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交換的民事訴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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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表明，庭前證據交換程序具有積極作用:固定證據、防止證據突襲、促進判決結果公正，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合理預期，促進和解。經過多年實踐，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了適合我國國情的民事訴訟庭前證據交換制度，然而“從我國司法實踐的運行看，證據交換的目的尚未實現。甚至可以說，從它誕生開始，證據交換的目的就沒有實現”［2］。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階位較低，規范性不足。1994年9月頒布實施的《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證據交換制度。2007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事訴訟法》進行首次修改，但修改的內容僅限于審判監督程序和執行程序，仍沒有規定證據交換。2012年的《民事訴訟法》雖然已涉及證據交換，但只有兩條，且其中一條是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因此，就全國范圍而言，《證據規定》仍然是我國證據交換的實質性法律依據。從《立法法》的角度，有關證據的立法至少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因此，以司法解釋形式出臺的《證據規定》階位顯然較低。更為重要的是，包括證據交換的有關規定明顯與《民事訴訟法》相沖突，致使其權威性、規范性、強制性不足，其后果是在實踐中做法不一，引起混亂，證據交換的價值并未得到真正實現。
2．可操作性不強。《證據規定》雖對適用證據交換的案件范圍、主持主體、舉證時限、逾期舉證的法律后果等作了規定，但直接涉及的條文僅有六個，過于簡單，在實踐中難以操作。一是適用案件范圍不明確。《證據規定》第37條將證據交換的案件范圍限定為“證據較多”“復雜疑難”的案件，卻未對之做出進一步界定，實踐中何為“證據較多”、何為“復雜疑難”，完全憑法官的認識而裁量，這既不利于證據交換的順利進行，也容易引起當事人對法官的誤解，產生不必要的糾紛和矛盾。二是主持者不明確。《證據規定》雖然明確規定“證據交換應當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進行”，但僅此一條，對“審判人員”的具體內涵和外延未做出明確界定，究竟是由合議庭還是立案庭的審判人員組織交換，沒有做出明確規定，致使實踐中做法不一。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03年9月25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實施的《關于民商事審判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粵法高［2003］200號文件)，規定由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主持，而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年第18次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深圳市法院民事訴訟庭前交換證據規則》則規定由專門負責證據交換的法官和書記員負責。
3．完善的舉證時限制度和證據失權制度沒有建立。庭前證據交換制度要想保證公正和提高訴訟效率，必須要有行之有效的舉證時限制度和證據失權制度作保障。《證據規定》首次明確設立了舉證時限制度，現行《民事訴訟法》又將該制度以基本法的形式予以確立。應該說，它們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基本上是合理的，關鍵是關于證據失權的規定存在一定問題。《證據規定》確立了法定證據失權制度，即只要當事人逾時舉證的，除非對方當事人明確同意質證的外，法院不再接受，庭審時也不組織質證。“這一嚴厲后果，很大程度上剝奪了當事人的舉證權，也不利于案件的發現真實。”［3］現行《民事訴訟法》將《證據規定》的法定失權制度以立法的形式修改酌定，第65條規定: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納該證據，或者采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雖然這對減消失權后果給實體公正造成的沖擊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僅此一條，再無其他任何規定。這種粗線條的立法在實踐中仍存在問題:一是如何判斷“理由不成立”，標準是什么。二是法院根據何種“不同情形”決定是否采納證據。三是如何區別適用逾期舉證的不利法律后果。四是既沒規定罰款的上線，也未規定下線。種種問題的存在，給法官以極大的自由裁量權。更為重要的是“費用制裁導致超限行為與證據失權效果分離。一旦超限行為與證據失權的效果分離，超限行為人就會評估超限行為與處罰之間的成本收益關系”，容易引發費用制裁被濫用的風險。實踐中，有的當事人寧愿以費用制裁為代價而逾期提供證據，以達到證據突襲的目的。這完全背離了設立證據交換程序的立法初衷。
二、重構我國民事訴訟庭前證據交換制度的建議
1．提高民事庭前證據交換程序的立法階位。打官司就是打證據，證據在訴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立法法》第8條明確規定，訴訟和仲裁制度只能由法律加以規定。為了保證證據交換的效用，應提高民事證據交換規則體系的立法層次。具體而言，就是選擇恰當的時機，出臺《證據法》，或修改《民事訴訟法》，將證據交換的具體程序規則寫進民事訴訟法典或證據法典，以保證證據交換的權威性、強制性和可操作性。
2．完善我國證據交換的程序規則體系。“粗線條化的證據制度規制方式，必然導致操作程度不高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任意司法、裁量失當的應用性后果。”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我國之證據交換的程序規則體系，以為證據交換的實務操作提供具體而明確的程序規則依據”。筆者認為可從如下三方面完善之。(1)科學界定證據交換的案件范圍。設置庭前證據交換程序，一個重要價值目標是防止證據突襲，然而證據突襲的問題同樣存在于適用簡易程序的簡單民事案件中。因此，應將證據交換程序作為民事訴訟的一般原則。除所有被告下落不明、公告送達的案件以及被告答辯時認可原告在起訴狀中陳述的事實的案件外，其他所有案件，包括使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都應當進行庭前證據交換。(2)科學界定證據交換的證據材料范圍。對證據交換的證據材料范圍的爭論，主要是對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等。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案件屬于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即使不公開審理，所有的證據依然作為定案的依據。既然涉密、涉私的證據，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就不能避免讓對方當事人知悉。如果此類證據不交換，仍將會使證據突襲合法化。因此，為防止證據突襲，涉密、涉私的證據也應當納入證據交換的范圍，但應當采取特殊的措施，即保證讓對方當事人知悉又不外泄。因此，為了實現證據交換保證公正的價值，凡是與案件在事實和法律上有關聯的證據材料，原則上都應當在庭前交換。(3)科學確定證據交換的主持主體。《證據規定》沒有對證據交換的主持主體明確規定，因此由審理法官主持可能會因庭前接觸當事人、案件材料而先入為主。筆者認為，單純為了避免先入為主而讓不負責案件審理的立案庭法官或專職法官主持證據交換，同樣也會由于審理法官不能準確把握案情，而陷入數次開庭、難以審結的泥潭，不僅不能使庭審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反而導致訴訟延遲。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嘗試的“一步到庭”受挫、流產即是很好的例證。因此，由審理主持庭前證據交換，是兩害相比取其輕的理性選擇。
3．完善證據失權制度，為證據交換提供制度性保證。“證據失權和庭前證據交換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沒有證據失權這一配套制度的貫徹，所謂證據交換只能是一句空話。”為真正發揮證據交換的功能、實現司法公正，對逾期提交的證據，應建立以失權為原則、準予出示為例外的證據失權制度。即對在證據交換程序中沒有交換的證據，除非有正當理由或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以外，否則視為失權，不得進入訴訟程序。什么是“正當理由”?筆者認為，對有“正當理由”的逾期證據認定應僅限為當事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取得而逾期提交的證據。逾期提交證據的當事人應當對“正當理由”承擔證明責任。如果不能排除有懈怠收集證據的主觀故意和行為、故意采取錯誤的方法而沒有收集到證據、隱匿已收集到的證據等情形，則應當認定為沒有“正當原因”，其提交的證據不再予以組織質證，也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同時，對人民法院認為有“正當理由”而準予出示的，應征求對方當事人的意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要求準備時間的，程序可以正常進行;如果要求準備時間的，法院應當充分保證對方當事人的權利，給予其必要的準備時間。如果在開庭前，應當重新確定開庭日期;如果正在開庭，則應當休庭。當然，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訴訟延遲，但這是公正和效率發生沖突時必須做出的選擇。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庭前證據交換制度在保證公正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和價值。
作者：王新元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