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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雜志》2016年第12期

觀察國際格局的變化，要看大勢，看方向，看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曾經做過一個預測，認為2040～2050年間，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當今世界即將發生的一次重大的權勢轉移。中國的發展趨勢已經很清楚，是上升的狀態，中美力量對比、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力量對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這是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諸多問題的根源和大背景所在。

中國正在落實“十三五計劃（2016～2020）”，十三五期間中國將會實現第一步戰略目標，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何為國內發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我的基本判斷是，當前國際形勢復雜，中國經濟與外部的聯系前所未有的緊密，無論是中國發展本身，還是綜合環境，都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和威脅，但中國有能力把握住大局，我們應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自信。如何審視未來中國面臨的綜合環境？我認為，“崛起”或者說“上升“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崛起大國的安全環境

崛起大國的安全環境與一般大國不一樣。一是外部勢力的應對不一樣，二是自身能力不一樣。分析國家安全環境，重要的是要對外部安全威脅勢力的意圖與部署做出正確的判斷。要知道別人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將要做什么。目前和未來，外部勢力，特別是大國勢力的戰略意圖如何呢？在我看來，主要是防備中國，包括防備中國坐大，防備中國擴張，防備中國替代，等等。防備性戰略的部署包括圍堵、遏制、制約，可能一家做，也可能聯手做。比較一下防備性戰略與進攻性戰略的不同。明治維新日本崛起后，大肆擴張，對中國采取了進攻性的戰略，先是侵略朝鮮半島，接著進犯中國，所有軍事部署都是圍繞進攻和擴張展開。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也是準備進攻的，只是由于大國勢力均衡，特別是中國派兵入朝，使美國的戰略不得不轉向，不得不采取“進攻性封鎖戰略”。

現在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大大不同，綜合實力快速提升，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也大幅提高。在此情況下，對中國實施進攻性部署的代價太高，如此，只從簡單的戰略（不考慮其他因素）思考來說，防備性戰略成為一些國家的上選之策。當然，對一個上升的大國來說，受到戰略遏制，也是受到安全威脅。這里只是想強調，不同的威脅需要不同的戰略對策。如果對方進攻，我方就要準備抵抗，甚至“先發制人”；如果對方是防面，具體到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大多數國家都在采取“腳踩兩只船”的戰略，或者說是“兩面下注”（英文叫hedging,也譯為“對沖”），特別是面對中美兩個大國，往往竭力避免選邊站。在很多國家看來，美國是定型的超級大國，有傳統的盟友網絡；而中國，一則它是一個上升的大國，能從與之打交道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二則它是一個“不確定的大國”，不知道未來怎么樣，要做什么。所以，對中國要做“兩手準備”。這是對中國的一種“理性基本定位”，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一些國家即便與我關系緊張也不破局，還要繼續搞關系，或者與我政治關系不好，但經濟上仍繼續發展關系的原因。也有人說，現在一些國家“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事實上，安全上完全靠美國的國家恐怕是極少數。韓國是美國的盟友，但也很難說完全靠美國，否則它就不會費很多心思跟中國發展關系。我們看一看東亞地區的國家，特別是我們周邊的國家，安全上靠美國的并不多。我認為，分析中國的對外關系環境，要采用多分法，不要簡單化、抽象化。如果簡單地以我劃線，或者以美國劃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難以排隊的。搞對外關系，我們既要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要學會“換位思考”。

正如安全環境一樣，崛起大國的對外關系環境也有一個開拓與構建的問題。作為大國外交，中國要構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有利于自己理念的對外關系環境。秩序構建最極端的方法就是使用武力，改變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形成以自我為主導的架構。但中國宣示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決定了中國不靠武力攫取利益，不靠打破現有的秩序另立門戶。中國選御，我方就沒有必要主動進攻，可以通過提升綜合實力，破解遏制。分析國家安全環境，關鍵是知道自己的家底、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說，要弄清自身所具備的維護與拓展安全的能力。作為崛起的大國，只維護自身安全還不夠，還要有拓展安全的能力，也就是要具備掌控與反制威脅、拓展安全空間的能力。冷戰時期，美國指使日本在東海上空劃防空識別區，我們沒有能力反制，結果人家把識別區劃到了我們家門口。現在我們具備了相應的能力，要劃定符合我們國家安全需要的防空識別區，比如劃定了我們的東海識別區。但總體來說，中國起步晚，已經落后于其他國家。近年來，我國建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了《國家安全法》，提出了總體安全觀的大思想，全面和大幅度提升軍力，進行軍隊體制改革等，這些都是從維護與拓展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綜合考慮的。

崛起大國的對外關系環境

什么是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環境？我認為，一是外部國家如何看待我們，我們會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二是我們自身如何行事，有什么樣的公共產品可以提供，擁有什么樣的影響力。對于我國的對外關系環境，國內有不少議論。有人說，過去我們朋友遍天下，現在數數，真朋友沒有幾個；也有人說，我們的外交太軟，像弱國外交。正如崛起大國的安全環境一樣，崛起大國的外交環境也非同一般。崛起大國在上升期間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認識對外關系環境，我們需要看他國如何定位和操作對華政策。總的來說，外交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特征。面對權勢轉移的復雜局擇在參與現有國際體系的情況下，靠不斷提升實力，推動現有不合理的框架和秩序改變。比如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在維護現存體系的前提下，通過增加新的機制，作為補充和平衡。我把它形容為“建廟、修廟，不拆廟”。對現有的廟，我們還是要拜，對破了的要出力氣修一修，另外，還得建新的。當然，崛起大國對外關系的開拓與構建除了取決于自身的能力外，還要考慮別國的接受與支持度。

崛起大國利益拓展與實現的環境

當前，中國對于自身國家利益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從外部條件來看，綜合環境基本是有利的，我們仍處于可操作、可利用的戰略機遇期，一個開放的外部市場對我實現利益最有利。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但是歷史的經驗表明，經濟環境不好、壓力最大的時期，也是能逼迫提升競爭力的時期。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美籍奧地利人）講，危機是創造性的破壞。我們正在經歷這種創造性破壞，我們以前經濟增長所依賴的東西很多要失效了，核心是能不能創造新的增長點。現在全球問題很多，從金融到生態，到安全，我們必須轉變觀念，把自己擺進去，同時通過參與、拓展實現利益的空間，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人們就會從另一個積極的角度，看待崛起的中國。氣候變化首當其沖，我們自己要經歷痛苦的調整，同時也要承擔世界責任。中國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的新事物，雖然有以往權勢轉移的前例，但這一次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因此，分析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理念、新的戰略和政策。

作者:張蘊嶺 單位：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