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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運用Dagum基尼系數分解和Kernel密度函數估計,探討醫院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的空間非均衡狀態。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我國各地區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狀況不斷改善,但這種改善更多體現在硬件(醫院床位數)上,而軟件(衛生技術人員數)的改善相對較慢;從地區間和地區內看,主要表現為東部對中西部地區的衛生資源配置具有優勢,同時在東部地區內部衛生技術人員處于非均衡狀態。對此,提出相關建議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醫療衛生資源;非均衡;基尼系數分解;Kernel密度估計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越來越關注健康,醫療行業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也有了長足發展。然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平等性,導致醫療資源地區分布不平等,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的地區分布不均衡,使人民群眾不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因此,了解和測算不同地區衛生資源配置的不平等性,并分析原因,不僅僅是事關醫療服務均等化的問題,更是促進全國各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現有研究結合我國實際,從省際、單一省份內部等研究了我國衛生資源的分布情況。山珂等(2013)研究發現,我國衛生資源整體配置不均衡問題較為突出[1],這種不平衡的典型特征是衛生資源配置總體由北向南逐漸減少,由東向西先減少再增加。肖海翔和吳麗(2014)通過雙變量泰爾指數測度了2003—2011年城鄉和區域的衛生資源配置不均等情況,認為衛生資源配置的均等化水平有所改善[2]。歐陽紅兵和張支南(2016)運用離散指數法考察了2000—2014年省域的衛生資源配置均等化程度,指出我國衛生資源配置存在較為顯著的省內差異和地區差異[3]。楊文蘭(2011)基于泰爾指數分析了安徽省2004—2009年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區域以及地級市之間衛生資源配置的情況,結果表明安徽省衛生資源配置的區域內差異大于區域間差異[4]。來有文等(2013)運用基尼系數分析了西藏林芝、日喀則和阿里三個地區的衛生資源配置情況,結論是西藏地區的衛生資源配置處于高度不公平狀態[5]。以上研究盡管運用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對我國衛生資源的分布狀況進行了解讀,但仍然存在不足:第一,采用泰爾指數等度量衛生資源分布的非均衡狀況時,僅考慮子樣本的不同,而忽視子樣本的分布,導致分析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且未能對地區差異進行分解,無法找出地區差異的來源[6~9];第二,大部分文獻基于單一指標分析衛生資源的配置,無法較為全面地反映我國衛生資源的全貌。本文的貢獻主要表現為:首先,在衛生資源的度量上同時采用了每千人床位數和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兩個角度,相比單一維度的分析更加可靠;其次,運用Dagum基尼系數及按子群分解的方法,不僅能計算衛生資源地區差異,還能對其進一步分解,厘清衛生資源空間分布差異的來源,為縮小差異提供參考;最后,運用Kernel密度估計可以準確描繪出我國衛生資源的整體分布特征。
一、資料與方法
1.資料來源與測量指標地區衛生資源一般被分為硬件和軟件,一般而言,硬件指標包括醫院數、床位數等[10]。與之相應的,軟件指標包括衛生技術人員數、醫療衛生相關的創新和研發指標等[11]。為綜合考慮某地區衛生資源狀況,必須綜合考慮硬件和軟件指標,故本文同時使用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并對分析結果進行比較。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的統計年鑒。考慮數據的可比性,研究時間段為2000—2015年,截面單元為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2.研究方法(1)Dagum基尼系數測度及其分解。本文運用Dagum基尼系數方法從整體視角描述我國衛生資源的地區差異。
二、結果
1.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按Dagum(1997)提出的子群分解基尼系數方法,本文按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對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的地區差異進行分解,并針對總體差異、地區內差異和超變密度貢獻率進行測算。(1)我國衛生資源的總體差異及其演變趨勢。描繪了我國衛生資源總體差異的演變趨勢。2000—2015年,床位數總體差異呈逐步縮小態勢,從0.1602逐步下降到0.0696,這一下降趨勢2003年以后更加明顯;衛生技術人員數總體差異從0.1753逐步降低到2002年的0.1646,隨后呈波動上升狀態,2007年變為0.1521,2008年以來進入下行區間,2015年降至0.0876。與床位數相比,衛生技術人員數的總體差異開始下降的時間較晚,且差異較大。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總體差異的下降與國家衛生政策密切相關。2003年爆發的SARS疫情使政府更加重視衛生資源投入,但這些相關投入往往是物質的,以床位數為代表的醫療硬件的地區差異開始逐步縮小。2009年新醫改提出“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的長遠目標,以衛生技術人員數為代表的軟件資源的區域差異開始不斷縮小。(2)我國衛生資源分布的地區內差異及其演變趨勢。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的地區內差異及其演變趨勢。就床位數而言,在樣本考察期內,三大區域的地區內差異均呈現平穩下降趨勢。橫向對比發現,2000年東部地區的基尼系數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但到了2015年,地區內差異出現了收斂的態勢。就衛生技術人員數而言,2000年與床位數分布狀況相似,東部地區的內部差異要遠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區,而經過15年的發展,依然維持這種情況。這是因為我國東部地區各省份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且醫療服務市場化程度較高,集聚效應較強。地方財政差異和居民消費能力差異導致衛生資源聚集在地區內最發達的省份和城市,欠發達地區的衛生資源供給則較為匱乏。以2015年為例,北京每千人床位數為10.4張,而河北僅5.0張。中西部地區的地區內差異較小則源于以下兩方面:一是西部地區醫療服務市場化水平不高,整體區域內市場集聚不嚴重,是一種低水平的均等;二是國家對中西部地區以及偏遠地區投入較多,且更加關注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使落后地區的衛生資源供給能較快趕上同區域相對發達地區。(3)我國衛生資源分布的地區間差異及其演變趨勢。分別刻畫了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的地區間差異及其演變趨勢。就床位數而言,2000年東部地區對中部、西部地區有著極大且相似的優勢,而中部、西部地區之間差異相對較小,之后各地區之間的差異一直在縮小,2008年之前基尼系數下降趨勢較為平緩,2008年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異迅速縮小,基尼系數下降趨勢變得陡峭。到2015年,地區間差異呈收斂態勢,即東部、中部、西部之間的差異呈等距狀態,與我國新醫改方案提到的逐步縮小地區之間差異的思路相吻合。新醫改方案指出,要通過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強化區域衛生規劃等措施,引導醫療資源合理流動,解決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此外,2008年之后國家財政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基礎醫療資源投入和民族地區的優惠轉移支付政策,中西部地區基礎醫療資源供給顯著改善,與東部地區在醫療硬件方面的差距縮小。(4)我國衛生資源分布的地區差異來源及其貢獻率。從圖6可以發現,2000—2015年地區內差異的貢獻率非常平穩,基本維持在30%附近。2007年以后,地區間差異和超變密度的貢獻率波動較為劇烈。其中,地區間差異呈現U形變化趨勢。2007年,地區間差異的貢獻率為31.48%,隨后逐步走低,2011年達到最小值4.56%,隨后又呈現上升趨勢,2015年增長到42.56%。超變密度的貢獻率2008年出現短暫上升,達到45.39%,2009年迅速下降,達到最小值。
2.非參數Kernel密度函數的演進利用Kernel密度估計函數圖直觀描繪了我國2000—2015年衛生資源配置水平的演進。該方法不僅可以刻畫衛生資源配置的整體形態,還能通過對不同時期數值的比較,分析衛生資源配置的動態特征。(1)觀察樣本考察期內床位數的演進情況(見圖8)。對比4個時期的情況,可以發現如下特征:第一,床位數的分布曲線存在向右移動的趨勢,表明在樣本期內,每千人床位數的總體水平逐步上升;第二,床位數分布的左側尾部逐年變薄,表明每千人床位數較少省份所占的比重逐年減少。(2)考察衛生技術人員數分布的演進情況。2000—2015年,密度函數曲線逐步右移,表明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的水平存在上升趨勢。相比2000年,2015年波峰高度上升,波峰寬度明顯縮小,反映了衛生技術人員數總體差異呈下降趨勢,但是分布函數存在明顯的拖尾形態,說明有些省份衛生技術人員數增長較快,而同時有些省份的改善并不明顯,地區間差異仍然存在。
三、結論與建議
1.研究結論基于2000—2015年我國各省份的床位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本文借助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法和Kernel密度估計,研究我國衛生資源的空間分布狀態,主要發現如下。(1)整體而言,我國各地區衛生資源配置非均衡狀況在考察期內不斷改善,但這種改善更多體現在硬件(床位數)上,軟件(衛生技術人員數)的改善相對較慢。(2)從地區內差異看,衛生資源硬件方面的差異已好轉,且這種好轉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但是以衛生技術人員數為代表的衛生資源軟件,東部地區的內部不平衡性較大,西部其次,中部的均衡性最好。(3)從地區間衛生資源的非均衡情況看,硬件水平呈東中西依次降低,但從時間趨勢看,2000年東部遠高于中西部,2008年以來差異大幅降低,其中東—中部之間的差異縮小最為迅速,說明中部地區在硬件投入上有大幅的進步。而從軟件水平看,三個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在縮小,但東—中部之間的差異仍然比較大,即中西部的衛生資源軟件水平相似,且都有追趕和發展的空間。
2.建議(1)對全國而言,完善衛生技術人員的培養,并引導其在衛生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參加工作,是緩解當前衛生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衡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言,可以在落后地區開辦更多專門學校培養相關人才,鼓勵這些地方的大專院校通過增設、合并等方式開辦醫學院。同時,在條件比較艱苦的邊遠地區,對醫護人員提供更大力度的工資補貼和福利待遇,吸引他們到這些地方工作。(2)對衛生資源整體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而言,內部差異和不平衡性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而這種內部差異主要表現在衛生人才方面,故東部地區各省市內部,也應對人才相對缺乏的地區制定相應的補貼和福利等政策,緩解此種不平衡性。同時要逐步確立更為明確科學的轉診制度,保證地區內部發達地市的醫療資源能夠被用于救治欠發達地市的病患。此外,東部地區還要改變從前依賴地區行政層級的資源分配機制,轉變為依托社會保障體系的服務供需機制,逐漸解決醫療衛生服務在發達地區內城鄉之間差異過大的問題。(3)對中西部地區而言,當前的主要著力點是整體向前推進醫療衛生服務水平。中部地區需著眼于人員的培養和吸引,而西部地區在軟硬件上都亟需發展。考慮到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財力的欠缺,國家層面要加大專項補助和政策扶持力度,同時引入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到醫療衛生服務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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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瑋佳1;唐元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