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發展的本質與發展趨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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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觀察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發展研究的倫理回歸

阿馬蒂亞•森（A.Sen）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哲學家，他開拓了一條新的發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從1980年代起，森在其一系列論文和著作中嘗試構建一個更加綜合的關于人類福利和發展的新框架。根據森的觀點，發展是關于人類可行能力（humancapabilities）擴展的過程。可行能力方法的基本特點是：聚焦于那些發展的最終受益者的需求。森強調把人作為目的，而不僅僅是實現目的工具的必要性。森指出，人類既是發展的行為主體、受益者和判斷者，但也是生產的基本工具。人類的這種雙重角色導致了計劃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目的和手段的混淆。確實如此，生產和繁榮常常被看做社會進步的本質，而把人看做從事生產的工具。〔4〕（41-58）與大多數哲學家不同，森的觀點扎根于社會科學，其哲學已經對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們在看待發展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聚焦目的而非手段（或工具），森徹底變革了社會科學對“發展”觀念的理解。到90年代，可行能力方法已經成為傳統福利概念的重要替代概念。森的概念性框架促成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人類發展報告》的問世，該報告從1990年起每年發表一份。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WIDER）針對森的可行能力的基本原理及應用召開了有很多重要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出席的研討會，并出版了論文集。從此，一個全新的術語進入到了社會科學和發展文獻之中。“發展倫理”、“好的生活”（goodliving）、“福利”（well-being）等概念開始同“生活標準”、“生活質量”和“人類發展”等名詞共同使用。與此同時，一些現代哲學家也對美好的人類生活這個終極目標進行了思考。詹姆斯•格里芬（1986,JamesGriffin）在其著作《福利》（Well-Being）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價值清單。

盡管如此，在學術界仍然存在很多的爭論。哲學家們嚴格在理論層面進行研究，社會科學家對純粹實證工作缺乏興趣，而大多數經濟學家對倫理學問題仍抱有偏見。由于不能在公共領域檢驗他們宏偉圖景或者構建基于普通人價值觀和態度的人類福利觀的可能性，一些哲學家把這種努力看作是多余的工作，甚至可能誤入歧途。多數人認為這些工作偏離了哲學范疇，應該把他們留給那些能更好地勝任具體調查工作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森的可行能力方法變革和拓展了人們對人類發展目的的認識，但進一步的研究仍然很必要。在大量的發展研究文獻中，仍然沒有一個通過科學調查后提出的關于可行能力或需求的解釋，沒有被稱作“實證哲學”（empiricalphilosophy）的顯而易見的案例。發展研究必須通過對人類價值的實證研究來闡釋人類福利和發展的目的。僅有關于人類福利和發展的抽象概念和理論假設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真實的發展研究應該與普通人民的希望、期待和強烈的愿望緊密聯系。這一觀點在由發展中國家學者編寫的《對南方的挑戰》的報告中被強調。“真正的發展應該以人民為中心；應該以提高人民的經濟社會福利和開發人類潛能為指導；應該以保護人民的經濟社會利益為宗旨”。充分考慮普通人民利益的發展視角為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認識人類發展目的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實際上，在森之前，德尼•古萊就提出需要認識貧困與人類發展問題。“不發達是令人震驚的：骯臟、疾病、暴斃以及種種的絕望！如果人們僅僅將不發達看作是反映收入低下、住房惡劣、嬰兒死亡或就業不足的統計數據，那是無法理解不發達的。最有力的觀察家也只有在親身或代替他人經歷了‘不發達的震撼’以后才能客觀地談論不發達。這種獨特的文化震撼是人們開始接觸到‘貧困文化’所具有的情感而感受到的。……長期貧困是一種殘酷的地獄，僅僅看一眼貧困的現象是無法了解其殘酷性的。如果觀察者不進入這些情感的內部并親身感受，他是無法了解他要設法消除的境況的”。

二、發展研究的趨向----實證研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握和理解人類福利和發展，需要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進一步結合，需要一門新的通過對社會現實的科學調查才能建立起的“實證哲學”。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必須對以前使用的發展概念予以澄清和重新認識，必須考慮貧困的人們對發展（或美好生活）的認識，必須用普通人民的視野來正視抽象的發展概念。2002年，克拉克（D.A.Clark）就人類福利在南非兩個貧窮的群體做了實地問卷調查。此項調查對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理清兩個基本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一是是否存在我們建立關于“好的生活”理論的某些共同的人類價值？調查結果顯示，可以達成一個更廣泛的關于“美好生活”的共識。另一個是，“美好生活”的目標是什么？盡管大多數被調查者贊同諸如森、努斯鮑姆、斯特里頓等學者提出的人類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但顯然不是全部。工作、住房、教育、健康、干凈的水、經濟保障、家庭與朋友、民主與政治權利、人身安全、自尊、娛樂和幸福等可能對窮人更為重要。基于此項調查的結果，克拉克認為，發展研究必須進一步關注生存與發展的實踐層面、人類福利的心理層面和諸如娛樂等人類生活中的一些善的方面。

哲學在對人類福利的討論過程中往往忽視生存和發展的實踐方面，從而導致人類可行能力和基本需求等主要內容不被重視，比如教育和就業。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能夠提高人們的認知和實踐能力，但教育在獲得實踐技能、擴大就業面、增加收入等方面基本功能沒有被哲學家重視。同樣的，在談及人類繁榮問題時，對那些拼命工作以維持基本生存的農民、手工勞動者和其他的窮人也缺少關照。因此，倫理學應該對美好生活的本質和特征進行實質性的探討，如有安全保障的工作環境、適度的工作時間和報酬、就業保障和法律保護等等。由經濟學主導的發展研究往往忽視人類福利的心理和精神方面，其關于人類美好生活的討論總是從屬于效用這個范疇狹窄的概念，通常強調的重點是快樂（happiness）。簡而言之，發展研究更多地傾向于物質條件，而忽視了人類福利的基本要素的精神和心理層面的意義。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福利包括幸福、快樂、滿足和享受等內容。因此，發展研究也應該關注精神放松、減輕挫折和壓力、擁有信心、獲得自尊和感受自豪等心理方面的成就。娛樂和休閑也是生活質量的潛在組成部分，但對于無數的窮人來說，生活卻是“睡眠———工作”的無休止的循環，他們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缺乏最基本的娛樂設施。一些在非洲的調查也顯示，人們把娛樂作為放松、休息、避免生活單調、與家人和朋友交流的重要形式，把體育活動、聽音樂、教會活動、讀書、看電視、看電影、唱歌和跳舞看作是最有價值的活動。

盡管克拉克通過實證調查獲得了一些對發展研究有價值的數據，但這些數據還需要在范圍上進一步擴大。人道主義運動的奠基者路易•約瑟夫•勒布雷特(LouisJosefLebrett)曾經把發展看作是新文明的創造，并認為真正的發展在于人類需求的滿足，這些需求存在優先次序。勒布雷特把需求按重要性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包含食品、衣物、住房和衛生保健等在內的滿足基本生存的必需品；其次是包含文化的改進、更深的精神生活、豐富的友誼、友愛的關系、有意義的社交等在內的能提升生活質量的商品；然后是從屬于前兩個層次的能有助于人的生活“舒適”和“便利”的一類商品，如交通、閑暇、利于節約勞動力的發明、令人愉快的環境等。但是，勒布雷特的需求理論過于籠統，與克拉克教授等人在非洲所做的實地調研結果不完全一致，克拉克等的調查顯示，窮人對合適的工作、適當的住房、足夠的收入和獲得食品、衣物、飲用水與衛生保健的權利等的需求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些人對家庭耐用消費品和諸如汽車、高檔衣服、摩托車、電視機、度假和項鏈等也很奢望。一些家庭寧愿放棄一些生活必須品而愿意獲得電視機和收音機。顯然，勒布雷特的理論低估了一些家庭耐用消費品和非基本生活品的重要性，這些商品可以使人的生活更舒適和更容易一些，從而促進人們的幸福感、愉悅感、休息和放松，這些商品對提高生活質量具有真正重要的意義。

發展研究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局限性已經在很多文獻中得到討論，但如果發展還想進一步發展以在發展政策和方案的制定上有所助益的話，就必須吸收一些實證研究的內容，才能真正建立起并不斷完善以普通人民的價值觀和態度為基礎的發展理論。發展研究只有扎根于社會現實，關心窮人的發展需求，才能保有生命力，進而指導社會實踐和公共政策，因此應該少一些抽象的理論，多一些實際的調查研究。

作者：楊文選單位：西安理工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