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辯制度民事訴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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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關于民事訴訟答辯的規定

我國關于民事訴訟答辯的規定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2007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被告在收到起訴狀副本后15日內提出答辯狀，但被告不提交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屆滿前提出書面答辯，闡明其對原告訴訟請求及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的意見。現行《民事訴訟法》經2012年修訂，肯定了司法解釋的規定，將《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修訂為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15日內提出答辯狀，并規定了答辯狀的格式、內容，但對不提交答辯狀，依然規定為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活動。上述關于被告方答辯的法律規定，一方面強調被告人應當在答辯期內答辯，另一方面規定被告人不答辯的，不影響人民法院的審理活動。由于對答辯的性質普遍認為屬于被告方的權利及實踐中對于被告放棄答辯不會產生不利后果的做法，導致上述應當答辯的法律規定最終在功利的作用下虛無化，被告在審前準備階段不答辯。

二、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答辯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答辯虛無化我國民事訴訟答辯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被告答辯虛無化，從而不能實現審前準備階段的任務，直接影響民事訴訟公正、效率價值的實現。民事訴訟原、被告雙方利益對抗，為追求各自利益，考慮到民事訴訟客觀上以法律真實為判決基礎的特點及舉證責任、舉證時限制度的法律規定，對于原告的起訴采取不答辯的態度，一方面對自己不會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使得原告方在審前無從得知己方意見，從而圍繞爭議內容做充分證據、法律準備。最終的結果是法院無從及時總結爭議焦點，開庭審理準備不足，開庭審理效率低下；而對于原告方因不知爭議內容，疲于準備方方面面證據，導致不經濟，稍有不慎，因未能在舉證時限內舉證而失權，直至導致案件的不利結果；對于被告方來說，可能利用不答辯的功效，謀取到一方私利，導致案件處理結果遠離客觀真實。

（二）答辯隱藏化所謂答辯隱藏，指被告方在答辯時，故意不做全面答辯，使對方以為其對其他方面無異議，從而未作充分準備，待開庭時，突襲答辯新的內容，以謀取制度利益的不誠信行為。如突襲提出管轄權問題、主體問題、訴訟時效問題等。有一案例，原告起訴時，根據從公安機關處查詢到被告的戶籍信息，據此確定管轄法院，被告在答辯期內無答辯，開庭時提出現經常居住地在其他轄區，使得法院不得不將案件依法移送其他法院管轄，達到拖延訴訟目的。還有案例，開庭時被告突然提出已過訴訟時效，應駁回訴訟請求答辯主張，原告方猝不及防，面臨未在舉證時限內提交相關證據的被動局面。

三、民事訴訟審前答辯的性質界定

一是權利說。完善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答辯制度，首先應該正確認識答辯的性質。由于《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不答辯，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活動，多數學者據此認為答辯屬于被告的權利，是謂權利說，該認識在訴訟實踐中被廣泛認可，但須在答辯期內行使。二是義務說。為解決答辯權利說導致的現實問題，特別是《證據規定》確立了舉證期限制度后，有學者提出答辯義務說主張。認為被告答辯是與原告的起訴相對應的義務，認為“訴辯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當事人可以及時地掌握雙方爭議的焦點所在；若被告放棄在開庭審理前的答辯權，就剝奪了原告對被告訴訟主張的了解權，原告無法于開庭前知曉被告的觀點與證據，無法進行針對性的準備”，有悖訴訟平等原則。其法律依據在于《證據規定》及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內答辯，但又無法解釋法條同時規定不答辯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的規定。三是權利義務說。此外還有學者兼顧權利說與義務說的合理性，提出權利義務說，認為答辯既是被告維護自身利益的訴訟權利，對原告的訴訟主張提出反駁，同時，被告答辯關系原告的知情權及訴訟準備，答辯行為又應為被告的訴訟義務。權利說或義務說的直接法律依據均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權利說，把“應當”理解為答辯權應當在“答辯期內”行使，而義務說把“應當”理解為在“答辯期內”應當答辯。其實“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辯論原則的基本法理，辯論原則貫徹于民事訴訟程序的始終，在民事訴訟的全過程中當事人都有權利對訴訟中所涉及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進行辯論，這里的辯論當然包括當事人中被告一方的答辯”，［2］因此審前答辯實為當事人辯論權的內容，是被告的一項訴訟權利。既然是訴訟權利，當事人有權處分。當事人不行使，不應承擔法律責任，但若行使答辯權，也必須在答辯期內行使，權利不得濫用。是以法條規定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內答辯，重點在于答辯權“應當”在答辯期內行使，而非在于“應當”答辯。

四、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答辯制度完善建議

為解決被告對待答辯的不誠信做法，更好地完成審前準備階段的訴訟任務，學者提出了強制答辯的建議，［3］認為被告處于“防御者”的地位，在實踐中不應訴、不答辯或不進行實質答辯，答辯可隨時提出。這使得審前法官無法通過查看雙方的起訴狀和答辯狀以及舉證程序整理爭議焦點和證據，對案件的審理前的準備和開庭審理造成直接影響，浪費時間和拖延訴訟，不利于審判的有效進行。［2］強制答辯的本質在于將答辯義務化。更多學者提出了構建我國答辯失權制度主張，“答辯失權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應當提交答辯狀進行答辯的一審被告、二審中的被上訴人沒有向法院提交答辯狀，在期限經過后不得再次提出并因此而喪失答辯權利的一項制度。簡單地說，答辯失權即被告答辯權利的喪失”。

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有主張直接作出原告勝訴判決、有主張喪失程序答辯權等不同認識。其實，完善我國《民事訴訟法》關于審前答辯應在明確審前答辯屬于被告一項訴訟權利的基礎上進行，雖然答辯屬于訴訟權利，但權利也不得濫用，必須遵守法律的要求，如在答辯期內行使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否則將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就像當事人有調查、舉證權利，如不舉證，雖不致承擔直接法律責任（因非義務違反），但也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主張事實不能被法院認定，直至產生不利結果等）一樣。現行《民事訴訟法》已經從原則上規定了民事訴訟活動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從條文上規定了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內答辯，但未明確不誠信答辯的法律后果，應在此規定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規定相應法律后果為妥。由于審前答辯屬于民事訴訟審前準備階段的內容，因此其法律后果應以完成該階段任務為準，可進一步規定，被告未提出答辯意見的，法院根據原告單方提出的實體法律關系歸納案件爭議焦點，被告無權再提出其他新的爭議點，并對程序事項喪失異議答辯權。綜上，審前準備階段被告答辯權屬于被告的一項訴訟權利。對被告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答辯或不答辯，為實現民事訴訟的功能與價值，應規定一定的法律后果，但不能因此免除原告方舉證責任，剝奪被告方在開庭審理中的辯論權。

作者：王祝貴單位：安徽工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