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民主社會職業教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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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民主社會：杜威職業教育觀的社會基礎

杜威之所以能在與教育管理官員的論戰中提出與眾不同的職業教育觀，還基于他長期以來的哲學觀和教育觀。在人的本質和民主傳統問題上，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認為個人并不是孤立地被天性力量推動發展的，而是受其文化類型和個人文化選擇而形成的。因此，民主的人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才能培育出來，問題只在于有意義的參與和尊重他人的民主價值觀能否在公司維持下去。在教育觀上，其教育理論以民主社會的建構為旨歸，強調經驗、活動、興趣等要素的重要性，同時反對由于哲學上的二元論造成的教育領域的各種二元對立，如勞動與閑暇、理論與實踐、身體與精神等等。他認為教育上的種種二元對立在文化修養與職業教育的對立中達到了頂點。這種職業教育是傳統的、為勞動階級而設的、純粹使用身體器官活動的教育，是亞里士多德以來的階級社會所留下來的舊觀念，是會削弱社會的民主性的。

二、一種新的“通識教育”：杜威的職業教育觀

1916年，杜威的《工業民主社會中實業教育的需要》一文發表在《工藝訓練和職業教育》（ManualTrainingandVocationalEducation）雜志上，文章提出“實業教育①體系在工業的民主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學習今天在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業中最重要的過程，以便了解構成這些產業的基本和一般的因素，進而能夠發展出一種新的‘通識教育’，而為特殊的職業進行的更專門化、更有技術含量的訓練工作則可以在這個體系的頂端進行”。也就是說，在工業民主社會中，實業教育排在更專業的教育之前，且是更為廣博的“通識教育”。這種新的“通識教育”的觀點首先建立在他對職業與職業意義的理解之上。

1.不只為謀生：職業與職業教育的新闡釋

在提到“職業”一詞時，杜威用到了多個詞匯，時而用“calling”，時而用“vocation”、“occupation”和“career”②。前三個詞匯都表示一群人都在做同樣的工作，且這種工作是經受訓練而獲得的，而career則強調職業的計劃性和時段性，它更多的是指人一生的整個事業。杜威認為“：一種職業（occupation）只不過是人生活動所遵循的方向，這些活動因其結果而讓個人感到有意義，同時也使他的朋友感到活動有好處。”換言之，一個人的職業既要對自我有價值，也要對社會有價值。然而，那種流水線類的工作只是在為雇主創造使用價值而對工人本身卻無絲毫趣味與價值。在這樣的工廠里的工人“沒有自由、無需智慧，只做他們該做的事情，只為掙到工錢”，這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杜威還從職業的對立面來闡述他所說的職業，他認為“：職業的對立面既不是閑暇，也不是文化修養。它的對立面，在個人方面，是盲目性、反復無常和缺乏經驗的積累；在社會方面，是無根據的炫耀自己和依賴他人過寄生生活。”由此可知，杜威所認為的職業就是一個人目標明確地進行連續性的、與經驗相聯系的活動，就是在社會中自尊、自信地生活，獨立謀生而不依賴他人。這種職業不僅包括為賺錢而進行的工作，也包括“任何一種藝術能力、特殊的科學能力以及有效地公民道德的發展”，集身體器官勞動與精神的、智力的發展于一體。與此同時，他又指出了人們的另一個錯誤認識，認為職業的區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每個人只有一種職業的想法是非常荒謬的。傳統觀點認為每一個人只能有一種職業的看法在電力革命大發展、壟斷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美國社會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一個人一生之中職業的變幻與流動是很常見的現象。他進一步區分了職務（employment）與職業（calling），認為每個人必須有各種職務，但是我們只是把他突出的一項職務稱為他的職業。比如，一個以藝術家為職業的人，他同時可能是某一社會或政治或企業團體的成員，這種職務活動并不是他的職業的專門的一方面，但是只有在所有這些職務活動的聯系中才能有藝術家的創造。在這里，杜威又把職業一詞大大地泛化了，甚至說“無論如何，人類占優勢的職業就是生活———就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長”。生活、職務、職業在杜威的概念中融為一體了。對于職業的意義，杜威認為它是“唯一能使個人的特異才能和他的社會服務取得平衡的事情”。而“所謂適當的職業，不過是說一個人的能力傾向得到適當的運用，工作時能最少摩擦，得到最大的滿足”。即通過職業，一個人不僅能夠自我實現，也能夠服務社會，從而成長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可見，杜威所認定的職業是指一個人一生的生活核心，這種職業需要通過訓練獲得，在與共同體的廣泛而多樣的聯系中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同時能夠對它的“終極的雇主”社會負責。這種職業不同于狹隘的職業概念，它把個人的職業與民主社會的生活結合起來，打破傳統的“領域（field）”劃分，追求職業與個人幸福生活、職業與民主社會發展相融合的理想。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泛化了的職業概念。在理清職業涵義的基礎上，杜威認為職業教育最重要的觀念就是“職業教育并不是營業教育（tradeeducation），不是做專門行業的教育”。專門行業的教育是機械的，用不著心思和高深的學問，只要養成本行的專門技能就可以了，它只不過是職業教育一個普遍計劃中間的附帶部分，而職業教育還應注重使人懂得工業所應知道的科學方法，這樣才能革新求進步。杜威從歷時性的角度分析了產生這種區別的原因，認為古希臘城邦制下就把公民分為奴隸和自由民，奴隸的存在只是為了使統治階級不必勞動而只是追求為知識而知識的純“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而他們自己接受的只是機械教育（me-chanicaleducation），這種宿命論的觀點一直影響到近代，甚至在20世紀仍未被徹底打破。這種絕對的對立關系與杜威所謂民主社會的均等理想完全背離。在杜威的哲學里，存在著一個前提的假設，即不論個人的天賦才能如何，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或者說如果具備合適的條件，每個人都有獲得智慧的能力和行動，因而他的職業教育就是要打破偏見以及長久以來的對立，尋求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之間的契合點。杜威指出：“任何培訓，如果其最高目標不是培養智力主動性、創造精神和管理能力，如果不是為了使工人盡可能成為其本身的工業命運的主人，那么，我就不贊成將這種培訓看做是職業教育。”在這里，杜威的觀點比舊的職業教育觀點有更深遠的意義，他強調職業的智力方面，強調工人不受奴役的平等地位，這正與他的民主社會的理想緊密相連。他認為，在工業民主社會，工人需要了解他們職業的科學基礎，了解他們職業的意義，以避免被異化。民主主義社會的建立，需要的不是狹隘的工業訓練而是自由的、道德的職業教育；不是利用這種教育來延續現存的工業社會體制，而是要成為改造這種不合理體制的工具。他說：“我所感興趣的那種職業教育不會使工人適應現存的工業制度，我也不會因此喜歡那種制度。”相反，“諸如明智的主動性、獨創性和執行力等這些使得工人成為他們自己的工業命運的主人的能力”［7］才是杜威心目中的職業教育所關注的能力。這樣的學校教育將會為使學生成為民主社會中有學識的公民做準備。

2.民主建構與自由的人：職業教育的新目標

把民主建構作為職業教育的目標，是與杜威通過學校變革來改良社會的理想相契合的。杜威認為，一個很大程度上工業化了的國家需要培育民主，而這種民主要通過實業教育來實現，“民主必須在不同的時代以嶄新的方式產生出來，而教育則扮演了助產婆的角色”。然而，20世紀初美國的工業社會與他所說的真正的民主相距甚遠，“過去那種主人和依附階級之間的區分，趨向于以一種更加微妙的方式重新呈現”。工作沒了審美和智力因素，只是為了經濟效益，工人已經被異化了。由此，杜威批評了流行的實業教育觀念，認為如果實業教育的首要目標是為現存體系提供更多的熟練工人，那么它就與行業教育即為某些特殊的要求而訓練人才毫無二致，這樣只會延續工業封建主義，而不會造就工業民主，發展具有重建現行體系能力的人。因而，從社會層面來說，職業教育的目標之一是要培養民主秩序，而不是封建秩序，從而達到杜威所謂的“工業民主和實業教育就像手和手套一樣相互適應”的程度。那么，什么是杜威所說的民主呢？他提出了民主的三層含義：一種政府形式，一種法律和管理制度；一種社會生活狀態，一種道德民主；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民主具有“廣泛的機會、觀念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把人們聚合在一起之目的的廣泛實現”的品質。要建成工業民主秩序，職業教育這雙手套如何才能保護雙手的“溫暖”呢？杜威談到了現今工業社會所面臨的狀況：“大多數工人不了解其活動的社會目的，對之沒有直接的興趣。他們實質上不是自身活動的目的，而是其雇主的目的，他們只知道埋首工作，不能自由地運用智力，只知借此獲取工資，此外別無所求，因此這種活動是反自由的。任何僅僅旨在傳授這種活動技能的教育因此也是反自由和反道德的。這種活動由于活動者并非自由參加，因而是反自由的。”為此他深感痛心，他提出理想的職業教育的產品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個完整的人，這種人要在體格、經濟效率、社會能力，以及有關消費和勞動就業的、受過培訓的理解力四種品格上都滿足工業民主社會的要求。其中，體格和經濟效率雖然在舊有的行業培訓中也存在，但它同樣是這種新的職業教育強調的部分。而社會能力和理解力則是造就自由人的關鍵環節。按照杜威的說法，社會能力是指“與工業和身體訓練相聯系的某種必備的周圍環境和精神、訓練方法，以及提升公民的功效和合作精神的業務管理和操作方法”。這也是杜威所說的新“通識教育”的重要特征。這種教育要求訓練一般的能力以及使個體意識到自身和他周圍的環境的能力。這種人還擁有“對具有精神價值之物高度敏感的想象力，以及善于對環境所提供的價值觀念進行辨別的能力”。由此觀之，杜威的職業教育其實打破了有閑階級和勞動階級的界限，破除了實業教育與自由教育之間不相容的迷信，使得每一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既要勞作，也能享受閑暇，并因而成為自己工業命運的主人。綜上，杜威職業教育的目標既考慮到了構建工業民主社會的需要，也強調了自由人的培養，歸結起來可以用他所提到的“工業智力”（industrialintelli-gence）一詞來表達，也即是指使美國工人在現存工業秩序中獲得民主價值觀的“個人的首創精神和智力資源”，并利用這種智力來改變工業秩序。理查德·貝克（RichardJ.Becker）對杜威的這種理想進行了很好的歸納，他認為杜威所提的職業教育旨在：“促進機會均等；教導職業的真正意義；反復灌輸工業與當今世界聯系的文化感；發展社會合作精神；幫助學生在工業社會成長”。

3.主動作業與課堂教學相結合：職業教育的新途徑

在開展職業教育的新方法上，杜威認為使工人“認識到勞動的理智價值”的方法才更適合于工業民主的特殊要求，為此，需要做的是，對“實驗室方法進行發展，使它們能夠與人類通常的工業行為聯系起來”。更進一步來說，就是要“使這一切早期的職業準備都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就是通過從事學生目前的需要和興趣所表明的主動作業（occupa-tion）”。他還斷言，通過主動作業進行的訓練是唯一適當的職業訓練。這種作業是一個有目的的、連續的活動過程，它能喚起人的本能和習慣，促使人思維；這種活動強調兒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兒童在經驗中學習、從經驗中獲得知識的最佳途徑。同時，作業還起到了組織知識的作用，它就像一個中心、一個磁鐵，通過它把大量變化多樣的細節聯系起來，并保存這些細節。杜威認為，這種通過作業進行組織知識和教學的方式比迫于職業需要而組織的知識更加靈活、深刻而有趣。這些作業包括采用的手工，有紙的、硬紙板的、木料的、有黏土和沙的、金屬的，有用工具的，也有不用工具的；采用的制作法，有折疊、切割、穿刺、測量、澆鑄以及錘、鋸、銼等特殊的操作方法。作業的方法除了無數種游戲和競技外，還有戶外短途旅行、園藝、烹飪、縫紉、印刷、書籍裝訂、油漆、繪畫、唱歌、演劇、講故事等等。正是通過這些活動課程，學生發展了自己的能力傾向，從而為教育者因勢利導而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在這里，作業、活動、經驗等杜威教育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得到了很好的結合。然而，對作業的強調并不能抹殺課堂教學的作用，杜威也并沒有否定課堂教學。他反對流行的職業教育觀念所支持的那種建立在狹隘行業劃分基礎上的課程，認為它“會由于其目的而把歷史與公民課程的論題當做無用的東西而忽略”。但是，要造就民主社會的自由人，就要在開展職業教育時，把對歷史和地理等學科的教學也以一種精心策劃的方式融入其中。這些科目因其與社會的天然聯系，更能在技術科目中增添人文因素，從而使工人了解其職業的社會意義。正如他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所提出的，要在學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的同時給予他科學文化素養的教育，包括“有關目前狀況的歷史背景的教學；包括科學的訓練，給人以應付生產原料和生產機構的智慧和首創精神；包括學習經濟學、公民和政治學，使未來的工人能接觸當代的種種問題以及提出的有關改進社會的各種方法”等等。顯然，這種范圍廣泛的課程體系正是杜威職業教育觀念的最好體現。首先，這是對傳統單一的技能培訓的徹底否定；其次，正是由于現代工業的發展已經遠非家庭手工業時代（以機械勞動、低效率為特征）可比，如果工人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來工作就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的變化，因而，在職業訓練中加入普通教育的內容是十分必要的。

4.“單一制”：職業教育的新管理方式

1913年，伊利諾伊州討論并通過了《庫利法案》（theCooleyBill），法案決定建立獨立的州教育委員會來管理所有形式的、為超過14歲的孩子提供的職業教育。法案的支持者們認為，這樣做能夠更有效地滿足14歲被迫離開學校的年輕人的需要，能提高工業效率的整體水平，進而造福整個社會；而且，通過當地和州咨詢委員會的勞工代表，勞工的利益還能得到保障。許多工業較發達的州（如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也出臺了類似的法案。與此同時，在1913年10月召開的國家工業教育促進協會第七屆年會上，杜威做了《密歇根州應當把職業教育置于“單一”的還是“雙重”的管轄之下》的報告，審慎地表達了對職業教育管理方式的觀點，他反對“雙重制”，認為該問題不應草率地解決，而應該一步一步地解決。在同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當前工業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危險》中，杜威的觀點更加明確，他認為這些職業教育法案“把工業教育明顯地從普通教育中分離出來，以便利用它劃分出一個獨立的勞動者階級來滿足雇主的利益”的做法是“威脅教育民主改革的最大禍害”。其實質是“要把對雇工的訓練與對公民的訓練分割開來，要把對智力和品質的訓練與針對狹隘職業效率的訓練分離開來”。這種分開的或者說是雙重的管理體系不僅會加劇狹隘的行業教育的發展，造成新的依附階層，還會對普通教育中正在進行的、向實用性方向發展的改革③造成阻礙。對進入職業學校的學生而言，他們僅僅能夠獲得謀生的技能，而無法在面對變幻的社會經濟形勢時堅持自己的選擇并適時調整，從而成為自己經濟命運的主人。更為嚴重的是，“雙重制”使得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形成爭奪教育資源的態勢，這對一直以來保持美國民主精神活力的主要體制———公共教育體制———來說也是一種傷害。由此，他認為復制德國的雙元制學校制度的誘惑雖然很強大，但其結果是致命的（會導致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沖突升級）。對美國來說，要實現職業教育目的，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是擴大和補充現存的教育體制，使得實業教育的管理與普通的公共教育的管理保持一致。這種管理并不把學校分成兩種類型，而是“對現存的學校進行重組，以便給所有學生一種對有用工作的真誠尊重、一種提供服務的能力、一種對社會寄生蟲的藐視，無論這些寄生蟲被稱為流浪漢還是‘社會’的領導者”。

三、理想與現實：杜威職業教育觀的影響

通過與社會效率派哲學家的論爭，杜威的新“通識教育”觀得到了廣泛傳播。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人的異化的加劇，杜威對職業教育的看法再度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為那些希求彌合職業與學術的教育家和訓練者提供了哲學上的啟發。正如特里·海蘭（TerryHyland）的評語所言：通過強調“承認職業的全部智力和社會意義的教育”的價值，杜威提醒我們剔除當前教育制度中混亂的、有害的偏見和二元論是多么地重要。我們需要一種哲學視角，以針對現狀作出清晰的教育選擇———用貝利的話說是“通識教育”（liberaleducation）（1984）或用西爾弗和布倫南（1988）的話說是“自由的職業教育”（liberalvocationalism）———將教育看做是一種社會活動，旨在使年輕人為成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做全面的準備。到20世紀90年代，《學會生存》一書提出的職業教育概念：“為人們投入工作和實際生活做準備的教育，其目的應該較多地注意到把青年培養成能夠適應多種多樣的職業，不斷地發展他的能力，使他能夠跟得上不斷改進的生產方式和工作條件，而較少地注意到訓練他專門從事某一項手藝或某一專業實踐”。也與杜威的這一觀念不謀而合，杜威的職業教育觀表現出鮮明的預見性和現代性。在實踐層面，這一思想不僅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綜合中學的建立和其后的綜合職業教育運動的開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形成了所謂“新職業主義”，而且為多個國家的職業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來源。然而，杜威職業教育觀最初的命運并非如此地一帆風順，20世紀初社會效率派的甚囂塵上就是明證。歸結起來，人們對其批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從思想與現實的距離角度看，認為杜威對職業教育的設想過于理想，會面臨一些現實的困境。悉尼·胡克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的導言中就提到，在職業教育問題上，“如果杜威的觀點在某些方面不是烏托邦的觀點，那么就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還有研究者認為，杜威在職業教育上的影響明顯地被高估了，實際上，“他的遺產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種相反的觀點（adversarialvision）而非一種既定的慣例（establishedpractice）。大部分學校與杜威想讓其成為的‘極為有趣的地方’和‘人性化的文明的危險前哨’（thedangerousoutpostsofahumaneciviliza-tion）相距甚遠”。我們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批評是無可厚非的。在急于追求效率和技術發展的美國，培養熟練工人是當務之急，而要求公民學習技能之外的智力、道德、民主精神等的想法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幻想，更別提形成一種有意義的社會運動了，在這方面，杜威對人們學習的能力和渴望抱有過大的希望。此外，他在課程與方法上的觀點也有矯枉過正之嫌，過多的主動作業削弱了知識的系統性，與其對人文修養的強調相悖；作業的內容更多的是農業社會中簡單的機械生產，與美國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需求不相協調。而且，執行課程計劃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合格的教師，而當時的職業教育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第二類批評直指杜威所一直堅守的民主原則，認為杜威在職業教育對象上的種族不平等傾向背叛了他的民主原則。如沃爾特·范伯格（WalterFeinberg）在其論文中所說，杜威在為印第安納州的非裔美國人設計的職業教育項目中，強調了“一種分離的、狹隘的、非學術的訓練，其目的在于使學生適應現存的種族秩序”。在明日學校中，對非裔美國人的訓練正是白人想要他們做的工作，女孩做家務，男孩做木工、烹飪、裁剪和制鞋。這一指責揭示了杜威在職業教育對象問題上的局限之處，也給他的職業教育理想抹上了一道陰影。盡管杜威的職業教育觀面臨爭議，我們依然能從中獲得諸多啟發。當今我國職業教育處于發展的關鍵期，但同時存在諸多不足之處，首要的一點就是職業教育理念上的狹隘，認為職業教育天生就是體力勞動者的教育、“學業失敗者”的選擇，接受職業教育就是簡單地為某一種職業做準備，文化知識的學習并不重要。這種觀念根深蒂固，難以拔除。而杜威認為職業教育的重點在“教育”而不是“職業”，職業教育的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職業教育只有與普通教育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它的價值，這無疑有利于更新我們的職業教育觀，推動職業教育的改革。其二，杜威的職業教育觀對我國職業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教學模式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作業和課堂教學結合的職業教育途徑與我們經常提到的“產學結合”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前者服務于民主建構和自由人的培養這一教育目的，而我們的所謂結合依然是在強調熟練工人的培養、強調技能訓練，而對公民教育持漠視態度。為此，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改變職業教育的設計，明確職業教育目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尋求更深入的改革。此外，職業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樣，唯有如此才能滿足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公民個人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目的明確和方法多樣還不夠，要在實踐上使職業教育成為可能，還需要合格的教師，這也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作者：李子江姜玉杰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