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與中國近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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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基博(1887-1957)是我國近現代學問淹博的著名國學大師。他雖身逢亂世,卻秉承家學,矢志不改,不離典訓,著作等身,以自己一生的心力為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與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錢基博作為近現代中國赫赫有名的學者,為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所著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正是近代文學研究體系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個社

會大變革的時期,也是文學史上由古典轉入現代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轉折時期。本書所談的,“起于王闿運,終于胡適之”,以近代文學為主,兼顧進入二十世紀后的所謂“舊文學”。斷代文學史以這一

時期文學作為內容的,本書是極其重要的一部學術著作。雖然,此前的同類著作尚有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近三十年中國之文學》等。但它們的篇幅都

較小,評述也頗為簡略。錢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國,正本溯源,以闊大的學術視野為這部斷代文學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學史學價值。同時,作者對于這一時期文學界代表人物的時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層次的挖掘。

《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談近代作家的創作時,十分注重他們與古典文學的傳承關系。如談王闿運,歸在“魏晉文”的名目下;談樊增祥與易順鼎,歸于“中晚唐詩”;談陳三立與鄭

孝胥,則歸入“宋詩”。本書作者將當時的文學分為二類:一為古文學,以王闿運、章太炎、劉師培、陳衍、王國維、吳梅等為代表;一為新文學,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士釗、胡適等為代表。

全書體例與史書中的《儒林傳》相仿佛,在人即為傳記,在書即為敘錄,文獻豐富,網羅廣博,時有一些文壇掌故穿插于中。與其他幾部專史為新文學張目不同,錢著敘述舊文學則較為詳盡,立論對舊

文學也多有回護。

傳統中國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審美價值,更牽涉政治、學術、人生等。離開了確定的時代氛圍與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難做深入的探討。在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以專章的形

式為每一個值得在歷史上留名的作者記錄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從作者的生平,思想、創作到師承,既標明了每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又解讀了作家創作的源流和創新之處。錢基博將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卻不限于對作家作品的簡單介紹,而是廣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論爭及參與時事的情況,往往對于同一事件的雙方,都能從論述兩方的不同單章中運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從而更加真實地再現歷史真相,也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實的史料。

本書的第二個特色,正如錢基博以現代的學術觀點品評近代作品,在強調作品承繼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時,也能以現性態度看待這些作品在近代文學的現代轉型中的尷尬與失落。他在增訂序言中

說:“此次增訂,有鄭重申敘,而為原書所未及者三事:第

一、疑古非圣,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闿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啟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

匯合于蜀(吳虞);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

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厭,自清末以逮民國初元,所謂桐城文者,皆承吳汝綸以衍湘鄉曾文正公之一脈,暗以漢幟易趙幟,久矣;惟姚永概

、永樸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載其清靜,而能止節淫濫耳。第

三、詩之同光體,實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來;則是桐城之文,在清末雖久王而厭,而桐城之詩,在民初頗極盛難繼也。此三事,自

來未經人道,特拈出之。”以錢基博為代表的批評流派,他們承襲清末李慈銘的批評,但認識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新與舊的對立和交叉。他們承認“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為“舊

文學”辯護;也不同意“新文學”干將們全面西化的激進主張。

在錢基博看來,近代社會,亦或是近代文學,最大的物質在于轉變,在于西學東漸。如何看待這洶涌而來的西學浪潮,如何在這樣一個社會風氣極速異化的時代,確立自己的創作和評判原則,則是

判斷一個近代作者歷史地位的重要標準。一味守舊、視西洋學術如洪水猛獸固然不對,全盤西化也無異于削足適履,只是沖動地自亂陣腳而已。這種看似折衷的學術觀點在當時轟轟隆隆的新舊文學斗爭

中,無疑是一種兩頭不討好的做法。而這也正是錢基博在自己的學術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學術規范。所以,在這本《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錢基博不僅以專章形式分別論及清末民初的新、舊兩

派文學及其代表人物,在對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敘事中也注意到了新、舊兩方面的融合。以林紓為例,一方面,錢基博著力肯定了林紓在古文創作中為發展桐城文脈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當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紓為師法。”“號為能紹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執于言,詳細剖析林紓一生創作風格的變遷,并結合時政,述清源流脈絡,從而得出“晚年昵于馬其昶、姚永概,遂為桐城護法;昵

于陳寶箴、鄭孝胥,遂助西江張目”的結論,明確指出林紓在文學主張上多受人事影響的特點,進而將林紓與真正的桐城家區別開來。這一敘述不但澄清了這一段歷史中紛繁復雜的文論之爭,使林紓的

文學史身份得以明確,同時,明確提出林紓與章炳麟、胡適之爭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獨不曉時變,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殘守缺,不思新進,從而被時代新風的車輪遠遠拋下,正是犯下了錢基

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緒言中所指的“執古”的錯誤。錢基博本人也同樣傾心于古文的創作與教學,然而正是他“順應為用,闡變方今”的學術理念使他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得以撥開歷史的迷霧,

在立論上多了一份客觀理性。

第三,在錢基博手中,中國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隨著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引進,作為“雜文學”的“散文”,由中心文類一轉而為邊緣文類。清末民初的文白之爭,吸

引了眾多讀者及專門家的注意力;而在這場驚天動地的“文體變革”中,落敗一方的古文,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卻也同時面臨著無人理會的尷尬境地。而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詩詞及文章變革的論述最為精彩。在作品中,錢基博既強調“歷史感”,又力求突出“問題意識”,在理清“舊文學”在近代時期異變的過程的同時,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點問題,如桐城文脈的轉

變等,以點、面結合的方式來構建近代“舊文學”的發展脈絡。錢基博以散文為中心建立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指向并達成了“古典散文的現代闡釋”。這也使得《現代中國文學史》與其它一些僅僅突

出史學特色的文學史拉開了差距,它的理論研究優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說,錢基博在這一時候逆潮流而動,選擇以近代“舊文學”尤其是近代散文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國學修養使之對傳統散文藝術難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代宿儒不隨波逐流的學術品格。

錢基博對中國近代地方文學史研究也貢獻良多。在其所著的《近百年湖南學風》中,他條分縷析,就近百年來湖南出現的一大批學者、文人的學術成就、文學造詣、創作風格及詩人特點作出了明晰

且極具個性的評述。從中展現出了錢基博作為中國近現代轉型時期一代學人的良好學術風范。錢基博在書中開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

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含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

厲已,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從地域的獨立論及文學的獨立,再及思想、學人之獨立,錢基博以“獨立”一詞作為了湖南近代文學的基調。

本書為論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學術思想發展變遷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學風》采用傳記的形式,分群別類,合傳諸人,旨在彰顯湖南學人獨立自由之思想,堅強不磨之志節。書名立足于“學風”而

不是“文風”,所涉及人物也不僅限于文士,書中所論列的十三位人物,雖然籍貫限于湖南,大多數(如魏源、曾國藩)卻具有更為廣泛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有的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一構想展現出錢

基博意圖借文學指點山河,以文學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國文學、社會風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許的是,錢基博與同時代的許多學者一樣,直接進行了文學創作的實踐。他的文學作品涉及詩、詞、序、傳等多種文學樣式,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莫過于他的短篇小說集《技擊余聞補》。

“技擊”即是人們常說的武術,書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見長的市井人物的傳奇故事。全書由26個短篇小說組成。錢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擊余聞相貽者,敘事簡勁,有以承祚三國,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為佳矣。爰撰次所聞,補其闕略,私自謂佳者決不讓侯官出人頭地也。”正是友人贈閱的林紓所撰的《技擊余聞》一書激發了作者的創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學儒也禁

不住一時技癢,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創作了這部以“補”命名,然則欲與原著一爭高下的武俠短篇小說集。書中集中描繪了一群出身市井卻武藝超群的英雄俠客,他們或力大無窮,或技藝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繹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說人物形象鮮明,敘事簡勁,往往能于一二語中勾勒出一個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小說集《技擊余聞補》作為近代文學文庫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說的時代烙印。

首先,小說中洋溢著極其濃郁的平民色彩。《技擊余聞補》中所敘的26個故事,其主人公無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們或為僧侶隱士,或為廚師漁父,或是無名婦人,往往都與官府保持著一定的距

離。他們作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憑借著自己的一身好武藝行走江湖,謀生糊口,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會道德規范也多是“量敵慮勝,飭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則。甘鳳池身懷絕技卻謙遜待人,因而

得以頤養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關頭得以脫身。馬永貞恃才自傲,終引火燒身,慘死于群販手下。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亂神,所描繪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憑著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為錢基博等文士所贊賞,為之寫心立傳。在近現代社會,政治風潮風起云涌,多變的時局早已讓普通百姓無以適從。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平民武俠小說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為錢基博這樣的學者喜愛。畢竟亂世之中,就算是學富五車,也難有一分安全感。一介書生對武學之士的仰慕,也正來源于這樣一種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說中飽含著強烈的民族情緒,作者借此表達出諷世的良苦用心。錢基博雖生長于清末,思想中卻仍然保留著漢族文人一以貫之的漢族正統觀念。小說中他明確指出清廷“誅鋤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們“自知外夷僭盜,不為人心所歸往,惴惴懼天下不靖”。《范龍友》、《南楊北朱》等篇更是為漢人武士張目。如《范龍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師之一”

的范龍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異志,移檄名捕。系獄,斃焉。或謂讞定,龍友戍極邊,不知所終云”。僅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將其陷害致死。小說敘寫他們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劇

不僅表達出作者對他們的同情,更透露出錢基博強烈的民族情緒。

同時,近代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最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戰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在《嘉定老人》中,錢基博借老人之口表達了普通百姓對這場戰爭

的看法:“汝吾敵也,吾國將士死于遼陽之役者不知幾何,吾今授子以武術,子或盡吾技以授子國人,而反刃于我國,子之計則得矣,而吾何以對國人哉?吾不忍也!”話雖出自老人之口,卻表達了錢

基博這一類文人的心聲,民族大義當前,視錢財如糞土,身懷武藝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過于愛國之心,錢基博在小說集中反復強調練武之首,習武之德,正是自身嚴謹的道德觀念與至誠的愛國

之心的展現。

其三,小說中展現出近代社會所特有的過渡性特征。小說創作于1913、1914年,這正是全國上下響應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號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說創作熱潮的時期。作為一代宿儒,錢基

博一生潛心學術,受到的是最正統的儒家教育,然而卻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說這一歷來為正統文人所不屑的文學樣式中,不能不說是受到了近代社會風起云涌的小說創作熱潮的影響。小說既宣傳了傳統的

道德倫理,也不分種類地對女性等弱勢群體的才華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說的史傳傳統,又溶入了一些現代小說的技巧;既堅持了文言寫作的士大夫風味,又以一種平民的平等的眼光來審視社會

百態,這一系列特點都使它與傳統小說拉開了一定距離,錢基博以自己的親身實踐為中國古代小說的現代轉型鋪下了一塊堅實的基石。新晨

總之,錢基博作為一代國學大師,一生筆耕不輟,秉持著“闡變方今,順應為用”的學術研究思想,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學術成果,尤其是為近代文學的研究、整理及發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對近代文學史的研究不僅為我們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開闊深澈的學術眼光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樹立起學術范式。在近代文學創作的親身實踐中,他熔鑄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赤誠的愛

國之心,也為近代中國文學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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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錢基博.《技擊余聞補》[M].現存版本為臺灣廣文書店1983版,本文所參考版本為廣文本的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