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的優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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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法審判制度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封建統治強化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打擊犯罪，保障人權，實現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設置大量的官職以達到分臣權，強君權的目的，在司法審判中創立鞫讞分司制度，而這個獨特的司法制度被西夏很好地借鑒與吸收，并在西夏司法審判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審案官與量刑官各負其責，分權制衡，這個制度對現代司法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西夏《天盛律令》司法審判鞫讞分司 

西夏是一個以黨項族建立的并以其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封建國家政權，國號為大夏，遼與金因它地處兩國以西，所以稱這個國家為西夏。西夏的歷史淵源一直可以追溯至唐朝初期，生活在臧高原的黨項羌（羌族的一支）在唐高宗時期因吐谷渾與吐蕃對抗的失敗而沒有了依附，遂其請求內附唐而被安置在了松洲，后其修養生息發展成了幾個大部落。唐玄宗時期，居住在今青海東南以及甘肅南部盟主部落拓跋氏因恐懼四處劫殺的吐蕃軍隊被玄宗安置在慶州。安史之亂后，其中的拓跋光部因郭子儀的建議而被當時的唐朝統治者遷往平夏，即銀州以北和夏州以東，這部分黨項羌就是西夏皇族的祖先。唐僖宗年間，黨項羌首領拓跋思恭因參與鎮壓黃巢起義的功績，被封為夏州地區的節度使，后又幫助唐朝統治者收復了都城長安，故被賜李姓并封夏國公，自此成為當地的藩鎮割據勢力，做了“土皇帝”并不斷發展實力，把夏、綏、宥、銀四州廣大地區完全發展為自己的私人領地。早期黨項羌族人氏族社會內部并沒有法律制度，內部如果出現爭端和維護氏族秩序全靠氏族內部延續下來的不成文的習慣法。直到李元昊脫宋稱帝建國后，才仿照唐宋的典章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經過不斷的發展，形成于夏仁宗時期的《天盛律令》就是西夏法律制度的集大成者，標志著西夏的法律思想逐漸成熟。根據此律令所反映出來審判制度的諸多規定基本都移植于宋代的律令，特別是司法審判中鞫讞分司制度的引入，但又有些許的不同。

一、西夏司法審判的運行

（一）審判機關及職能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西夏中央機構增設至十六司且其中的陳告司就負責西夏全國范圍內的案件的舉告與受理，審刑司負責接下來的審判和復核。在京畿與地方上負責司法審判的機構為中興府，經略司、監軍司和州（府、郡、軍）縣的官衙司。州（府、郡、軍）縣的官衙初步審理后，如果認為應當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則上報經略司等機構進行下一步的審判工作。

（二）審判程序及運行1．審訊階段（1）據狀勘鞫。西夏法律規定，司法官不得對訴狀外的罪責進行審查，檢驗須由專門的“醫人”來進行并在檢驗結果單上簽名且檢驗結果是斷案的主要根據，（2）刑訊獲供。西夏沿襲宋制，認可了刑訊獲供的合法性，但刑訊不超過三度，部分較輕的罪行拷問一番，重的拷問三番。違反規定拷問的官員還要受到處罰，受賄更是以枉法貪贓論處。（3）結案。依法經過審訊，會得到罪犯的供詞和相關的證據材料，這將作為判決的根據。且有結案期限的限制，避免久拖不決，期限設置的根據是嫌疑人可能被判處的刑罰，長期徒刑的期限為四十天，短期二十天，其余為十天。2．判決階段（1）錄問。可能被判罰為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將由未參加過審訊的官員要進行再一次的訊問，核實原來官員進行詢問而得到的供詞。錄問階段，罪犯認罪，可以進入下一階段；若此時犯人翻供，就必須由另一個官員重新審理。（2）審判分離。量刑官根據錄問階段的審案官厘清的犯罪情節檢索出相對應的法條，并以此為基礎來進行定罪量刑。若是量刑官在核查律令、定罪量刑的時候發現有錯誤的地方，有權力進行駁正。（3）長官定刑。在量刑官查找出合適的法條后，正式判決還需經過擬判環節作出。最后的行遣還要由本機關所有官員集體審查核實并簽名才能發出。（4）宣判結絕。這是指犯人還有最后的申訴機會，官員此時會對犯人宣讀判決結果，詢問其是否服從判決，如果犯人沒有意見，案件才可以稱為終結，謂之結絕。用嚴苛的程序把關，環環相連，把案件的審訊、判決程序分成為兩個相互獨立但又緊密聯系的部分，并分別由不相干的官員獨立進行，審訊階段即鞠，判決階段即讞，這就是西夏的鞫讞分司在司法審判中的具體表現。

二、西夏與兩宋司法審判中鞫讞分司的比較西夏鞫讞分司制度源自宋朝，但與宋朝的有一定的差異。

第一，兩宋與西夏在審理案件時都規定了刑訊的次數以三次為限，但西夏規定地更為詳細，部分輕罪應該拷問犯人一番，重罪則應拷問三番。

第二，是審判期限的差異，西夏期限設置的根據是嫌疑人可能被判處的刑罰，長期徒刑的期限為四十天，短期二十天，其余為十天。而兩宋的期限則是根據案卷的頁數來劃分的，以案卷的頁數來分為大、中、小事。兩者相較，西夏的規定顯然更為合理。

第三，是檢驗制度方面的不同，西夏地處西北，受傳統游牧文化的影響，“醫人”檢驗的范圍還包括對畜牧。不過在檢驗的程序方面，都要求檢驗時要有審案官在場的參與，以確保檢驗結果的公正。第四，是有關證人規定的區別，西夏規定沒有證人就不許審理案件。宋朝法律規定婦人，孩子不能作為證人。第五，是對上訴的規定不同，為避免上訴時捏造虛假事實，西夏規定有虛假會懲罰本人，且如果無理上訴，還會加重原先所被判處的刑罰，宋律則規定因虛假上訴需要受的懲罰是由擔保人來承擔的，且不能越級上訴。第六，是西夏在審和判時因為各種利害關系需要回避的人員的范圍小于兩宋法律的規定，甚至包括老師、上司、仇人等，而西夏一般只到五服之內。

三、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的優勢與弊端

（一）優勢西夏統治者吸取唐朝地方司法專權的教訓，對司法權分權，實行鞫讞分司，即審與判分離，這樣就達到了分權制衡，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統治，遏制司法腐敗的目的。在西夏鞠讞分司制度下，案件最終的裁決權雖依舊掌握在地方長官手中，但權限卻被限制在很小范圍內，量刑官不得參與審查案情的過程，審案官也不得干預量刑官定罪量刑，量刑官還負有駁正審案官的責任，案件的裁決結果由二者共同負責。同時還配套有拷訊，檢驗、回避，審判期限等制度，極大地減小了枉法裁判的可能性。且西夏的鞫讞等“法官”地位極高，通常不可由其他官員兼任。審、判分離，在相互制約的同時，也是一個對案件的審理裁決進行把關的過程，這也正是西夏統治者“慎刑恤獄”的思想的體現。此外鞫讞分司所反映出來的援法治世，重視程序的思想有很大的進步性。在核查法律，定罪量刑時由量刑官來進行，且對其權力進行嚴格限制，有現代刑法罪刑法定的色彩。

（二）弊端實踐表明，西夏的審判制度中的鞫讞分司對防止審判權的濫用，錯用以及地方分權制衡，強化中央集權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西夏的地方官員除了管理繁雜的行政事務外，還負責司法事務的處理，雖然從中央到地方的審判中鞫讞分司的運用，使西夏的司法機構間形成制約，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古代審判權分散行使。再者，審與判分開固然降低了發生冤假錯案的機率，但因多次移送，增加了司法期限，繁瑣復雜的審判程序，也使案件處理起更加繁雜，使受害人不能及時得到救濟。且將審判程序分割，一旦某一環節相脫離，整個審判程序就會被阻滯。最后，量刑官不能參與審查案情的工作，這樣容易導致審案官在做審查材料時先入為主，加入自己的主觀色彩，使量刑官不能根據客觀的事實定罪量刑。四、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對現代司法的啟示雖然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有些弊端，但是我們還是能從其中得到借鑒。

第一，要堅持完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以期實現職責明確，權責統一。立法是基礎，沒有好的立法，完善的司法體系，就是想依法治國，都沒有依據。職責明確，權責統一，才能避免相互推諉，誰也不想擔事，不想負責，真正的公平正義就不可能得到實現。前文提到，在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中，根據《天盛律令》，審案官和量刑官都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且相互監督，分權制衡，整套流程都規定地十分明確細致，

第二，要追求公平正義，恤獄慎刑。鞫讞分司，審判分離，就是為了追求案件處理的公正合理。鞫者厘清案情，讞者定罪量刑，這就是慎用刑罰權，司法權的表現，有助于讓老百姓相信司法機關，使違法犯罪行為真正得到打擊，受損害的權益得到救濟。

第三，審判分離有利于消除現在法院體制中的“內部請示”現象。“內部請示”即下級法院在案情復雜等情況下為了讓自己少擔責而向上一級法院請示怎么處理，在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而上訴的情況下，上一級法院由于事前接受過了請示會駁回當事人的上訴，使我國的兩審終審流于形式，造成當事人的法律救濟途徑受阻。而在鞫讞分司制度下，審案與判案判分離，各自獨立，量刑官在定罪量刑的時候還會對審案官進行駁正，因為這就是量刑官的責任，失責還會受到懲罰。

第四，借鑒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有利于改善我國司法審判中的審判委員會的設置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法官規避責任的港灣這一不好的現象。當合議庭達不成少數服從多數的一致意見時，或者由于案件的某方面的特殊性會由合議庭以自己的名義提出后由院長決定將此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最后雖然判決還是由合議庭作出，但如果判錯了要追究責任的時候，合議庭成員會推辭是為了執行審判委員會的決定，而現在又不可能去追究審判委員會的責任，雖然新民訴法在這點上進行了改革和嚴格限制，但還是存在逃避責任的問題，雖然審判委員會與鞫讞分司一樣也是審者不判，判者不審，但是沒有鞫讞分司中嚴密的程序要求。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法治社會，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西夏司法審判中的鞫讞分司，無論分權制衡，恤獄慎刑，還是追求對案件處理的公平公正，這都是為了限制地方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強化君主權力，實現對社會強有力的統治與管理。今天的司法三機關分別獨立行使各自職權也是貫徹鞫讞分司精神的體現。公安局負責查清事實，檢察院負責審查以及決定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再根據案情以及檢察院的建議進行審判，最終定罪量刑。在封建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西夏，能根據《天盛律令》治國，借鑒宋代的鞫讞分司，已經是時代的發展與進步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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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歆．論西夏的審判制度．西夏研究．2015（2）．

作者：梁穎欣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