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區與流動人口個體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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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絡應用的逐漸普及，流動人口使用網絡的數量逐漸遞增，其中占主體的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使用手機上網現象更為普遍。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網絡社區，其與實體社會的互構趨勢越來越明顯。網絡社會的虛擬性、匿名性及高流動性特征使得其與實體社區差異巨大，而流動人口的網絡社區更是如此。調研發現，流動人口網絡社區的出現，不僅未能有效推動其群體意識和集體行動的形成，反而成為其個體化的加速器。

[關鍵詞]

流動人口；網絡社會；文化認同；孵化器

一、問題的緣起

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結果，2014年全國農民工①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比上年增加211萬人；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增加290萬人。在外出流動的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農民工占23.8%。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4.8%。分年齡段看，青壯年勞動力是農民工的主力群體。數據顯示，21歲至40歲的農民工占53%，41歲至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1]這些數據能夠有效說明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已經由第一代農民工轉變為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②第二代、第三代外出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相比第一代農民工，他們自身具有年齡優勢和學歷優勢，更能適應城市，享受城市中健全的公共服務網絡和便捷的技術服務，尤其是網絡技術。在網絡技術的使用過程中，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并不缺場。2012年，大谷打工網《基層藍領手機上網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受訪者中74%的農民工使用手機上網。[2]2015年2月3日公布的《中國第35次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顯示，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制造業企業工人、商業服務業職工三者合計占網民總數的10%。[3]農民工使用網絡的數量逐漸遞增，其中占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手機上網行為更加普遍。根據筆者的調查和其他一些媒體的發現，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使用最多的手機功能是QQ和微信，并且會長時間在線。隨著網絡社會的出現③，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網絡社區已然形成，其與實體社會的互構趨勢越來越明顯。然而網絡社區的虛擬性、匿名性及高流動性特征使得網絡社區與實體社區差異巨大，而農民工的網絡社區比如QQ群、微信群等更是如此。農民工網絡社區這種新的社會形態對中國未來社會結構變遷、政府治理的影響等問題是當代中國學界和政府研究的重要課題。“雙重二元結構”和“雙重脫嵌”[4]背景下的農民工，通過網絡社區，尤其是QQ和微信的線上和線下的交流、溝通和互動，能否形成新的文化認同？網絡社區的這種認同能否成為推動農民工群體意識形成的助推器？網絡社區這一新的社區形態是促進農民工群體的組織化還是消解了農民工群體的組織化？這是筆者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的出發點。

二、網絡社區興起的原因、條件及特征

網絡社區又稱虛擬社區，指在網絡某個空間活動區域中，由網絡相鄰或相關的若干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構成的網絡網民共同體，即在互聯網絡“某個空間區域”共同活動的若干人類群體。④網絡社區一般涵括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地域為基礎的網友通過共同活動而形成的網絡社區；另外一種是依據某個主題或話題分享興趣過程中形成的興趣群組，這種興趣群組并不依賴成員在地理上的分布。在這兩種大的分類基礎之上，當前學界所指的網絡社區主要有以下幾種具體類型：BBS/論壇、貼吧、公告欄、群組討論、在線聊天、交友、個人空間、微博、微信等。與實體的社區不同，網絡社區是一種利用現代技術，通過地域觀念、共同興趣或愛好而聚集的網友形成的一種虛擬交流空間。因此，網絡社區與實體社區有著顯著不同。這種不同首先表現在網絡社區之間的互動并非是面對面的，而是通過網絡介質進行的。其次，網絡中的互動不是在傳統的地域當中，通過血緣、地緣或業緣而聚集在一起，而是通過網絡技術，在網絡虛擬空間中進行的。再次，網絡社區中的互動主體的身份異質性強，什么人都有。相對而言，實體社區中的互動主體身份同質性強。網絡社區興起的原因主要在于現代社會呈現的時空分離、個人眾多角色扮演、社會信任的變遷及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讓人感到無所適從，難以形成前現代社會的信任關系和依賴感。在前現代社會，空間和地點總是一致的，而現代性帶來的現代社會，通過人們的不在場，空間與地點開始逐步分離，進而空間與時間也逐步分離。這種時空分離就導致了吉登斯所稱的“社會系統的脫域問題。所謂脫域，我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5](P18)。隨著現代性在中國的擴張，由流動性增強而體現出來的時空抽離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和突出。伴隨現代性和流動性而來的就是個人扮演的眾多角色。前現代社會中，個人在實體社區中一生可能僅僅扮演相對較少的農業社會中的倫理性角色就足夠了，而在現代社會，個人在實體社區中扮演的倫理性角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需求，與工業化相關的眾多職業性角色開始成為人們角色的主流。這種職業性角色的扮演不僅在一地的實體社區中出現，甚至隨著流動性的增強，在許多地域的實體性社區中出現。與此同時，傳統的基于前現代社會的信任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基于特殊主義基礎之上的信任模式開始向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轉變。特殊主義的信任模式是一種具體的信任，這種個體信任是基于彼此熟悉的個人之間的信任。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是一種抽象的信任，這種抽象的信任是基于專業基礎之上的信任。無論是前現代社會的信任還是現代社會的信任，都能夠有效降低個體在面臨不確定時需要支付的成本或者說避免特殊的行動方式可能遇到的風險或將風險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傳統的風險是個體化的，現代性之下的風險卻是群體化或者普遍化的，能夠影響聚居在一起的人類集體的安全。

網絡社區的形成必須要具備一些前提特質。這些前提特質包括：第一，要有作為傳播媒介的互聯網的存在；第二，網絡社區的成員能夠在網絡社區中進行信息的共享與日常的交流溝通；第三，網絡社區還需要能夠滿足其成員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實際需要；第四，網絡社區的成員會對這個社區具有程度不一的歸屬感。《中國第35次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顯示，今天的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型傳播媒介的地位已經足夠牢固并不可撼動，甚至傳統平面媒體的地位已經開始讓位于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型自媒體。而在各種新型自媒體中，無論是QQ、微博，還是微信，其成員的信息共享與交流溝通是經常發生的，其頻率甚至超過日常的面對面溝通與交流。在這些新型自媒體形成的網絡社區中，其成員的一些需要能夠得到滿足。筆者參與的一些QQ群、微信群經常會有網友以“萬能的群呀，請幫我…”⑤類似的語句開頭，然后就會有熱心的群友進行幫助。類似的語句只有在宗教性的話語中才會出現。在筆者有關網絡社區成員對網絡社區的歸屬感的調查中，他們告訴筆者：“如果不感興趣，當初就不會加入。既然加入了，如果不是特別反感，也不會輕易退出。覺得有感興趣的話題，就多參與。覺得和某個成員聊得來，就多聊。甚至可以線下多互動。沒有感興趣的話題，就干脆不參與，不發言。”從這個角度考察，成員對于網絡社區的認同感是存在的。網絡社區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與實體社區不同，網絡社區的社區空間具有跨地域性。實體社區的地域性限制特別明顯，離開了其所在的地理空間，個體也就脫離了其所屬的實體社區。而網絡社區則無此限制，只要有互聯網，網絡社區成員就可以隨時隨地與其他成員進行同步或者異步的互動、溝通和交流。第二，網絡社區成員互動具有匿名性。網絡社區成員完全可以在不知曉對方的所有信息背景下，與對方進行互動。這與實體社區成員之間的知根知底的互動完全不同。盡管現在某些QQ群或者其他網絡社群要求加入的成員均為實名，然而網絡社區的匿名性本質并未得到實質改變。第三，網絡社區是一種自組織，這與某些實體社區的強制特征有所區別。網絡社區作為一種因流動性而找尋歸屬感產生的社區類型，無論是以地域為基礎而形成的社區還是以興趣為基礎而形成的社區，都屬于一種網友自組織。這個自組織還會自發產生管理者、參與者、社區規則[6]等。第四，網絡社區的邊界是開放的，其對成員資格甚至沒有任何要求。反觀實體社區的成員資格，往往以血緣、地緣或業緣為特征，并且成員資格和社區邊界非常清晰，不屬于社區成員的人想要突破社區邊界加入進來并獲得成員資格，途徑非常有限且面臨著諸多實際困難。

三、網絡社區的個體化互動

在中國城市化、現代化和市場化的結構轉型中，面對著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資源的不平等分配，雙重脫嵌的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通過對網絡社區的使用，表達和建構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和權利，為促進集體賦權和社會平等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現代科技所帶來的虛擬化的社會結群和社會流動并不能等同于社會化流動，現代科技帶給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的只是一種虛幻的個體認同而非群體意識，這種虛幻的個體認同不僅沒有讓流動人口以群體化、組織化方式應對資本的盤剝和外界的歧視，反而讓他們體驗到一種更加個體化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尤其在面臨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困境時，現代科技并不能給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反而推動了他們的個體化。[7]在網絡社區中，網友盡管沒有發生面對面互動，但依然可以交換各種信息，進行溝通，也能從中獲取一些社會支持。然而由于這種關系的建立只是片面的，網友隱藏了真實的身份及其他個人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換、溝通互動的開展和社會支持的獲取并不能像實體社區中那樣有效。比如，筆者參加的一些流動人口的QQ群，他們在上面交換的信息類型大致包括娛樂、提供工作信息、尋求租房信息、孩子教育等方面，在這些信息交換中，娛樂、聊天信息占據信息交流80%以上，筆者的調查對象對此稱之為“吹牛”。至于對流動人口來說比較重要的工作信息等，只占20%左右。

筆者在訪談和調查的過程中，試圖通過網絡社區中的“圈子”來找尋流動人口的群體意識和組織化方式，而令人失望的是，網絡社區中的互動基本是個體之間的互動，即點對點的互動模式，也就是平面媒體傳播中的人際互動，而平面媒體所具有的面對面互動、點對面互動比較少見。H市是長三角的省會城市，流動人口眾多，并且流動人口就業的企業基本為民營企業。筆者根據H市流動人口所在主要行業，將流動人口調查對象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出租車司機、環衛工人、工廠工人、建筑工人。對于分類別的流動人口參加網絡社區中QQ或者微信圈的活動，筆者對訪談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得出如下結果（見表一）。從表格中的百分比數據能夠解讀出來一些問題。比如出租車司機都是上網的，但他們既然上網怎么會網絡社區的活動參加不多呢？環衛工人怎么沒人懂網呢？工廠工人上網怎么與建筑工人有區別呢？如果結合進一步的訪談，我們就能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對于H市的出租車司機來說，他們上網是必須的。因為當前智能手機的發展，包括各種打車軟件的興起，逼迫他們必須在手機上安裝微信和QQ。然而，對于出租車司機來說，他們使用網絡社區的頻率也不高。問：平常你們上網嗎？通過何種方式上網呢？QQ、微信玩嗎？答：上網我們基本很少上的，很少上網，手機可以玩一下的，看看新聞，QQ、微信也沒像以前那么聊了，有一個群從早上7點鐘聊到晚上睡覺，那段時間是聊得蠻長的，聊了好幾個月，后來就斷掉了，有微信后聊天就很少，基本不聊天，基本就看看新聞。問：那你們朋友圈的人多嗎？浙江的多嗎？答：那多了，有老鄉、有戰友、有同學、有以前的同事。有很多很雜了。問：那你上QQ的時候，是你開出租車的時候，平時還是晚上？答：上班的時候，一般不大會上QQ，很少聊天。現在微信都不大玩，玩膩了，這些東西，剛出來的時候，新鮮嘛，玩得很起勁。（其他司機：QQ也幾乎都不用了。）問：那你在微信圈里，經常都和朋友們聊什么？答：吹牛啊，吹牛啊，哈哈！我們有工作的，又不可能微信上跟他們……，各個行業，你不可能講那種工作上的事情，沒法講的。大家行業都不一樣的。大家主要是聊聊天，吹吹牛啦。另外一司機答：關鍵是我們圈子太小了，要么就是開出租車的朋友，要么就是老鄉，其他然后外面就懶得走，一天開車很累，走到很遠的地方去。遠的，偶爾就是電話聯系一下，問一下怎么樣。這個圈子里面太小了。也沒時間。網絡社區與流動人口個體化H市的出租車司機透露出來的信息是盡管他們上網，也參與了網絡社區，但因為職業的關系，他們在網絡社區并沒有太多活動，與社區中其他人的互動的內容就僅限于吹牛，互動的對象也就兩類：要么開出租車的朋友，要么老鄉。出租車司機在網絡社區中的活動非常個體化。環衛工人基本不參與網絡社區。原因在于筆者調查的環衛工人，基本屬于年紀都比較大的一群人，他們對于現代科技的敏感度并不高。網絡或者智能手機對他們來說，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對于工廠工人來講，情況又會有差異。一位工廠工人如此回答：我現在基本是離不開網絡吧，上班下班，基本離不開網絡，我業余時間真的都是靠網絡打發的。問：那你上網平時是在哪里上呢？答：我自己有電腦。在辦公室就是工作電腦，回家就自己的電腦。我上網基本上就是逛逛淘寶，或是文學的散文類的。我的微信基本是同事、同學比較多，同事離得比較近，同學離得比較遠，基本上是半年同學聚會時才能聚到一起。我的微信朋友圈不大，但我自己老是發微信，心情、動態都是通過微信的形式發的。問：那你發的這些是點贊的人多，還是評論的多呢？答：評論的挺多的，一般是同學，都是些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也不會評你的。我的QQ、微信一般討論的話題就是對以后有什么打算，然后不可能永遠打工。我覺得現在我們經常討論的熱點話題，對我的思想和行為還是有影響的，就是會跟著外面的形勢吧。我比較喜歡追流行，今天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我比較喜歡跟著潮流走。我在QQ、微信中經常扮演的角色是別人有什么心事經常會跟我講的。對于在工廠工作的流動人口來講，他們的空閑時間比較多，再加上工作性質的關系，他們呆在網絡社區的時間也比較長。盡管如此，筆者通過訪談看到的是網絡社區中的互動依然非常個人化，很少有群體性的互動，也很難形成所謂的社區意識或者群體意識。從對數據和訪談資料的考察，筆者發現在網絡社區中的互動非常個體化，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網絡社區的性質所致；二是網絡社區中網友之間的信任很難建立。網絡社區的性質首先是匿名性，匿名性使得在虛擬社區中活動的網友互動時面臨某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將會阻止網友的進一步深入了解和互動。其次，網絡社區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這便使得加入社區的成員因為沒有付出一些成本，而不會產生珍惜心理，再加上現實中工作的流動性，導致網絡社區的流動性也特別強。網絡社區的流動性使得網絡社區成員的互動呈現出一種“個體化、碎片化”的模式。網絡社區的這種“個體化、碎片化”的互動，導致網絡社區成員之間無法產生基本信任。在吉登斯看來，“在個人的早期發展過程中，對自我認同的穩定環境和周圍環境的基本信任…是從對個人的信任中派生出來的”[5](P99-100)。也就是說，網絡社區中的個體化互動，既無法產生前現代社會中的私人信任，也無法產生現代社會中的制度信任。這種個體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吉登斯所說的“親密關系的變革”[8](P101-109)。這種變革對于未來社會的影響正在逐漸顯現，畢竟親密關系的獲得是以信任關系為基礎的。一個無法產生信任關系的社區，親密關系也不會產生，那么群體意識和群體認同將更難形成。

四、作為個體化加速器的網絡社區

正如閻云翔觀察到的：“農村青年正努力緊跟城市主流文化，模仿他們認為是現代時尚的城市生活方式。他們喜歡時尚和娛樂，追求個人獨立和幸福，沉迷于物質收益…他們對更為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及現代生活方式的追求。”[9](P159)當代中國農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進入城市，受到城市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影響，接受了現代科技的洗禮，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方面與城市青年已經沒有了鴻溝和差距。筆者在調查和訪談時，工廠工人身邊的手機不斷刷著微信，間或還在回復。這足以說明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在這些方面與城市已經沒有任何代差。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積極融入城市的同時，卻面臨著殘酷的現實。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每一個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身上都流露出強烈的向上流動的愿望，都希望通過自身努力而改變命運。但是，他們無力改變僵硬的結構和體制，只能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換一個工作再換一個工作，學者用“漂泊化和失根”[10]群體、“短工化”[11](P2)群體描述他們的現狀和困境。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從原有鄉村社會結構中被抽離出來之后，無法重新嵌入到城市新的社會結構當中，出現一種被動個體化的過程。[7]在此情況下，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會認為網絡社區是實現自我認同和突破僵硬體制的一種方便、快捷途徑。然而，網絡社區的匿名性、流動性、虛擬性特征卻并不能支持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通過網絡社區突破僵硬體制的愿望，反而以個性化、多樣化功能讓他們沉迷于其中，倘佯在虛擬世界的認同和對虛擬世界的突破中，暫時忘卻現實的困頓，在這里實現了主動的個體化過程。一旦進入網絡社區，每個個體就會完全分化。無論是從網絡社區成員的虛擬身份，還是從網絡社區中的交往方式、交往對象，甚或從網絡社區中的自我表達來看，網絡社區既非能夠推動社區成員形成整體的社區意識，也非能夠推動社區成員形成統一的社區行為，更談不上通過網絡社區意識和社區行為影響現實中的意識和行為。顯然，在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他們出現了一個“個體化過程”，而這個個體化過程包括被動的個體化和主動的個體化兩個層面。網絡社區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主動個體化的加速器。

作者：董敬畏 單位：浙江行政學院 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