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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禮榮先生亦指出：“楚國對敗軍之將予以懲處的刑律，應當是在此之前便已經制定出來，并且足以震懾像莫敖這樣身份的王國要員，否則，屈瑕決不會在離郢都不遠的荒谷自縊”。④遺憾的是，由于相關史載闕如，我們無法知曉這次立法活動的具體時間。至于其具體內容，結合這次刑罰的執行情況，以及楚國當時主要精力集中于軍事建設和軍事擴張來推測，應該是以軍事刑法為主，不僅規定了軍事犯罪的種類，而且規定了相應的刑罰處罰。顧久幸對此有具體分析：這一次戰爭中顯示出楚國的多種刑法：一是戰敗自殺法，二是諫者有刑法，三是軍中的次要將領的懲罰法。軍中的其他將領將要受到的刑法，則很可能是肉刑，而不會是死刑；莫敖對軍中的士卒要用的刑也可能是肉刑。⑤從這次戰爭所顯示出的刑法內容來說，這些觀點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筆者不認可楚國有“多種刑法”這一說法。私見以為，對于武王時期楚國的刑法應當從廣義上來加以界定，即所謂戰敗自殺法、諫者有刑法、軍中的次要將領的懲罰法等只是楚刑法的具體內容，而不是一部部單行的刑事法規，換句話說，武王時期的楚國刑法實際上已經具有法典的性質，盡管它有可能是不成文的，但這并不有損于其綜合法的性質。關于這段史料，劉玉堂先生也有過一段精彩的解讀和論述：以上所謂“刑”，當指楚武王時已開始使用刑罰。既然有刑法，也必然有執行機構及其官員。只是由于史載闕如，其詳情不得而知。不過，從“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分析，當時還沒有形成系統而完整的法律思想，其刑法還未達到成文刑法的階段，而這正是氏族社會留下的痕跡。……因為武王時楚國剛剛從原始社會脫胎而來，社會形態的迅速轉換，使得他還來不及在法制建設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畢竟還是開創了楚國用“刑”的先例。⑥這一論述的合理之處是不言而喻的，但疏忽之處也是相當明顯的。私見以為，對夫人鄭曼所言，應作整體分析。
實際上，這則記載至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以下三點啟示：第一，楚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備、各司其職的國家機關，否則不會有“諸司”，武王也無從訓德。此正如劉玉堂所指出的，既然有刑法，也必然有執行機構及其官員。第二，楚國已經對社會主體進行了簡單的區別，并根據調整對象的不同，有區別、有重點地適用不同的調整規范。小民、諸司、莫敖分別代表普通百姓、行政機關、國家軍隊三個不同的行為主體和調整對象，信、德、刑亦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行為規范，并分別與之對應。第三，撫小民以信，說明楚國注意用道德規范來教育和引導百姓行為；訓諸司以德，表明楚國重視用紀律規范來調整和約束官員的行政行為；威莫敖以刑，則顯示楚國決心嚴刑峻法來治理軍隊。眾所周知，作為一種社會規范，信、德、刑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側重點和意義又各不相同。武王既然可以用刑罰懲治莫敖和將領，肯定也會用刑罰懲治其他官員和民眾，信與德同樣如此。武王之所以要強調“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顯然是已經認識到了信、德、刑這三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區別和功能屬性，并自覺地加以用綜合運用。信、德、刑同時共舉，各有所重，相互支撐，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社會，武王的這一套做法，即便放在今天，仍是值得肯定和稱贊的。這也意味著武王在治國理念和法治思想上已經相當成熟了，而這也正是楚武王法治思想的真正精髓和核心價值所在。可能囿于草創階段司法經驗積累嚴重不足和立法技術較為原始，這一思想在具體的法制建設中未能準確而充分地表現出來，從而給人些許支離破碎的感覺，但這也很難說是沒有系統和不完整。
至于這一時期刑法的表現形式是否已經成文，囿于史料的闕失，很難厘清。也正是有著如此多的不足，所以我們必須承認，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武王時期楚國在法制建設方面仍帶有創造階段的原始性，從而給人留下了沒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感覺和印象。武王時期，是楚國全力拓展生存空間的關鍵期，軍事征討頻繁，迫切需要軍事法規來加強規范和指導。《左傳•莊公四年》載：“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杜預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孔穎達疏引申云:“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為法式。今始言荊尸，則武王初為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荊尸，使后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荊尸而舉’，是遵行之也。”劉玉堂先生指出，“‘（楚）武王始為軍政’，是元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作的斷語。這是與楚國的歷史實際相符的。……‘始為軍政’，并不僅僅在于擴充軍事力量和添加兵種，還包括一系列軍事制度的創立，楚國在荊尸之月出征的所謂‘荊尸’舉兵的軍法，正是楚武王創行的。”⑦但由于記載過于簡單，對其的理解至今仍是聚訟紛紜。在這里我們暫不去討論它，因為不管怎樣爭論如何激烈，有一點大家都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是一條軍事立法。而這于我們探討武王時期的法律創制來說，已經足夠了。
文王時期，楚國國力大增，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財富也日益增長起來，對法律的創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從文獻記載來看，文王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及時調整了立法方向和重點，擴大了法律的調整范圍，從立法上加大了私有財產的保護力度，及時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典。從現有材料來分析，文王時期的立法成就突出地表現在《仆區之法》的制定上。《左傳•昭公七年》記：（楚靈王）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杜預注：“仆區，刑書名。”陸德明《經典釋文》引服虔注：“仆，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也。”楊伯峻注：“今言窩藏”；“盜所隱器”，杜注:“隱盜所得器。”⑧顯然，《仆區之法》是楚文王仿效周文王“有亡荒閱”之法而作的一部懲治隱匿亡人，即逃亡奴隸的成文法律，但在內容上較前有所發展，增加了“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的規定。楚國法律是如何懲治隱匿亡人的行為呢？文獻沒有記載。武樹臣先生認為，周文王的“有亡荒閱”，意即奴隸逃亡后被他人據為己有而不歸還原主的，經原主之請求可以在可疑地區進行大搜捕，然后依據奴隸身上的烙印等符號得以辨其所屬，并對窩藏者加以制裁。參照《漢莫拉比法典》的規定：交出逃亡奴隸的可以得到酬金，藏匿不交的，要處死，周代的制裁也許同樣嚴厲。⑨若此論成立，楚國的制裁想必也是同樣嚴厲，藏匿不交的，處以死刑。也許正因如此，素來不太尊禮守法的楚靈王在無宇咄咄逼人的法律攻勢之下，也只好乖乖地放人，并不忘自我幽默一把，以掩飾過錯。這一事例，同時也表明這一法律直至楚靈王時仍在貫徹執行，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也說明《仆區之法》至少是深受統治階層歡迎的“良法”。如何理解“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蘊含的法律內容呢？學界有著不同認識。
何崇恩先生在考察楚國的法律及執法情況時，對《仆區之法》有一段論述：楚國的《仆區之法》對于研究楚國的社會形態頗有參考價值。它反映了楚國在春秋前期處于奴隸制階段，其法律旨在維護奴隸制的統治秩序。楚國在楚靈王在位期間，即春秋后期，已有奴隸大量逃亡與反抗的跡象，奴隸制于此時已面臨深重之危機。此時之楚國，仍有奴隸制的存在，但已出現危機。楚國的社會正處于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過程之中。從《仆區之法》，我們還可間接了解，楚國對于偷盜者是要治罪的，因為維護私有財產是統治階級立法的出發點之一。⑩作為一家之言，何崇恩先生關于楚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值得商榷，但關于其他方面的認識，尤其是“仆區之法”還包含了盜竊罪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極具啟發意義。張正明先生亦認為，這實際上包括了兩個罪名，即窩贓罪與盜竊罪。輯訛輥但蔡樞衡先生則認為，只有一個罪名，即盜竊罪。其意是說竊取他盜所隱藏的盜贓，也是竊盜罪。可見盜罪的成立，不須被盜人對于被盜財物享有正當權利。只要侵害了事實上的占有，就可成立盜罪。所以肯定這種盜罪，不僅為了保護所有權，而且是為了保護占有的事實。這是因為侵害單純占有足以影響物歸原主。保護占有，就是保護所有。輰訛輥私見認為，以上兩種說法均言之成理，不存在誰是誰非，孰對孰錯的問題。因為它們本來就是這一法律規定應有的兩個基本內容，只有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考察，我們才能準確理解這一法律條文的具體內涵和立法者的真實意思。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沒有形成較為明晰、完善的產權制度，很難區分占有和所有，因此，采取保護占有的方式來實現對所有權的保護，不僅簡單易行，操作性強，而且擴大了保護范圍和力度。而規定窩贓與盜賊同罪，既利于認定犯罪，又便于懲治犯罪，對迅速恢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和維護財產秩序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總之，從立法技術上看，這一法律條文簡潔清晰，表述意思清楚，具有很好的周延性，表現出較高的立法技術水準，說明這一時期楚國的司法經驗已經有了相當積累，立法技術已經基本成熟。董說《七國考》引劉向《孟子注》：“楚文王墨小盜而國不拾遺。”墨，即黥刑。包山簡120—123記，余猬指控邞犯有殺人之罪后，“陽城公樣睪命剠夫解句，傳邞得之”。劉信芳認為，“剠夫解句”就是對邞拳施以黥刑并解押至拘所。輱訛輥二者之間的相互印證，說明楚文王可能在此之前已經就盜竊罪頒布過專門的單行刑事法令，規定情節輕微者，處以墨刑。綜上分析可見，在楚文王時期，楚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體系，盡管它看上去還很粗糙、很不完善，但畢竟建立起來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進步，對楚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積極、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成王時期，楚地千里，正式步入大國行列。誠如學者所言：這時的楚國與中原諸國相比，除禮制之外，幾乎都領先的。所以成王對禮制建設深為關注，他要把楚國建設得“郁郁乎文哉”。輲訛輥正因為如此，成王時期，楚國的法制建設更多地表現為對中原禮制的吸收和認可，但在法律的創制上也絕非鮮有作為。現有的材料雖無法幫助我們考證成王時期楚國法律創制的具體情況，但卻清楚地表明，這一時期楚國的法律體系和法治理念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說苑•至公》載：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
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這是子文對廷理的指責和要求，更是楚國厲行法治的決心和宣言。它清楚地告訴我們，為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楚國特設廷理這一司法職官，專門“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的違法犯罪行為。《左傳•文公十年》記城濮之戰敗北后，子西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按照楚國法律規定，敗軍之將依法當斬。所以，子西清楚地意識到，回去之后會受到司敗的嚴格追究，最終仍不免一死。顯然，與廷理一樣，司敗也是專設的司法官員。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此時楚國已經設置有較為完善的專門司法機構來負責法律的運行和實施，這也就意味著楚國的法制建設已經從立法層面深入到司法層面。專門司法機關的出現是法制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標志，它一方面表明國家的政權建設前進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家的法律體系建設前進了一大步。因為，法律數量和種類的增多，是產生專門司法機關的必要前提和條件。此外，行政組織與各級官吏既是國家權力意志的體現者與實施者，同時也是行政立法最重要的涉及對象。
楚成王時期，將司法機關從行政機關中獨立出來，并對司法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顯然表明這一時期楚國行政立法的數量相當多。而從“犯王令而察觸國法”、“棄法而背令”、“犯國法程”等記載來看，楚國已經出現了令、法、刑、程等多種法律形式，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楚國法制建設的規模和成就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那就是從子文的言行和國人的稱頌中，我們可以看到楚人對于法的公平、公正、正義等內涵和價值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子文對廷理的指責和要求均是從“公”的角度出發的。“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國人對子文的稱贊也是從“公”的角度出發的。“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恤顧怨萌，方正公平。”這說明楚人已經在對法的本質等這一類問題進行法哲學上的思考，標志著楚人的法律意識和法制建設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后來法家學說的興起與后世的法制建設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綜上可見，春秋時期，楚國的法制建設已經達到了樣的相當高的水平，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歷史證明，良好的法律意識是法治的靈魂。法制建設離開了法律意識的指導和支撐，永遠都不是法治。春秋前期，楚國的法制建設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和高度，關鍵在于全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重法、知法、守法、嚴格依法行事的良好的法律意識環境，上至君王，中到官員，下到百姓都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與觀念。首先，楚王和令尹、廷理等專職司法官員對法律對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有高度認同感和清醒深刻的認識，在厲行法治的問題上能率先垂范，為國人樹立鮮明的法治典范。從現有資料來看，春秋早期，楚國三代國君均尊重法律，嚴格守法，不以權侵法、損法，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嚴肅性。司法官員信奉法律，不畏強權，嚴格執法，堅持人不分貧富貴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子文的大公無私、方正公平，成王的賞罰分明、嚴于責己，尤堪稱典范，不僅作用于當時，而且啟示于后世。其次，楚國的普通官員百姓也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不僅能夠自覺地依法行事，而且還善于運用法律來維護自身權益和國家利益。《說苑•正諫》記，文王登位不久，一度怠于朝政，其老師葆申就依祖宗之法對其進行訓斥和笞打，事后“自流于淵，請死罪”。《左傳•莊公十九年》載，楚文王率軍與巴人作戰，大敗于津，其大閽鬻拳依法關閉城門，不準入城，迫使文王轉而伐黃，事后自斷一足。如果說，葆申、鬻拳二人是依法維護國家利益的典型，那么，《說苑•至公》記載的那位老丈人則堪稱依法捍衛自身權益的代表。他竟然能為被搶走一個簸箕這樣一起小糾紛而告狀至楚王，絲毫不顧慮搶奪者的特殊身份，并公然指責楚王。他之所以能夠并敢于這樣做，所仰仗的只能是楚國的法律以及厲行法治的良好精神和風氣。這也正是春秋早期楚國法制建設最為可貴、最值得稱道、最值得學習和借鑒之處。
作者：陳紹輝單位：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