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會學的早期試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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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0年8月盧紹稷接任上海中學師范科主任一職時，師范科已初具規模，盧氏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實行了多項改革措施。主要有:(1)重新修訂師范生訓練標準五條:第一條體格訓練;第二條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準則的品德訓練;第三條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信念的公民訓練;第四條科學訓練;第五條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實際問題為宗旨的專業訓練。(2)聯絡教育機關，一方面借以研究地方教育的改進，一方面使本科畢業生有更多服務社會的機會。(3)建議師范獨立，并陳述理由如下:師范生之訓練與精神，都和高中普通等科不同，即師范學校與中學之目的及訓練完全不同;師范畢業生之所以要改業的原因，非師范生入校之年幼，乃在師范訓練之不專;短期之三年訓練，實不足以盡師范教育之能事;高中設師范科，是違反近代師范教育獨立之潮流，只能認為是辦理師范教育之代行機關，唯有6年一貫師范與專辦后三年之師范學校，才能算是師范教育之正宗辦法。恰逢1931年5月，江蘇省師范科聯合會在上海中學開會，盧紹稷遂向大會提出建議，建議江蘇省教育廳自1932年起，恢復師范教育獨立制度，分區設立師范學校，將各省校高中師范科，自該年起停止招生，并將原有二、三年級學生辦至畢業為止。這個建議獲大會一致通過，又經由該會常務委員會將決議案呈報江蘇省教育廳，不久即獲批準，如期改制。上海中學師范科亦遵令于1934年7月最后一班畢業即行終止(后改為工科)，前后存在時間約七年。

上海中學師范科停辦后，盧紹稷改任教務副主任，1935年2月升為教務主任。在其所任職務中，以教務方面任職時間最長、所作貢獻最大。其間，他除了于每學期開學前制訂教務進展計劃及周歷以作為實施的準繩、充實教學設備、辦理招生等一些常規性的教務工作外，較為重要的有:(1)修訂中學課程標準。他認為課程編制必須依據三條原則:第一，根據教育廳頒布中學教育之目標。第二，適合地方與學生之需要。第三，注意中小學及大學教學之銜接問題。具體來說，初中階段從第三學年開始，酌設選修課以試探學生興趣與能力。高中各科課程中，凡關于公民基本訓練之重要學科以及切于實用之學科，而為學生繼續求高深學問所必需者，均定為必修科，同時于二、三年級酌設選修科，以適應學生個性與社會需要。此亦為上海中學課程特色所在。(2)針對不同年級的學生實行各種相應的指導。其中高、初中一年級學生以入學指導和生活指導為主，二年級學生注重修學指導，三年級學生注重升學及就業指導，尤以升學及就業指導最為重要。(3)成立學科研究會。先后成立了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等學科研究會，就各科教科用書、補充教材、教學方法以及征文比賽、學科比賽等，經研究會決定后再分別實施。(4)協助校長推廣教育事業。盧紹稷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從青年學生方面來說，在謀他們身心的發展與經驗的改造;但從社會方面來說，就在于幫助他們去適應社會以求發展，并能改造社會與促進社會，以增進人類的福利。所以“學校不僅須能為培養人才的場所，須能為實施教育的主要機關;并且須能為改造社會與促進社會的中心機關，對于社會須有各種推廣事業的措施”。其實上海中學在建校初，就十分注重實施推廣教育事業。如開辦暑假學校、舉辦民眾學校、聯絡附近教育機關、組織中等教育研究團體等。盧紹稷的各項教務工作得到了時人的認可和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贊揚，19

37年《視察省立上海中學報告》一文中指出:“教務主任盧紹稷‘任事得力，各項教導行政均能有條不紊’，均應予以嘉許”。于行政職務之外，盧紹稷在上海中學還兼任高中教育、史學、黨義、公民等科目的教學，其中教育科主要教授三民主義教育法、鄉村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史、社會問題等課程，并將教學和研究有機結合起來。他在講授鄉村教育、教育社會學、教育史等課程時，將平時所用教學講義整理成論著發表出來，如《鄉村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中國現代教育》等學術著作皆是如此。與此同時，盧紹稷還積極參加和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于校內組織師范科教育研究會，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實際問題，并組織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等科教學研究會;于校外曾參加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中國教育學會、上海市教育會等學術團體。1930年，與大夏大學校友孫亢曾、程寬正等十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教育建設社，是發起人兼任第一屆理事，該會以研究教育之實際問題為宗旨。綜合觀之，盧紹稷在上海中學是結合自己“所學所教所辦”來從事教育學術的研究，這便是他與上海中學之間最本質的聯系。他正是以上海中學為主要平臺，致力于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早期嘗試。

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初試

同近代大多數學者一樣，盧紹稷也非常關注鄉村教育的研究和發展。他認為鄉村教育非常之重要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關于“改良鄉村教育”與“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之主張明載于“中國國民黨政綱”，所以“今日鄉村教育之重要，夫人而知之矣”;二是實施鄉村教育是中國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中國素以農立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2/3，而整頓一國教育，鄉村與城市應相提并論通盤籌劃，斷不宜有畸輕畸重之措施。多年來城市教育多有人注意，相比之下鄉村教育卻加意乏人。如此農民棄農入市為工，城市人口與日俱增，引起諸多社會問題。欲求解決或防微杜漸，皆應注意鄉村教育。

然而，近代參加鄉村教育的研究和探討的學者，由于各人切入點的不同，理論學識和所處環境的差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理論信仰的不一，導致有關鄉村教育的理論學說也是各式各樣。就盧紹稷而言，他堅持認為教育應當“社會化”，因為“教育的目的，是替社會謀共同幸福，不是僅替少數人謀知識，謀生計”，否則“學校與社會，便有一道鴻溝為界，不能收到圓滿的效果”。在此基礎上，他傾向于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對鄉村教育進行研究和探討，《鄉村教育概論》一書便是他這種理論研究結果的集中體現。在書中，他強調道:“自‘教育社會學’發達以來，學校之設立于鄉村者應‘鄉村化’，設立于城市者應‘城市化’，已成為定論”。而反觀中國鄉村教育的實際，中國向來不注重鄉村教育，近年來大學、高中才有“鄉村教育”課程之設置，從前認定鄉村教育為專門事業而研究者甚少;即使在鄉間服務教育事業者，亦無所謂鄉村教育方針。

這種鄉村教育確有改造的必要，改造的目標則“須從鄉村實際生活產生活的中心學校，從活的中心學校產生活的鄉村師范，從活的鄉村師范產生活的教師，從活的教師產生活的學生與活的國民”。直言之，鄉村教育應以“鄉村化”為最終目標，至于鄉村學校教育、鄉村社會教育、鄉村教育調查等問題均要以此為指導原則。

一般來說，學校教育是個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教育制度中重要組成部分。盧紹稷有著同樣的認識，指出學校教育是“社會最好的事業”;“學校的生活是最適應的生活;學校的事業是最正當的事業”，鄉村學校教育是鄉村教育事業中最為核心的部分，也是關乎鄉村教育事業成敗的最關鍵因素。針對當前鄉村學校教育與城市教育無區別的現實，他分別從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教學管理以及師資訓練等方面論述了鄉村學校教育應如何實現其“鄉村化”的目標，其中尤以課程與師資為重點。他說:“夫課程為求達教育目的之工具(欲有良好之鄉村學校教育，必須有最完善最適用之課程)，其編制須隨教育目的而定。鄉村學校教育目的，今既以重新規定，則現在學校課程，自亦有修改之必要”。編制鄉村學校課程須依據六項原則:(一)須意農業訓練;(二)求其最能適合鄉村社會之需要者;(三)求其能適應鄉村兒童之個別者;(四)須采擇鄉村實際生活之材料并須促進環境;(五)須謀足以增進鄉村與城市之關系者;(六)須顧及鄉村學校之經濟狀況。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鄉村學校應設置的課程為:(1)必修之科目:公民與黨義、國語、算術、社會、衛生、自然研究、園藝與農業、藝術、家事、體育;(2)選修之科目:外國語(英語)、職業指導。除課程設置外，鄉村學校師資的訓練與培養同樣重要:“鄉村教育之改良，須先培養鄉村教師”，“鄉村學校教師，一方面為鄉村小學之教師，他方面為鄉村人民之指導者，換言之，即為鄉村社會之領袖”。然而，鄉村教師培養之實際情況與此目標相去甚遠，“現今造就教師之學校，十九設在都市，學生感于都市之文明，畢業后，皆愿意服務都市，不愿意到鄉村去，其到鄉間者鮮不為都市中之落伍者”。面對鄉村師資遭遇的困境，盧紹稷提出這樣的解決辦法:首先，要提高鄉村教師的待遇，使其能安心樂業于鄉間。其次，學校必須解決鄉村教師住宿問題，供給其家庭生活，唯此教師才能真正關心學校和社會上的事情。再次，要多設鄉村師范學校或師范科以培養鄉村教師。具體辦法是:(1)高中部師范科設鄉村教育組。(2)省立中學附設鄉村師范部。(3)設立鄉村師范學校。(4)普通師范學校，附設鄉村師范部。(5)設立農業學校。(6)設縣立鄉村教師養成所或年限一至二年的鄉村師范講習所。這些學校都是培養適合于鄉村生活之小學教師以及指導鄉村教育改進鄉村社會人才的重要機構，“然有時恐其不足，故師范大學、大學教育科或高等師范科，亦宜同負此責。雖其所培養者未必即為鄉村小學教師，但直接間接均有裨益也。直接者即為鄉村小學教師，或主持人員，間接則為鄉村師范教師，或輔導員”，多方位多渠道地實現鄉村師資培養“鄉村化”的目標。

除鄉村學校教育之外，盧紹稷認為鄉村社會教育也是鄉村教育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且兩者應該同樣注重。他說，教育一般可分為學校與社會兩種，一方面，學校教育不過是人生歷程中“時間最短，內容最簡單”之一部分，而社會教育，則凡人自生至死，均須涵濡熏陶，且學習的內容繁復廣博;另一方面，一個人在學校時間非常短，而在社會上時間不僅長，且凡人生活所具有之知識、技能、習慣、理想等等，多來自社會教育，“此社會教育之所以宜與學校教育并重也”。但鄉村社會教育與鄉村學校教育的發展途徑不必強同。以此為出發點，盧紹稷強調指出，鄉村社會教育在以“鄉村化”為目標的前提下，還應有自己明確的目標，即:(1)使認識中國國民黨之主義及政策。(2)使明了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之意義及其關系。(3)使明了中國在國際上之地位，國內外之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及其趨勢。(4)使明了自己在地方上國家上及世界上之地位。(5)使有黨治下公民生活之訓練。(6)使鄉村人民皆有相當之職業。(7)使有公共衛生與公共娛樂之知識與習慣。(8)使有守紀律、結群體、尚協同、善互助等之美德。(9)使能熱心社會活動與改良家庭生活。(10)使能自動舉辦鄉村各種公共事業(如選舉、政治、教育、衛生、娛樂及各種社會事業)。(11)使有建設并發達鄉村經濟組織之技術。(12)使有改進鄉村社會生活之理想與能力。如何貫徹這些目標，他認為，須設立鄉村補習學校、通俗演講會、鄉村圖書館、婦女講習會、衛生講習會、鄉村娛樂等組織。

“教育與社會為至有密切之關系，今無論鄉村教育，欲適應社會或改進社會，皆非先舉行‘鄉村調查’不可”，這是盧紹稷論述鄉村教育調查的理論基礎，并強調:“蓋不調查，則不知鄉村人民之需要，與鄉村教育進行上困難或阻礙之所在也”。他認為，第一，要進行鄉村社會調查。調查的項目主要有自然環境、人口、經濟、組織及風紀、教育。第二，即著手鄉村教育調查。具體辦法有:制作好“全縣鄉村教育概況調查表”“鄉村學校概況調查表”“鄉村校長調查表”和“鄉村教員調查表”，并令辦事人員、各校校長及教員分別填寫后匯寄調查人員手里進行統計;為謀便利起見，教育局組織“鄉村教育調查委員會”，由各委員分任調查;調查某項事情，勿以少數為依據，須求多數之平均為標準。調查結束后，要就鄉村教育調查之結果，研究今后辦理鄉村教育應采取的方針、決定進行之秩序，以使從事鄉村教育事業的人們有所依據，循序漸進。值得慶幸的是，當時鄉村社會、鄉村教育已有人進行調查，但在盧紹稷看來，這種以個人的名義調查，“容易被人看輕，收效皆未宏耳”，并呼吁今后調查鄉村社會與鄉村教育，最好由教育行政機構(包括教育部、省教育廳、市縣教育局)或教育團體主持其事，如此定能收到實效。由上述可知，《鄉村教育概論》一書是在“鄉村化”的目標之下，對鄉村教育發展的主要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種“鄉村化”的主張在當時眾多的鄉村教育理論學說中亦是頗具代表性的一種觀點。盡管如此，該書仍只能算是盧紹稷對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一次理論初試，是他運用西方的教育社會學原理與方法分析中國鄉村教育的一次理論嘗試，距離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最終實現還很遙遠。而他堅持認為，一門學科的真正確立，最關鍵的因素是有良好的研究方法，并且對于這種方法的實踐更是其題中之意。繼《鄉村教育概論》之后，他編撰了《教育社會學》專著，對教育社會學研究方法———教育調查的論述是該書的最大特色。此外，他又以上海中學為中心，開展“中學教師健康問題”的實際調查，他的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意識不斷向前發展。

教育社會學“中國化”意識的發展

與《鄉村教育概論》一樣，《教育社會學》也是由盧紹稷在上海中學所使用講義的基礎上編著而成的。該書是近代國人所撰寫的為數不多的教育社會學著作之一，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唯我國今日對于社會心理學之專著雖多，而關于教育社會學之著作尚少。余乃依據美國有名教育社會學家斯密士(W．R．Smith)、斯納登(D．Snedden)與比德(C．C．Peters)等之學說，編著是書，以應學術界之需要”，由此亦奠定了作者在我國教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地位和影響。全書在體例上分為“基礎”“原理”及“應用”三編。“基礎”編論及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包括何為社會學、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學校與社會的關系、用社會學的觀點去觀察教育等。“原理”編是全書的重點，專論何謂教育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的原理是什么，包括教育社會學的意義、重要性、思潮、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圍等。

“應用”編強調如何將教育社會學的原理應用于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上來，主要包括學校行政社會化、課程社會化、教學法社會化、訓育社會化以及社會教育民眾化等。上述這些應用領域正是我國教育社會學界所共同關注的領域。而該書最大的特色還在于對社會調查和教育調查的強調和論述，作者認為教育無論“欲適應社會或改造社會，皆非先行調查社會入手不可”，而社會調查則是“應用社會科學于人類各種勢力與社會現象之研究，以指示社會改良之步驟”，可分為自然環境、人口、經濟、組織及風紀、教育五項內容，各項調查，“皆有(由)專家，分析或比較現狀，而指示改進之標準與方法，以求增進效率”。為了在實踐中能有效地推廣社會調查等各項事業，作者又特別強調道，擔任社會調查的人選“非智慧高，知識甚，存心甚公，希望甚切之人難為功。如調查得法，則可根據科學資料(scientificda-ta)指示改進方法而革新社會”。而作者本人即有這方面的嘗試。

如前所述，盧紹稷主要是以“中學教育”作為教學和工作的重點，這使得他深切體會到中學教育的重要性。中學教育期間是“青年身心發展最速，變化亦最快。如能獲得良好教育，建立良好基礎，將來畢業后，無論升學或就業，對于個人定有遠大前途，對于國家民族亦必有貢獻”。在此前提之下，他強調指出，中學作為訓練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國民的重要場所，它固然要有寬大的校舍、充實的設備和優美的課程，同時也須有良好的師資，而良好的師資所應具備的條件，除了廣博的學問、精湛的教學技能和高尚的人格外，還須有健康的身體，“教師的身體若不健康，精神必不振作，時常要患病，要請假，教育是辦不好的”。聯系我國中學教育的實際，一方面，近年來教育行政當局關于小學教師檢定的制度中，已注意到體格檢查并作出明確規定，凡身體不健康的人，就不準充任小學教師。而對于中學教師，則尚未加以這方面的注意;另一方面，現今一般中學，只顧及學生身體健康的重要性，而不曾注意教師身體的健康。如學校能積極提供學生在課后充分的運動設備，而對于教師的運動設備則不太負責;又如學校對于學生缺少睡眠能夠注意到，而對于教師的過分工作則視為當然，殊不知，中學教師的健康，“在教學上、訓育上、校風上、社會上以及民族復興，都大有關系，絕不容疏忽的”，中學教師健康問題已成為我國當前中學教育亟待解決的十個實際問題之一(這十個實際問題分別是:(1)初高中課程銜接問題;(2)會議問題;(3)公文問題;(4)膳食問題;(5)性教育問題;(6)畢業會考問題;(7)畢業生出路問題;(8)教師健康問題;(9)教師進修問題;(10)教師保障問題)。為了能喚起教育界人士意識到中學教師健康問題的重要性，盧紹稷遂以上海中學為平臺，開展“中學教師健康問題”的實際調查。他首先根據在上海中學擔任教務的工作，將歷年教師缺課和患病狀況，分別制成了三個統計表(見表1、表2、表3)。在對各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后，盧紹稷統計出:中學教師每個學期都有人因病請假而缺課;中學教師每學期患病人數，多的時候幾乎占教師人數的1/2，最少的時候也要占教師人數的1/4;中學教師身體健康狀況與服務年限成反比。隨后，又從社會學的視角指出教師身體不健康的原因在于課務忙碌、他校兼課、身體瘦弱、環境惡劣、心里煩悶等等。

進而又從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師自身三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關于教育行政方面，盧紹稷認為其需要做到以下幾點:(1)舉行中學教師體格檢查。教育行政當局檢定中學教師時，應舉行體格檢查，倘若其體格不及格，那么無論其學問怎樣好，教法怎么樣好，都不予及格。(2)大學學生注重體格訓練。因為中學教師大都是大學畢業生，欲訓練其學生為優良的中學教師，非注重體格之訓練不可。(3)嚴格規定每周教學時數。(4)增加教師待遇。(5)服務相當年后給假一年。關于學校行政方面，需要做到:(1)施行健康診斷。(2)嚴格考查缺課。(3)病后回校須受診斷。(4)注意學校衛生。(5)設置教師娛樂室。(6)舉行教師運動會。關于教師自身方面，需要做到:(1)生活有規律。(2)厲行運動。(3)注意營養。(4)多行校外教學。(5)假期旅行。(6)免除郁悶。在這三種中學教師健康的解決辦法中，盧紹稷認為教師自身方面最為重要，因為“教育行政和學校行政當局的補救，究是被動的、暫時的;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健康，非由自己補救，必不能達到完善的地步”。就整個調查方法而言，即便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審視之，其調查程序已相當完整。這種研究實際上代表著我國教育社會學正逐漸由理論建構面向實踐的探索。美國社會學家墨頓(R．K．Merton)曾這樣說過:“一門新興學科要在學術領域里贏得獨立的地位，不是強調其在學術領域里的獨特性格，便是強調此學問的實際效用性。”近代中國教育社會學學者致力于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種種嘗試，特別是其立足于本國教育現實所進行的各項社會調查及教育調查，即是為在學術領域中作出獨特貢獻，更是為了突出教育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實際效用。可以說，盧紹稷在上述兩個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許劉英單位：浙江大學教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