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紅色建筑的傳承與創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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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主要通過對比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紀念館不同的展示意義，揭示海派文化影響下紅色建筑的發展歷程，并探究海派文化在其中的存在形式。

【關鍵詞】海派文化；紅色基因；紅色建筑

上海作為殖民地時期的遠東第一大都市，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版圖中最重要的歷史節點，許多歷史人物和仁人志士在這里相繼登場，書寫了一幕幕鏗鏘激昂的歷史劇作，留下了綿長的紅色記憶，也為上海留下大量的紅色文化資源。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紅色主題博物館和紀念館是紅色文化傳承和發揚的載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的重要載體。這些場館受到宣傳部門的高度關注，獲得比較充裕的資金和技術資源投入，建設很快形成網絡，并且具有快速提升的專業水準，設計理念和表達方式體現出新時代宣傳工作的特征。上海的紅色基地很多，本文主要以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紀念館為例，對比描述三者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與修復工程，以此來揭示中國共產黨在海派文化影響下的發展歷程。

一、復原——中共一大紀念館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在上海召開，“一大”對于黨和人民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它的召開正式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年中共的初創大會是在絕密狀態下召開的，就是當年的參會人員都已經不清楚開會的具體地址，現在要在這茫茫大上海里尋覓20幾年前的“一大”會址實在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歷時數月，經過多方查證，終于確定了望志路上的“恒昌福面坊”就是當年的李公館，即當年的中共“一大”會址。隨后，上海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開始搬遷會址內的居民，復原修繕并加固會址，鏟掉了會址外墻上的“恒昌福面坊”五個大字和旁邊的白色粉墻上畫著的大大的“醬”字，同時，將混水墻改修砌成清水墻，恢復了“李公館”的本來面目，不久將其命名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一館”。“一大”會場曾被設在樓上，于1957年在進行復原布置時，便將會議室更改布置到樓下客廳，會議室里那張長方桌也從樓上被搬到了樓下。此外，為了對當時歷史事件的高度還原，紀念館還特地安排工匠仿照當年的家具樣式制作了相似的一批家具擺設。一大會址的建筑風格為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式樣，外墻為交錯的青紅磚堆砌，并鑲嵌白色粉線，門楣上雕刻有礬紅色的雕花，兩個銅環搭配在黑漆大門上，門框上圍繞著米黃色石條，門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飾，屬于典型的海派風格。原有樓房一共兩排九幢，一上一下，坐北朝南，磚木結構，其中南面一排5幢房屋沿興業路建造，會址座落在西首兩幢，北面一排4幢房屋在黃陂南路樹德里弄內。石庫門建筑在所有租界建筑中，首先帶上了海派文化的韻味，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海派文化其中的一個“可塑性”構成。“一大”會址的探尋、確認與成立，無論是家具的擺放還是位置的選擇，都是對中共“一大”會議的還原與展示，也是對20世紀20年代上海建筑在海派文化影響下的映射。擴建部分與原石庫門建筑外觀風貌協調一致。

二、保護——中共“二大”紀念館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原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李達寓便所被選為“二大”會議召開的地方。中共“二大”會址在1959年正式成為上海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后分別于2002年和2008年進行了修復及擴建，將原來210平方米的紀念館擴建到2282平方米。本次修繕主要采取保護性修繕方案，即修繕之后仍然要保證總體的歷史樣貌。外立面和屋面都需要根據原先設計還原歷史原貌，會址室內也要在保證歷史原貌的基礎上進行恢復修建，改建的部分主要為會址展館部分，展館室為滿足新的功能使用要求，需要根據接待、參觀以及存放檔案的需要實施保護性改建。從建筑風格上看，“二大”會址為兩排東西走向具有磚木結構的石庫門建筑，基本保留了其在1915年始建時的建筑風貌，經過多次磨合、雕琢，終于向世人完美地詮釋了一個兼具地域特色與文化內涵的“石庫門里的紀念館”。新館的修繕設計忠實體現了“修舊如歸，做精做細”的總原則，整體凸顯簡潔、莊重、大氣、儒雅，細節展示出了經典自然的海派氣息。

三、創新——中共“四大”

在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順利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在1937年爆發的淞滬戰爭中，日軍對虹口地區進行了瘋狂轟炸，曾經作為“四大”會場的宅邸和周圍巷弄都被夷為平地。經過幾十年時間，上海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的“四大”會址早已不便考證。在這樣一個既沒有原始會址，又缺少實物史料的情況下，要建立“四大”紀念館，無疑是給中共“四大”紀念館設計者們提供的一個巨大挑戰。在經過一定的探索后，中共“四大”紀念館的設計方向逐漸轉為如何讓紀念館本身變成一種能體現歷史紀念性的場所。為了體現紀念館本身對中共“四大”會議的紀念意義，在相關單位支持下，選擇在中共“四大”史料陳列館基礎上進行修建，并結合四川北路上的綠地公園進行改建，并根據原有輔助用房的性質適當調改。盡管紀念館里基本沒有當時“四大”會議留下的歷史“原件”，但這個總面積達3180平方米的紀念館卻通過精心布局能夠讓參觀者聯想到當年舉行的這次重大歷史會議，并在歷史長河中解讀它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四大”紀念館便是一個可以喚起人們歷史記憶的地方。無論是人們入館的方式還是展館周圍的環境，都能再現中共“四大”召開時的情景，讓觀光者可以參與到所在的歷史事件中，于是參觀這個行為本身也就變為一個具有紀念性的行為。這樣的一種處理和設計，不但增強了展館所傳達的紀念意義，同時也讓一座城市公園兼容了一個具有歷史記憶的場所，將歷史記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同時沒有改變公園結構，使這段歷史記憶在不經意間被悄然喚起。“四大”會址的成立，與“一大”和“二大”會址的復原與保護既有相似，但區別也很顯著，中共“四大”紀念館不只是對“四大”會議的歷史還原，同時也融入城市環境因素與人文關懷，期待給人們帶來不一樣的觀感。當然，海派文化影響下的石庫門風格依然有所保留，這也是對歷史文化的認可與尊重。

四、反思與展望

隨著歷史的變化，人們對紅色文化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從中共“一大”會址的復原到中共“二大”紀念館的保護政策，再到現在中共“四大”紀念館所設計的創新，紅色基因在上海的存在也在逐漸創新。紅色基地的設計依然保留了老上海的特色，石庫門的設計是海派文化中的小小一處，這也是海派文化影響下的老上海風格。城市的精神往往反應了城市內在的靈魂，而城市精神的本質則是人的精神。這片紅色的記憶里，不僅僅承載了上海的歷史傳奇，也承載了歷史人物的英雄壯舉，承載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承載了上海這座城市的靈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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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嫣2012《“二大”會址紀念館在宣教工作上的多樣化探索及思考》，《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期。

童明、黃瀟穎2014《中共四大紀念館暨上海四川北路公園改造》，《城市建筑》第25期。

虹區、益初2002《中共“四大”會址的發現與確認》，《上海黨史與黨建》第1期。

作者：楊璐 單位：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