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分工深化與社會結構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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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結構的嬗變及其效應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活躍和市場的擴展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均貧富的格局，這不僅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經濟發展格局，而且使政治、社會、文化格局也出現了多元化趨勢。其中最主要的變化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治權威、道德權威的衰落以及經濟權威的崛起。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農村社會財富分配的平均化趨勢，用財富無法劃分不同家庭的階層，農村相應地也缺乏經濟權威。村干部所擁有的政治權威幾乎是惟一的權威。但農村實行市場化經濟改革后，不同家庭的收入差距逐漸拉開，率先富裕起來的人脫穎而出，從而在政治權威之外逐漸形成了一個經濟權威。村干部的政治權威和新出現的富裕階層，成了鄉村管理和秩序重構的最主要的兩個博弈力量?？偟膩碚f，村干部的政治權威和新富裕階層的經濟權威之間的博弈，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即村干部的權威的衰退和新富裕階層權威的上升相對應。村干部權威的衰退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鄉村社會總體上從政治至上時代轉變到經濟至上時代;二是村干部所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少，村民有求于村干部的事務也越來越少。相對應地，農村企業家的影響卻越來越大。他們不僅影響到本地的就業和收入，而且還影響到本地的資金周轉。有的企業家通過捐款等慈善行為，還能夠改善本地的基礎設施或村民福利。所以，農村企業家的影響總體呈上升趨勢［14］(P131－206)［15］。村干部和農村企業家的關系大致有兩種類型:一是合作關系，即村干部和企業家保持相對良好的關系。二是競爭關系，大多數情況是企業家對村干部的權威構成了挑戰，甚至企業家直接競爭村干部。

2．農業勞動者的減少和務工人員的增多。隨著農村非農產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從表1可以看出，從1980到2012年間，在第一產業就業的勞動力總數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12年，從事第一產業勞動的勞動力只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3．1%，還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詳盡的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從行業分布和從業時間兩個指標來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雖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雖然有些人看起來仍在從事農業，但實際上用在農業生產上的時間并沒有那么多，因為農業生產的很多環節都已經外包給農機服務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這就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者人數會越來越少，而務工人員的人數則越來越多。這是農村階層分化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標志。

3．知識取代經驗，成為農村發展的主導型因素;相應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輕人地位上升。在傳統中國，經營或生活模式都比較固定，所以經驗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經驗，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導社會秩序。但在農村改革后，新知識的學習和應用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無論是農村工業的興起，還是農業新技術的應用，都超出了傳統的經驗。因此，知識相對于經驗就顯得更重要。由于年輕人在學習新知識上的能力更強，所以在經營方面也就擁有了更多的決策權。筆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鎮調研時，就證實了這種說法。當地最主要的產業就是廢品回收。收廢品需要一定的知識，不同種類的塑料、金屬，價格差別很大。年紀大的人在辨別能力方面，顯然不如年輕人。所以，這里的年輕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財產的支配權(主要是現金開支)也主要由年輕人掌握。知識對于經驗的取代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或經營上，而且還體現在社會交往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上。日新月異的家用電器、新式服裝、新的文化娛樂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與傳統不一樣。在新風氣迅速取代舊風氣的情況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嘆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將更多的決策權移交給年輕人。例如，在家庭消費品購置和翻蓋房屋方面，年輕人都有很大的話語權。

4．在社會組織方面，家族讓位于新興組織和政府組織。家庭和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元。1949年以后的集體化運動打破了這種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組織———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但因為這種組織的無效率，以大包干為主的農村經濟改革又恢復了以家庭為單位的格局。農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產和經營并不普遍，村委會仍然是維護農村社會秩序的重要組織。但在農村市場經濟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經濟組織已經發展起來。首先是企業，大量存在的企業已經成為農村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例如，威海市大量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勞動力，都是在企業就業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東新增農民專業合作社13784個，合作社總量達到70336個。2013年，山東農民專業合作社平均社員數量為53戶，入社農戶比例達到了16．1%?？梢钥闯?，各類合作社已經成為農村的一個重要經濟組織。同。在傳統的地方秩序維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類糾紛基本都靠各個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協商解決，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家族。但現在，家族勢力有分化、衰落的跡象①。各類民事糾紛，也更多地靠公權力解決，而不是靠家族協商或調解。例如，在糾紛中如果發生打斗現象，很多人會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叫自己的近親來幫忙。通過訴訟來解決民事糾紛，也逐漸成為農村的時尚。

5．傳統倫理的衰落和物質欲望的泛濫。改革開放以后，對欲望的追求和滿足最終歸結為對金錢的追求。財富的變化導致了村莊階層的重新分化，財富成為衡量家庭在村莊中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倫理秩序遭到破壞。在此環境之下，拜金主義盛行并成為社會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義不僅打破了傳統社會的人情，而且導致了很多違法現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農村，兒女不養老的現象較為普遍。為了房產、養老等問題而導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況也經常發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違法為恥。只要能夠掙錢，即使是違法，也會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農村社會結構和階層分化的基本動因:農村專業化趨勢和農民職業分化

(一)中國傳統社會一直是一個自然經濟社會，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都沒能擺脫自然經濟狀態。從表3可以看出，1952年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66．6%，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95%。1980年，雖然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仍然達到93．0%?？梢姰敃r產業是非常單一的，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都在農業部門就業。此后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產業分化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農村工業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農村多年以來的自然經濟格局，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進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說，農業勞動力不到總數的一半，大部分農村勞動力都已經到工商業部門就業。以前農民的財富積累幾乎完全靠農業經營，而農村改革以后，工商業成為農村財富積累的新來源，而且工商業財富的積累要比農業快得多。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導致了家庭財富的迅速變化。由于家庭財富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階層分化，所以產業分化是階層變化的重要動因。從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國達到了43．55%，山東則更高，達到了46．40%。而家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全國和山東分別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經營收入中，全國仍有大約23%來自二三產業。家庭經營收入，2012年山東沒有三次產業的數據，但從2011年的數據看，其中來自非農產業的比重也達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資性收入基本是通過在非農產業就業得到的，所以從總體上來看，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占到了純收入的50%以上。這說明，來自農業的收入已經不再是農村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主要的收入都來自二三產業。隨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商業部門就業，農業生產專業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業生產的專業化主要體現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保持了較快增長的速度，年均增長率達到6．1%。2012年，山東全省農機化綜合水平超過了81．5%，其中糧食機械化程度達到88%，經濟作物達到58%。在糧食作物中，小麥機收率超過97%;玉米機收率達80．8%［20］。由此可以看出，農業生產的很多作業環節都已經外包給農機專業服務組織或個人，農業專業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極大提高。

(二)專業分化導致的農村人員流動性增強，社會交往的距離拉長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相適應，中國傳統鄉村是相對比較封閉和穩定的，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農村改革以來，更大范圍內的專業化分工導致了農村各種要素的流動性大為增加。其中對農村階層分化和形成影響最大的是勞動力的流動。直到20世紀80年代，能夠經常到外地特別是城市的人，在農村仍然是少數人。農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來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與外界聯系比較多的人。隨后逐漸形成的企業家階層，基本上都是由這部分人構成的。但此后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流動規模越來越大，以致于出現了“民工潮”、“春運”等中國特有現象。從表5可以看出，山東農村勞動力雖然跨省流動的規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內流動的規模和頻率還是比較高的。2010年，外出勞動力達到了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8．67%，2011年這個數字達到了22．41%。從外出勞動力就業地點上看，鄉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占到了絕大多數，而其中地級市和縣級市是主要的就業地點，出省就業的人很少。在外出勞動力中，大多數人都從事第二產業，從事農業的人微乎其微。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之所以對農村階層分化和形成造成影響，一是外出勞動力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即務工人員階層，而且這個階層將不斷壯大。二是外出勞動力對本村原有的階層形成了沖擊，從而刺激著原有階層的變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員回家創業，從而從務工人員階層躍升為企業家階層。

(三)現代知識多途徑輸入農村農村階層的變遷與現代知識向農村傳輸不無關系。現代知識進入農村，成為年輕人的時尚，改變著農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F代知識對農村的影響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代科技向農村的傳輸，不僅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產業結構和就業機構，而且提高了年輕人的地位。因為年輕人接受現代知識更快，在積累財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強。二是現代知識和現代風尚改變了農村的風俗和風氣。例如，在傳統中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較高。但現代知識顯然更注重平等，從而間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輕人顯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們對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間接地削弱了傳統的風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對110警察快速反應機制和法庭的訴訟機制，年輕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現代知識影響下，年輕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權威主義，從而間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權威?，F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最主要的途徑是媒體。電視的普及以及網絡在農村的普遍應用，都能夠使農村居民特別年輕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觸到現代知識和文化。電視和網絡不僅打破了城鄉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國家界限。此外，人員流動對現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也起了很大作用。無論是農村居民流動到城市，還是城市居民流動到農村，都能夠將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維方式傳輸到農村。公共服務向農村的普及和推廣，顯然加快了現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交通設施的改進有利于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交流，特別是人員交流?，F在，年輕人沒有到過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線電視、無線網絡在農村的普及，都成了現代知識在農村傳播的有效途徑。

(四)農村專業化與組織多樣化農村的專業化導致了很多新興經濟組織的產生，例如，企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這些新興組織和政府組織無疑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階層狀況。打破了傳統的家庭和家族結構。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產單位，越來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業等經濟組織。家庭的收入也已經不再依賴于家庭本身，來自企業、公司、合作社等組織的收入越來越多。幾千年來牢固無比的家庭結構，在市場和經濟力量的侵蝕下正逐漸瓦解，農村正在進行千年未遇的結構重組。政府組織向農村的滲透，也極大地削弱了傳統的家庭和家族結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權威:村民們可以越過村干部，直接與政府組織打交道。以上四種農村社會變遷現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來解釋。是農村的產業分化導致了勞動力轉移和新興組織的產生?，F代知識輸入農村，則是城市發展和全國范圍內甚至全球范圍內分工深化的結果。

三、農村階層變化對社會管理的后果和影響

農村階層變化雖然有積極的效應，但同時導致了很多問題，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農村精英大量流失城鄉交流的不斷增加在促使大量現代因素輸入農村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農村優質因素流入城市，導致了農村的貧血。1．農村經濟精英的流失。農村的經濟精英通過兩個途徑流失:一是農村的企業家正大量地向城鎮轉移，目前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和各地出臺的吸引資本進城的優惠政策，更是加劇了這個進程。城市優良的生活環境，特別是文化和教育環境，對農村的富裕群體有很大的吸引力。越來越多的農村高收入群體，特別是企業家群體轉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壯年勞動力正大量流失。在發達地區，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到城鎮尋求就業，導致鄉村出現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鄉村，很難找到年輕人了。在不發達地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導致了村莊的空心化。2．農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鎮化浪潮中，大量的農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鎮。例如，在平陰縣、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現了大量村干部到縣城購房并居住的情況。這種情況顯然不利于農村的治理。

(二)管理隊伍的頻繁更迭和農村治理的內卷化農村治理內卷化是指農村治理陷入一種停滯或徘徊的圈子，而無法進化為另一種高級狀態。當前農村治理有內卷化的趨勢。首先，村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不僅在公共服務供應上，農村沒有達到城市的標準，而且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一直沒有保障。農村土地仍然保持著集體所有制，政府可以隨意征用農村的土地，而土地補償款卻遠遠低于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農村的住宅卻一直被排斥在市場之外，農村的財產無法用市場價格定價。在社會治安方面，以警察為主的國家機器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維護鄉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勞務輸出較多的地方，出現了盜匪橫行無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魯西南某些勞務輸出比較多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盜賊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現象。農村賭博現象也很常見。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雖然村委會名義上是選舉出來的，但由于選舉過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間時有矛盾發生，雙方之間的信任關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村民與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土地問題。雖然在絕大多數地區土地都已經承包到戶，且一定30年不變，但村干部及其親屬多占耕地的情況還相當普遍，土地問題仍然是村干部與村民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村集體財產問題。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體財產的地方，如何使用或處置這些財產也是一個矛盾的焦點。三是宗族關系問題。在一些宗族關系和諧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為某一個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換屆選舉成為宗族競爭的焦點。在資源豐富的地方，村民委員會的競爭到了白熱化的地步。賄選、家族式競爭非常突出。例如，在集體財產數量比較大、征地數額比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機獲得大量的好處，村干部的競爭也非常激烈，賄選現象很嚴重。村民委員會競選的白熱化導致了農村管理班子的頻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殼村，則沒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農村經濟、社會秩序的混亂由于傳統的治理機制和保障機制已經瀕于失效，市場擴展以后新的治理機制和保障機制尚未建立，所以農村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矛盾或混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秩序的紊亂。市場經濟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農村，并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相關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農村居民法制意識淡薄，信任體系不完善，合同法無法得到有效執行，違約現象非常普遍。其次，農村金融和信用制度體系很不完善，個體農戶較難從正規的信用機構借貸。其結果是高利貸普遍存在，因此而發生的經濟糾紛也不在少數。雖然各地都出臺了一些辦法來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如幾戶聯保，但總體來說，農村貸款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最后，國家監管制度在農村地區比較薄弱。在城市難以生存的假冒偽劣產品，大多轉移到了農村。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對農村市場進行有效監管的機制。2．社會保障機制仍不完善。近幾年雖然各類保障制度已經延伸到了農村，對農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夠。例如，農村大量的貧困人口仍然無法得到足夠的救助，雖然新農合已經普及，但農村因病致貧的現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東新農合覆蓋率達到了99．88%，實際報銷比率達到48．99%，新農合的大病報銷比例達到了50%以上［21］，但對于很多農戶來說，自費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負擔。2013年，山東農村低保標準平均達到2406元，256萬人受益［22］。但總的來說，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額度還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戶的選擇還有問題。很多村干部都優先選擇自己的親屬，不管他們是否符合低保標準。

(四)文化變遷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實際上是指新教倫理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從而塑造了一種新文化。中國農村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人們的價值觀有了很大的改變，原有的文化系統逐漸解體，而新的文化系統尚未建立。這種價值觀的改變和文化體系的變遷，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10］(P37－71)。1．從人情社會到拜金主義。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從傳統農村盛行的婚喪嫁娶“隨份子”的風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會的基本特征①。改革開放以后，對欲望的追求和滿足最終歸結為對金錢的追求。財富的變化導致了村莊階層的重新分化，財富成為衡量家庭在村莊中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在此環境之下，拜金主義盛行并成為社會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會約束的弱化由于中國農村傳統上是一個鄉土性的、封閉性的社會，所以，農村的社會約束基本上是靠諾思所謂的非正式約束，亦即依靠慣例、習俗、習慣等。傳統農村的封閉性使得農村社會基本上是個熟人社會，特別是在村莊之中，熟人社會的特征就更明顯。非正式約束是與熟人社會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約束。但在改革開放后，隨著分工的深化和農村流動性的增加，村莊的封閉性被打破了，人們越來越多地與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約束的效力就大為削弱。村莊的秩序也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無序狀態，村莊中騙人和被人騙的事例大為增加。賺錢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從事非法交易，個別村莊里的很多人因為與盜竊犯勾結或為盜竊犯銷贓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們并不以盜竊和銷贓而感到可恥。相反，因此掙錢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驕傲。3．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非觀念的弱化在市場經濟和金錢欲望的沖擊下，農村社會出現了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在村莊內部，往往金錢的多少決定著個人和家庭的社會地位，物質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傳統的鄉紳階層受到了沖擊，在市場經濟中社會階層有了新的劃分。一批富裕起來的人進入了社會上層。在現階段這個轉型期，原有的社會約束正在失效，新的社會約束尚未建立起來。在金錢欲的沖擊下，不顧社會約束而追求財富的現象屢屢發生。甚至出現了笑貧不笑娼的傾向。社會平等觀念缺失，是非觀念也大大削弱，金錢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惟一標準。在這種風氣之下，消費攀比之風盛行。有些村民頻頻更新住房，在一個側面體現了這種不良風氣的蔓延。

四、結語

農村階層和社會結構變遷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我們認為其背后的力量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快速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農村的分工深化改變了農民的收入來源和增加收入的方式，傳統的農業經營技藝和財富積累方式已無法有效地提高家庭的社會地位。更偏重于知識和智力的技能，如商業經營、工業生產技術等，成為增加收入的更重要的手段。家庭收入的迅速變化導致了家庭地位的升遷。學習型的年輕人對家庭和村社的重要性漸漸超過了經驗型的老年人。同時，因專業分工導致的新型組織的出現，也導致了家族凝聚力的弱化。對農村傳統結構影響甚巨的城鎮化，也是專業分工的產物。無論是山東還是中國，都處于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目前全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了53．73%。但從勞動力就業構成來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之和，已經占到了68．6%，高于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梢娹r村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目前，山東各地的城鎮化也如火如荼。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和以不同方式地促進城鎮化。在山東東部發達地區，農村城鎮化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集中。而在一些工業不太發達的地方，農村社區化則成為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形式。城鎮化必然導致階層的變化，從而需要一個社會秩序重構。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城鎮化發展較快的地區，社會結構的重構和文化的變革都大大滯后于城鎮化的進程。雖然很多地區都已經快速地實現了城鎮化，農村居民已經開始了城市生活方式，但很多居民并沒有馬上從農村居民變為城市居民。他們仍然沿用農村居民的很多生活習慣和文化。城鎮化并不是簡單地讓農村居民到城鎮居住就萬事大吉了。城鎮化是一個過程，它不僅需要經濟結構的變化，也需要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革。中國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而城鎮是一個流動性強的現代社會。城鎮化在要求政府改革管理制度的同時，也要求居民改變思維方式，以現代意識融入城鎮。由于中國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方興未艾，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遠未穩定下來。今后農村階層機構的變化征候和趨勢，仍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作者：張清津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