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社會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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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緣化：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現實境遇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城市空間不斷擴張，把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卷入城市化的漩渦。這些處于新成長階段中關鍵位置的近郊村無論在體制上還是在結構功能上都面臨著新的問題與困難。F村雖然在空間結構、經濟發展等方面具備了某些都市性，但是卻并沒有從傳統村落變為都市社區，而是陷入了似農非農、似城非城狀態，成了一種“另類”的邊緣化村莊。

（一）社會政策的邊緣性1．社會保障政策的邊緣化。F村雖然已經被劃入了城區的范圍，但是受制于城鄉二元體制及戶籍制度，其村民無法享受城鎮居民社會保障，依然是按照農村社保政策享受最基本的社保。調查中發現，近郊村的農村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發展也相對滯后，這使得農民需要承擔的風險要較城鎮居民大大增加。2．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邊緣化。對于近郊村的發展，政府沒有一個統一的、確定的政策規劃。而且地方政府更加熱衷于獲得近郊村的土地用作城市基礎建設或商業開發，卻很少有興趣去解決土地置換或者出讓后農村及農民的發展問題。雖然臺州市城市化建設進展迅速，但是F村似乎并沒有享受到太多的城市化建設所帶來的“紅利”，F村的發展也面臨著巨大壓力。F村所處形勢有其特殊性，雖然當地政府也曾為村莊改造做過規劃，但是因為城鄉兩種規劃思想不同以及F村的從屬的區位，使規劃難以實施。2007年左右全市新農村建設開始全面推廣開來，諸多城中村都進行了舊村改造、統拆統建，而F村因為情況復雜，一直沒有享受到新農村建設的相關政策。如今村里老房子密布，街道狹窄，私搭亂建等違章現象嚴重，嚴重影響村民的生活質量。

（二）社會結構的混雜性1．空間結構的碎片化。調查發現，一些近郊村往往存在著村落空間內農業用地與非農業用地共存、村屬單位與非村屬單位交錯、村民生活區與工業區混雜的局面，這就導致整個村莊的空間結構略顯混亂、分散，呈現出碎片化趨勢。F村人多地少，成規模的大塊土地被政府征用后，村集體所能利用的土地就已經非常有限而且分散，在村集體把能利用的土地征用后，最后只剩下的一些不成塊的、零星的土地還在種植農作物，但僅能供應自家消費需求，已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由于F村曾經是鄉政府所在地，因此原鄉政府及鄉中學都是無償占用村集體土地，如今雖然這些土地還在村中，但是已經不歸F村管理。另外，F村一直沒有開展統一的舊村改造，也沒有村莊建設的整體規劃，導致村莊的生活區與工業區并未形成有效的間隔，而是混雜在一起。2．人口結構的復雜化。像其他的近郊村一樣，F村同樣面臨著人口結構的多樣性問題，即農村戶籍人口與非農戶籍人口并存，本地人與外地人雜居。F村的人口由農民、城鎮居民、外來人口混合構成，不同的是F村的城鎮居民是由本村農民在政府拆遷過程中所轉化而來。而這些人卻并未享受到與城里人同樣的待遇，并未被納入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而是仍然以F村村民的身份享受村集體的福利待遇。外來人口也是F村的一大特色。目前該村共引入企業五十多家，吸引外來務工人員五千多人，是本村人口的兩倍。外地人混居村中，在為村民帶來房租收入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多問題。

（三）村莊發展的過渡性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城市化的不同階段，村落的社會狀態會表現出其特殊的階段性特征。從一定意義上說，城市化進程中近郊村落的邊緣化，實質是動態城市化過程的一個具有過渡性質的聚合體。F村正處在這一種動態化的發展之中，各種要素混雜其中，充滿了矛盾、對比與反差：現代思想觀念與村落鄉土性、城市文明與農村文明、政府與村莊、本村人與外地人，乃至本村村民因階層分化而產生的在職業、需求、生活方式、價值信仰以及心理文化素質等方面不相同的人群共存于同一村落空間內，勢必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沖突。在F村，既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銀行、大型超市、家具市場等，也可以看到低矮散亂的房屋建筑；既可以看到老年迪斯科、現代化的家電和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到傳統的“送大暑”和寺廟里的裊裊青煙。在這里，“城市與鄉村各要素空間變化梯度大，是城市與鄉村兩類性質不同的區域間的急變革”[5]。這些沖突與變革為F村提供了發展變化的條件和機會。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F村可能最終也將與城市融為一體，從一個地道的農村村落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社區，但在如今這個發展階段上，邊緣化及動態性卻成為了近郊村落城市化發展過程的重要表現。

（四）村莊成員的異質性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其成員普遍居住和生活在村莊，以土地和農耕為本，呈現出較高的均質性，隨著農村非農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近郊村落社會成員的均質性被打破了，逐漸地分離為多個階層和群體，呈現出非農化、多元化、異質化的趨勢。相當部分近郊村落的社會成員處于邊緣化狀態。盧福營教授從非農化的角度對農村社會成員的邊緣化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論述，他把農村邊緣人群定義為“在非農化過程中，從傳統農民中分離出來卻未能完成非農化，即未能徹底切斷與傳統農民的身份聯系，同時又未被非農社會群體完全接納，處于兩種社會角色邊緣的農村社會成員……根據非農化的方式，劃分為五種類型：進廠（店）不棄田、亦工（商）亦農、進城不脫村、亦城亦鄉、非工非農”[6]。與之相比，F村村民也具有“離土不離鄉”等某些共性的特征，有所不同的是F村村民的非農化并非因土地被政府征用，而是通過集體行為改變土地利用性質，從而使村民在職業上基本實現了“脫農”，只是在社會身份上依然處于“兩棲化”和“邊緣化”。隨著土地被征用，F村村民出現了明顯的職業分化，大多數村民“洗腳上田”，進入工廠打工或自主創業，實現了職業上的“非農化”和產業結構上的勞動力轉移；少數年齡較大的村民還在繼續務農，在零星分散的邊角土地里尋求有限的收獲；還有相當一部分村民賦閑在家，以打零工維生，這部分人以四、五十歲左右的村民為主（見表1、2）。村民職業的分化也導致了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村民在職業身份、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政治意愿上出現了多元化。“農村社會成員因職業的不同逐漸分離為眾多個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占有不平等的社會階層”[7]，這就打破了原來村莊均質同構的社會結構，也為村莊治理帶來了新的局面，勢必會對農村社會發展帶來深刻影響。

二、城市化進程中近郊村落的“邊緣效應”

“邊緣效應”源于生態學，它是指“在某一生態系統的邊緣，或在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性質的生態系統交互作用處，由于某些生態因子或系統屬性的差異而引起系統某些組織及行為的較大變化”[8]。在這里，可以把“邊緣效應”引入到社會學研究領域，將其視為不同社會系統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一系列反應。近郊村落正處于農村系統與城市系統的交界處，兩大社會系統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城鄉各要素在這里發生匯集、交叉及反應，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的“邊緣效應”：

（一）創造了近郊村落發展的條件和機遇異質地域間交界的公共邊緣地帶往往聚集了大量的互補性因子，不同的地域屬性也在這里匯集交融。處于邊緣地帶的近郊村具有對立統一的特性——分割城市與農村，同時又將兩者連接起來。其“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特征決定了其所處環境的多樣性和異質性，同時處于交界地帶的區位使其能更便捷地獲取各方的資源，有利于承載多元化的社會經濟活動，因此具有較高的發展價值。“它所蘊涵的綜合價值使個人和團體的社會與經濟活動的有效性提高，選擇機會增多。從此意義上講，邊緣區可謂促進城市文明發展的前沿區。”[9]在F村，最明顯的表現為發展機會的增多、人口和企業的集聚、物質和信息的迅速流通，等等。這些使得F村的經濟活動更加有效、市場更加廣闊、能量更加強大、對環境的適應性更強，從而為F村的發展創造了充足的條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比如，隨著臺州市城市化發展，市區土地資源越來越緊張，原先的工業企業不得不向周邊地區遷移，而這恰恰給近郊的F村帶來了契機。F村利用自身的土地資源吸引了大量的工業企業入駐，有力地促進了集體經濟的發展。同時，工業企業也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一方面，F村村民可以就近在這些企業就業；另一方面，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被吸引過來，并由此給F村帶來了出租房屋、經營針對外來人員的服務業等機會，明顯地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并使得村民收入來源多元化（見表3）。

（二）構建了城市生態系統的緩沖帶歷史經驗表明，城市生態系統具有人口高度集聚、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等負功能，且其自我調節、修復、還原能力較差，很多時候無法滿足城市人群的需要。而近郊村落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生態系統的這些“城市病”。城市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必然要通過各種途徑向周邊排解過重的負載，而近郊村正處于這一特殊地位。一些在城市看來屬于負面的因素，在近郊村落卻有可能轉化為正面功能。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臺州市城區的交通、能源、水源、環保等壓力越來越大，原有的城市功能迫切需要改造和創新，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部門開始逐漸向城市周邊地區轉移。從F村情況來看，它不僅吸引了大量工業企業，還吸引了大量外來就業人員，大大減輕了城區的壓力。反過來，這些工業企業的產品及服務又能供應城區，這會帶動一大批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建筑業、運輸業、物流業、商飲業、服務業等等（見表4），從而實現城區與近郊村之間的良性互動。建立了和諧有效的關聯。近郊村落因其在“邊緣區所特有的媒介和半透膜作用決定了它在城市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②。另外，從當前發展階段來說，城市體系日益完善，雖然城市也依然在發展，但是其發展對于臺州市的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已經越來越有限。相反，近郊村及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將會對城鄉一體化建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了村落自主行動的可能空間F村在應對城市化挑戰的實踐中采取了集體性的自主行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可以說，F村所處的邊緣化區位為其提供了集體自主行動的可能空間。首先，治理體制上的邊緣化導致了近郊村落發展的雙軌制甚至某種程度上無制可依的狀態，從而為近郊村落提供了發展的自主選擇權。其次，前文中提到F村在城市化政策中處于邊緣化，政府并未對其提出具體的發展模式；同時，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指揮棒”的影響下，政府往往更熱衷于城市及工業的發展，對近郊村前期甚至一度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這就使得F村有了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能夠按照城市化發展規律以及自身的需求選擇適合本村村情的發展道路。再次，近郊村落的內在發展訴求為村落自主行動提供了動力。城市化的迅猛推進，使得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一方面致使近郊村落的土地資源日益短缺并增值，另一方面迫使F村實現資產形態的轉換，以謀求自身的新發展；同時，通過土地轉讓獲得的不菲的經濟補償，為F村的自主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正是在此背景下，F村將村民承包的土地集中起來，由村莊統一管理、統一開發，借助集體土地資源的自主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需要注意的是，雖然F村的邊緣區位可以為其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和自主行動的可能空間，卻缺少科學合理的規劃，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甚至盲目性，有可能導致發展的無序化。首先，大量違章建筑出現。長期以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F村走上了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應該說農民的生存理性讓他們努力地尋求自己的脫困之路，然而，等農民實現脫困之后，經濟理性就開始發揮作用。在小農意識形態基礎上形成的近郊村民的“經濟理性”是一種類似于“極端功利主義”的“另類理性”，帶來了一些預想不到的消極后果。F村在發現違章建筑有利可圖后，開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出現了很多未經審批的廠房，而村民則看到外來人口涌入可以帶來可觀的房租收益，于是在房前屋后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搭起了建筑物，使原本擁擠的街道更是雜亂不堪。其次，強化了政府與村莊的博弈。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政府為了鼓勵農村自主發展，往往對一些違章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F村大量的違章廠房甚至一度得到過政府的默許和支持。出于規章制度的嚴肅性，當時政府還是對F村的違章建筑收取了一定的罰金，只不過罰金的70%會返還給村里，而且年終的時候還要按照廠房平方數給予一定的現金獎勵。在這種“經濟邏輯的強勢下，人們對此（違章行為）往往會‘集體失憶’或者當作無關緊要的方面”[1]71，為了經濟發展而把這些約束條件省略掉了。這種做法必然也會留下后遺癥，由于之前通過罰款把F村的這種違規行為合法化了，使得大量違章建筑成為事實，給村莊整治和違章處理留下了極大的隱患。目前，這種違規行為還在繼續，政府則依然采取妥協式的罰款方式，只不過這些罰款不再返還給村里。

（四）帶來了新的社會矛盾近郊村處于城市系統和農村系統的直接交鋒地帶，其所體現出來的邊緣化本身就是不穩定的表現，勢必帶來新的矛盾與沖突。1．結構性的矛盾。在城市化及非農化進程中，農村一般面臨著兩種命運：一種是外散型的非農化[10]16。大批村民外出謀生，使村莊變成“空殼村”，在非農化的過程中幾近解體；另一種是內聚型的非農化。在這種村莊里，農民往往采取集體行動，在村里舉辦或引進非農產業，從而實現整體非農轉化。F村屬于后者，但是這種類型的非農化仍然面臨著一些結構性矛盾，主要是村莊工業化促使人口集聚，進而導致村莊社區結構的膨脹，而本村村民和外來人員之間在社會身份、村莊福利和居民權利等多個方面還存在較大差異和區別。2．制度性矛盾。隨著村落非農經濟的發展，村域范圍內入駐了大量的企業和單位，2012年已達到五十多家，它們地處F村域，但并非隸屬于F村，F村集體組織無權對其實施管理。伴隨這些企業和單位而來的還有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2011年時已接近5000人，是F村戶籍村民的兩倍。這部分人員戶籍在流出地，F村對其無權管理，而其戶籍地政府也受地域限制，無法對其實施有效管理。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因為近郊村房租相對便宜，他們便選擇租住在F村，但是并不在村內企業里工作，而是在城市中工作，這些租房客處于游離狀態，很不穩定，F村也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總之，上述幾種狀況很容易產生管理的真空狀態，給F村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的風險。3．文化性矛盾。從村莊層面看，其文化性矛盾主要是指這種內聚型的村莊本身所帶有的封閉性、鄉土性與更大的社會延展性之間的矛盾。這種內聚型的村莊往往具有村莊利益的獨享性和封閉性特征，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村莊與更大范圍的宏觀社會體系的聯系。從村民層面來看，本村村民與外來人員之間的文化融合存在很大困難。調查中發現，F村村民與外來人員之間基本上不存在相互交流，最主要的交流僅僅局限于房東與租客之間的利益往來，這種狀態導致宏觀意義上的村社區無法產生較強的凝聚力，而且會增加當地的社會管理風險。

作者：李傳喜單位：中共臺州市委黨校行政管理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