年齡，直接用數字顯示；第四級為個案的身份類型，其中1代表水稻種植戶，2代表村干部，3代表農業局干部，4代表農資店主。

2結果與分析

2.1農戶態度對農戶生產行為意向的影響

態度是指個人對該項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一般而言，個人對于某項行為的態度愈正向時，則個人的行為意向愈強。態度包含認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為傾向，不同的認知和情感偏好對行為意向會產生不同的引導作用。

2.1.1認知差異導致農戶對農產品安全的界定標準不同農戶與消費者在安全生產的限度上存在認知差異，特別是對農藥殘留問題的認知差異，農戶對安全標準要求相對較低，對農藥殘留問題有可能持忽視態度，而城鎮消費者則對農產品安全標準要求較高，對農藥殘留問題比較敏感。“不打農藥、不施化肥，這怎么可能啊？怎么會有收成呢？這在五六十年代還可能，現在不可能了，現在田里蟲子太多了，不可能……現在打的農藥、化肥都沒什么毒，前幾年蟲子厲害的時候還用1605（一種烈性農藥），現在不準賣了，買不到了。其實哪有那么多毒啊，不在潛伏期內打就好，一般收割前二十多天就不打藥了，下雨天雨水一沖刷就沒什么了，所以打藥最忌雨天，雨天打藥基本沒什么效果。打藥沒什么問題，我們自己吃的不就是自家田里種的米嘛，這不健健康康的嘛。”

（A17-M-47-1）“荊州是魚米之鄉，水稻種植優勢明顯，產量居全省第一，農副特產很多，農產品豐富，荊州市高度重視農產品的安全問題，有農產品質量安全辦公室，直接或間接扶持綠色農業和無公害農業，針對市場對健康、生態、無污染農產品的需求，荊州農業生產逐漸由數量向質量轉變，你們應該都能感受到，現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識比較強，所以我們也要積極轉變觀念，不僅要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也要讓老百姓吃得健康。”（A1-M-44-3）周培建等（2003）對城鎮居民的調查發現，86.5%的居民關心農藥殘留，知道什么是農藥殘留及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超標會危害身體健康，39%的居民在購買農產品時首先考慮安全問題，59.4%的居民認為要加強蔬菜出場前檢測，并要求政府部門積極教育和指導農民安全、合理使用農藥。從作為農業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A1深刻認識到，現代社會的消費者追求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觀念，消費者的飲食心理已經由過去的“吃得好”逐漸向“吃得健康”轉變，因此對安全問題十分敏感，特別是對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問題很敏感。但以A17為代表的傳統農戶卻仍停留在傳統的“吃得飽”、“吃得好”的觀念層面上，他們感受不到消費者對農藥殘留的擔心，而僅以自己的主觀標準去判斷農產品安全的限度。

2.1.2情感偏好差異導致安全生產行為的程度不一由于農戶擁有的資源和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導致其在進行決策時會產生不同的行為偏向，這種行為偏向的產生主要受個人小環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偏好影響。“我家里的田挺多的，承包別人的，總共有二十多畝，田比較多，打什么藥、施什么肥，我都自己琢磨。我家里有電腦，我兒子和你們一樣在武漢上大學，電腦是他教我的，沒事的時候，就在電腦上查一查水稻種植的一些知識，上面東西很全，時間長了，自己就琢磨出來了，其他人還來問我呢……我在網上也看到過食品安全問題，對綠色農業也有些了解，所以我在網上看農藥的時候，會仔細看說明，網上也有許多專家會做解答，什么樣的藥不能用都寫得很清楚，我一般會看那些比較安全的而且受專家推薦的農藥，我家稻谷賣得多，安全問題還是很受重視的。”（A6-M-49-1）“我用的農藥都是聽別人說的，有時候賣藥的人也會給我們講，大家用什么好就跟著用了，主要是看殺蟲的效果。有些年頭蟲子比較多，要換好幾種農藥，有時天天都要打藥，不打藥秧就完了。原來還用一些比較厲害的藥，效果好，但是現在買不到了。現在買的這藥還行，就是太貴。我這田少，產量當然很重要，這都是冷水田（灌溉水源來自堰塘而非河流），產的米比較好吃。”（A22-F-42-1）擁有資源的多寡和獲取信息的便利與否，對一個人的決策會產生很大影響。由于A6擁有電腦資源，其獲取信息的渠道與A22相比比較便利，獲取的外界信息量也相對比較多，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見識廣”，因此其在做決策時就會受外界觀念的影響，而且也更容易采用高效生態的新技術、新農藥去解決水稻病蟲害問題；而A22則由于缺乏外界的新信息，導致其在做決策時更容易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而且更容易采用傳統的方法去解決水稻病蟲害問題，一般說來使用傳統農藥的危險性要高于最新推出的生態農藥。由于A6的稻田規模比A22大，因此他在農藥投入上的顧慮比A22要小（小規模農戶更傾向于精打細算），即使新型生態農藥的價格稍高，其購買的意愿也比A22強烈。筆者分析認為，這種差異表現為一種長期性的和持久的過程，就會自然內化為一種行動決策的情感偏好，影響其在水稻生產中的行為意向。

2.2信任關系的建立程度會影響農戶的生產行為意向

主觀規范指人們認為對其有重要影響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統的感知程度，是由個體對他人認為應該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對與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水平所決定。調查發現，在農產品市場中，農戶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系由于剛性的社會結構和市場信息的不對稱而被割裂了，這種信任關系的割裂阻礙了農戶從事安全生產的行為意向。

2.2.1農戶與消費者之間信任關系的割裂由于農戶（特別是農產品生產戶，不參與銷售環節）與消費者（排除農戶自身作為消費者的情況）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且具有較強的異質性，這就決定了農戶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一個相對的自我封閉的圈子，圈子之間缺乏信息交流，圈子中的人不能感受到對方對自己的態度和意見，這種剛性的社會結構使農戶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被割裂，無法形成信任關系。“我們村也搞過很多方面的農業宣傳，原來還發報紙什么的，但是農民沒什么文化，對于我們所宣傳的‘安全’沒什么概念，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實用的農業技術方面的信息和糧食的價格，畢竟在農村，增產增收才是頭等大事嘛！農村人沒城里人那么講究，不懂得城里人講求的那一套健康環保概念，其實在電視和報紙上我們也看過很多，上面領導也強調這個問題，但是這不是農民能切身感受到的，從來沒人會想到吃了打了農藥的東西會怎么樣的。我看到說殘留農藥會致癌什么的，但是農民不會過多地關注這些信息，總的來說，發展無公害農業離我們很遙遠，這現實的基本環境根本不具備。”（A21-M-42-2）據秦慶等（2006）對武漢市居民食品安全的調查，80.6%的被調查者對食品安全表示擔心，33.7%的城市居民認為食品最大的安全隱患環節在于食品原材料，37.2%的人認為在于加工環節。事實上，正是由于農戶與農產品的消費者缺乏交流，所以盡管大部分城市居民對食品安全特別是食品原材料的安全表示擔心，但是正如A21所講的那樣，農戶感受不到城市的消費者對自己生產行為的不信任。而且由于不同文化社會環境的影響，兩者對于安全規則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因而農戶不能感受到他的行為在消費者看來是具有威脅的，即農戶不能感受到消費者的社會期待，從而割裂了這種雙方均不能察覺的不信任關系。

2.2.2農產品的自身固有的需求與供給彈性特點導致信息不對稱農產品市場是一個需求彈性小、供給彈性大的缺乏競爭的市場，這就造就了農產品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從農戶與農產品銷售商的關系來看，由于銷售商掌握信息的主動權，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他向農戶傳達的信息就是提高農產品的數量，并沒有傳達質量方面的信息，農戶就會基于銷售商傳遞的信息進行生產；而在銷售商與消費者之間，銷售商則會隱瞞農產品質量方面的信息，從而形成一種“檸檬市場”。“我們這兒每年都會有人開著車過來收購，差不多是定期的，谷子收割得差不多了，就會有人來，我們都是直接賣給他的……賣的時候一般他只檢查有沒有干，其他的都不管，其實都是裝在麻袋里，他都不看的，只稱有多少斤，其實大家都和他認識，也不會有人故意在里面摻石頭，大家都明白那個理兒，所以也就不用看了……具體的他賣到那里去了，我們也不知道，可能賣到加工廠去了吧，有些搞糧食加工的也會過來收，谷子和米的價格差別很大呢！”“我們就是圖省事，打米（稻谷加工）很麻煩，我們少量地打點米自己吃，有人來收，我們就賣了，只要價格不是太低。”（A24-M-54-1）何李花（2008）指出，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在進行交易時，他們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息把握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消費者無法通過直觀的觀察去獲取農產品質量方面的信息，而農產品，尤其是食用農產品，屬于后驗性物品，即只有通過食用才能較為準確地了解產品質量安全，甚至食用后也未必能夠精確認定其產品質量安全，這就無疑造成了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根據“逆向選擇”原理，由于市場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掌握較多信息的一方更可能形成一種單項選擇，對于農產品市場特別是糧食市場而言，銷售者總是在市場中處于有利地位。就農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關系而言，銷售者掌握著市場價格、市場需求等信息，而農戶則缺乏這種信息，因此在他們之間的交易中則是一種逆向選擇。同樣在銷售者與消費者之間，銷售者掌握著農產品質量、市場供給等信息，也形成了一種逆向選擇。而銷售者則利用這一有利地位向農戶和消費者傳遞不同的信息，銷售者向農戶傳遞的信息是市場需求的龐大，即農戶要盡可能提高農產品的產量，而沒有向農戶傳達市場上消費者關于質量方面的要求，同時銷售者也不向消費者傳遞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在這種農產品市場向導中，由于農戶不必考慮生產以后的任何銷售環節，他們不需要接觸消費者，也不需要向消費者作任何的承諾，他僅僅需要盡可能多地供應農產品就可以了，他們采取的是以追求高產為向導的生產方式而不必顧忌農產品的質量，同時銷售者則利用農產品后驗性的特點，以次充好，形成“檸檬市場”，進一步阻礙了生態農產品的流通。

2.2.3從眾心理導致農戶對主流方式的趨同從眾是指個體在社會群體的無形壓力下，不知不覺或不由自主地與多數人保持一致的社會心理現象，通俗地說就是“隨大流”。在農業生產中，從眾心理得到很好的表現。雖然農戶在進行農業生產中表現了一定的獨立性與分散性，但是由于中國農村“鄉土社會”親密的人際關系，在進行農業生產中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就比較便捷，同時由于農戶獲取外部信息的有限性，導致農戶之間有限信息的交流而產生行動趨同行為。“我平時用農藥都是看別人用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藥叫啥名字，看到別人用的效果好，我也就跟著用了，這四周用的農藥的牌子都差不多，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有時候去買農藥，賣農藥的也會跟我們推薦，他都推薦一種藥，差不多大家都打一樣的藥，其實啥藥無所謂，關鍵是殺蟲效果好就行了。（A11-M-55-1）“農民買的農藥的牌子都差不多，他們也會問我們，我們差不多都是推薦幾款效果比較好的藥，有新牌子也會推薦，其實最終大家買的藥都差不多，有的人看到其他人用得好，就會來買了……我們的知識都是自學的，現在（政府部門）基本沒做什么培訓了，我們的推薦對他們（農戶）當然很有影響，畢竟他們不懂嘛！”（A15-F-38-4）從農戶個人的角度來看，獲取農業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鄉鄰和農資店主，而大部分人獲取農藥信息的渠道主要來自農資店主，農資店主自身信息的有限性決定了可供農戶選擇范圍的狹窄性，從而導致了農戶在用藥過程中農藥種類的高度趨同性，而且在多次受推薦使用某種農藥且效果較好后，農戶會形成一種內化的對此種農藥的高度認可，這種高度認可就會成為指導自己生產行為的主觀準則。在信息缺失的農村，農戶重復使用某種其認可的農藥的概率就會增加，而市場上農藥產品的更新換代已難以直接改變他的選擇，除非他再次被推薦且試用效果好，否則他不會輕易做出改變。

2.3感知行為控制的因素對農戶安全生產行為的影響

阿耶茲引入了感知行為控制變量，并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TPB)。該理論認為，行為意向除了由態度和主觀準則決定之外，還會受到感知行為控制的影響。感知行為控制是個體感知到執行某特定行為的容易程度，反映了個體對促進或阻礙執行行為因素的感知。當個體認為其具有執行某特定行為的能力，或擁有執行行為相關的資源，其感知控制行為水平越高，對執行該特定行為的行為意向越強。

2.3.1感知成本的高低會影響農戶的決策成本是農戶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成本的高低會影響農戶的決策，當農戶感覺到成本成為其進行安全生產的阻礙因素時，他就會放棄這種行為。“現在種田開支很大的，農資不斷地漲，農藥化肥一天一個價，但是這個糧食價格就是不漲，辛苦一年，幾乎沒什么賺頭。政府補貼比較少，解決不了什么問題，買農藥的時候就比較著，有些藥是挺好，但是價格太貴、不劃算，就不買了，只要效果好，就買便宜點的了”（A14-M-61-1）“現在的農資漲價很快，很多人來買農藥、化肥的時候都抱怨價格太高，但是我們也沒辦法，市場上就這個價……漲價對銷量一般沒什么影響，因為這些大家都是必須要用的，價再高也得買”（A16-M-45-4）成本是農戶在進行農業生產時的重要考量因素，農戶在進行種子、農藥、化肥的選擇時，更容易感知到成本的壓力，因此農戶就更容易選擇價格較低而效果相對不是很差的農資，而一般的低毒、生態農藥的價格因相對較高，用于安全生產的成本代價也較高，受感知成本的影響，農戶不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采用相對安全的生產方式，成本就是農戶感知安全行為的阻礙因素。

2.3.2感知預警機制的缺乏阻礙了農戶的安全生產意向預警機制主要是指農村中的制度型的社會控制，傳統的農村地區較多地受到倫理型社會控制的影響，制度型社會控制則相對比較弱勢，制度型社會控制的缺乏和倫理型社會控制的不到位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控制的失調。“政府部門基本不管，也沒看到過什么人下來檢查過，沒聽說過種田還有什么規范要求的，我們這祖輩都是種田的，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種的，也沒看到過下發的什么規范性的文件，我們就是把田種好了，多提高產量，多增加收入就行，種田的哪還考慮到這么多啊？”（A4-M-52-1）“現在基本上沒什么監管，但是上面的領導還是會強調的，以前也有上面的人下來，現在少了。其實，村委會也會張貼下發的文件要求，但是農民很少關心，在制度監管方面確實存在空白，說實話安全生產就是實行起來也很艱難，一個村這么大，大家住得比較分散，到底有沒有按照規定來做，也不好監管。現在高毒農藥是不準用了，基本上都買不到了，這個直接從農資銷售上進行限制還可以，其他方面就很困難，當然了，太危險的東西，農民也不會用的，我們不像電視中的不良商販，農民是很純樸的。”（A7-M-49-2）正如我們從A4和A7所了解的信息那樣，農村在進行農業生產時缺乏必要的預警機制，或者說已經存在的預警機制尚未得到有效傳播，農戶不能感受到這種預警機制的存在以及給其行為帶來的壓力，農民受到的僅僅是傳統倫理、道德因素的影響，而這種倫理型的社會控制則與現實安全標準所要求的制度型的社會控制存在一定的差距，感受不到這種阻礙因素，提高了農戶在生產行為中采取非安全生產措施的概率。

3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農戶個體行為主要受行為意向影響，而行為意向主要受態度、主觀準則、感知行為控制的影響。由于受知識水平、環境因素、主觀傳統等因素的影響，農戶對于農產品安全的界定概念與農產品的消費者（去除農戶自生作為消費者的情況）存在認知差異，同時農戶作為獨立個體，也存在自身的個人生產行為喜好，農戶在自認為安全的界定標準內（這個標準與消費者的標準存在差異）以逐利為向導，主觀認為沒有危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一種行為意向。而這種主觀認知的差異正是由于農戶與消費者之間信任關系的割裂造成的，農產品市場的剛性結構和農產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彈性小，供給彈性大）造成了市場上中介者的主導，形成了交易市場兩端弱化的情況。同時由于農戶感知到安全生產的高成本和農村安全生產預警機制的缺乏，削弱了農戶執行安全生產的行為意向，再加上社會小環境中的從眾心理對于農戶行為意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此可見，農戶的安全生產與消費者所要求的健康標準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顯然這并不是農戶“知法犯法”，而是由于城鄉的主觀認同差異造成的，這與當今所面臨的食品安全問題背后的不法商販存在本質區別，不是依靠政府規制就能解決的，農戶需要改變的是其固有的行為意向。而如何改變農產品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如何減少農戶感知成本和預警機制等阻礙因素，對改變農戶的行為意向至關重要，這需要作進一步探討。

作者：田勇張翠娥吳琦單位：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