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犯罪技術偵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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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偵查的含義及立法現狀
關于技術偵查的含義，法律上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學界對此也是眾說紛紜。一種觀點認為，技術偵查是指偵查機關運用現代科技設備秘密地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總稱。技術偵查通常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錄音、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送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秘密的專門技術手段。另一種觀點認為，技術偵查亦即秘密偵查，是刑事偵查措施的一類，指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偵查人員在辦理貪污賄賂等刑事案件中，依據國家賦予的特殊偵查權力，運用各種專門的技術偵查手段和秘密偵查力量收集證據、查明案情的專門的特殊偵查手段，包括跟蹤監視、密搜密取、秘密辨認、刑事特情、化裝偵查、竊聽、郵檢、密拍密錄等。第三種觀點認為，所謂技術偵查，是指利用現代科學知識、方法和技術的各種偵查手段的總稱。筆者同意上述第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只有秘密進行的技術偵查才是技術偵查，從而將同步錄音錄像技術、測謊技術等技術偵查手段排除在外，縮小了技術偵查的范圍，顯然有失偏頗；第二種觀點將技術偵查等同于秘密偵查，將刑事特情、化裝偵查等一些非技術偵查手段納入到技術偵查中來，擴大了技術偵查的范圍；第三種觀點則緊緊抓住技術偵查是科學技術手段在刑事偵查中的運用這一本質，準確地揭示了技術偵查的內涵，是對技術偵查所作的科學、合理的界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法律中均沒有規定“技術偵查”，但與“技術偵查”極為相似的概念——“技術偵察”很早即被有關法律規定下來。1993年《國家安全法》第十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辭海》的解釋：“偵察”是“軍事偵察”的簡稱，是為獲取軍事斗爭所需的情報而進行的活動。可見。“技術偵察”一詞極具軍事化色彩。筆者以為，將“技術偵察”應用于刑事訴訟中，其含義應和“技術偵查”同義，并無什么區別。根據有關解釋，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規定技術偵察時使用的是“偵察”而非“偵查”，主要是考慮到“技術偵察”一詞是我國司法實務中的習慣用法，并無特殊含義。
當前，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化建設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人權保護觀念深入人心，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愈來愈規范化，而偵查手段和措施并未隨之發生較大的改進。一些傳統的偵查手段和措施已難以適應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需求，有的甚至是和法治建設背道而馳。客觀而言，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已陷入困境。
(一)職務犯罪偵查過分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司法實踐中，受“口供中心主義”的影響，職務犯罪偵查通常實行的是“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即首先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為中心向外輻射，進一步獲取證人證言、書證、物證等其他證據。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檢察機關一般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偵查人員往往組成3—4個訊問小組，每個小組2—3名辦案人員，輪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以期獲取較高質量的口供。經過訊問如果沒有獲取較高質量的口供，檢察機關一般不敢定案；反之，如果獲取了較高質量的口供，檢察機關就會覺得案件辦成了鐵案，就敢于拍板定案。實踐中有的檢察機關也曾辦理過“零口供”的職務犯罪案件，即在沒有口供的情況下仍然對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量刑，但此類案件相對于職務犯罪案件總數而言，實在是少之又少。由于口供的突出地位，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有些偵查人員往往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甚至不惜采用一些暴力、誘騙等非法手段，從而導致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和惡劣的影響。在當前的偵查模式下，如不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案件就難以被突破；如采取了非法手段，案件就比較容易被突破，但同時偵查人員又會有刑訊逼供之嫌。可見，過分依賴犯罪嫌疑人口供使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陷入了兩難境地。
(二)職務犯罪偵查過分依賴紀檢監察機關的“雙規”。“雙規”又稱“兩規”或“兩指”。即令被查處對象“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接受調查”，是法律和黨內規章授權紀檢監察機關在查處違犯黨紀、政紀案件時使用的一項組織措施。從1990年代初開始，“雙規”開始走上歷史舞臺，特別是自1996年新的刑訴法實施以后，檢察機關進一步規范了自身的執法行為，此時“雙規”逐漸在反腐敗中嶄露頭角，且取得了極為明顯的成效。因無時間、地點限制，“雙規”幾乎無堅不摧，審查對象無人能夠抵擋得了，一大批貪官在“雙規”面前不堪一擊、紛紛落馬，尤其是那些高級別的貪官，如胡長清、成克杰等，基本上都被實行過“雙規”。正因為如此，檢察機關非常樂于和紀檢監察機關聯合辦案，不需投入太多精力，即可利用“雙規”輕松將案件偵破。然而，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實踐中“雙規”存在著較多的問題，如“雙規”的隨意性較大，對非黨員進行“雙規”以及體罰、虐待、毆打審查對象等等。目前“雙規”已受到社會各界普遍關注。2005年中紀委了“7號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了“28號文件”，從實施主體、實施對象、審批程序、審查期限等方面對“雙規”作了嚴格的規定，“雙規”權限已經縮小。“雙規”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雙規”必將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乃至被取消，職務犯罪偵查過分依賴“雙規”顯然難以奏效。
(三)職務犯罪偵查過分依賴監視居住。監視居住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刑事強制措施的一種。所謂監視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離開住處或者居所并對其活動予以監視和控制的一種強制方法。根據刑訴法規定，有三種情況可以進行監視居住：一是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三是對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患有嚴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見，監視居住的立法原意是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擅自離開住處或居所，保證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一種強制措施，但在司法實踐中監視居住卻變成了檢察機關的一種偵查措施，成為突破案件的一個重要手段。《刑訴法》第57條規定，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由此可見，“固定住處”應優先于“指定的居所”，只有在沒有“固定住處”的情況下，才能在“指定的居所”執行。然而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監視居住的，無論其是否有“固定住處”，一律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即在指定的賓館、招待所或偵查指揮中心等“辦案點”執行，犯罪嫌疑人24小時有人看守，一舉一動全在辦案人員的監視之下，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時的監視居住已成為“變相拘禁”、“變相羈押”，其嚴厲程度猶甚于拘留和逮捕。這種變相使用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行為顯然有違法之嫌，一旦監視居住受到限制或被取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必將受到極大的影響。因而，過分依賴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做法并非長久之計。
實踐表明，僅憑傳統的偵查方式和措施已無法阻止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陷入困境。可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陷入困境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一嚴峻的現狀迫切要求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必須另辟蹊徑，引入其他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而采用技術偵查手段則應成為最佳選擇。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為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則成為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的堅強的技術后盾；其次，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在國外許多國家的成功應用為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在我國的應用提供了范例；最后，《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五十條第一款規定了各締約國在反腐敗中均應當“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公約這一規定為我國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行使技術偵查權提供了依據、創造了條件。
三、當前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應當采用的技術偵查手段
技術偵查的范圍較廣，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錄音等等，受人力、財力、物力所限，檢察機關不可能采用所有的技術偵查手段，只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選擇地采用部分技術偵查手段。目前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較為普遍采用的技術偵查手段是同步錄音錄像技術，該技術的運用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嫌疑人、證人翻供、翻證現象的發生，同時防止了偵查權的濫用和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促進了公正執法和文明辦案。然而，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顯得較為被動，使用該項技術并不能夠使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徹底擺脫目前面臨的困境。因而，為了使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反客為主，變被動為主動，必須另尋出路，積極尋找新的技術偵查手段。筆者以為，除了同步錄音錄像技術以外，根據目前職務犯罪的特點及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現狀，現階段檢察機關迫切需要采用的是測謊技術和通訊監聽技術。
(一)測謊技術。測謊技術是指對犯罪嫌疑人使用專門的測謊儀器以判別其供述和辯解真偽的一項偵查技術。現代測謊技術極為發達，測謊準確率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美國的諾曼·安斯利收集了1980年以來有關實地辦案的測謊結論，并把此結論同口供、物證、法庭判決進行比較，研究了2042宗案件結果，即便有細微的爭執也認為是測謊的差錯，得到的準確率為98％。美國測謊學會對6個國家的3030起案件結果經過偵察、審訊核實，準確率也是98％。正是由于測謊技術的先進性，國外有許多國家都在研究和使用測謊技術。在我國，測謊技術的研制和使用已有20余年的歷史，主要是應用于公安機關刑事案件偵查工作。
筆者以為，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引進測謊技術很有必要。一方面，由于職務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較高，反偵查能力較強，一般不可能積極主動地交代問題，即使有的犯罪嫌疑人表面上態度積極主動，但其交代問題的“水份”一般較大，極易將偵查工作引入誤區，增加辦案人員工作量，而使用測謊技術可及時獲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偽，對順利開展偵查工作極為有利；另一方面，由于目前職務犯罪偵查實行的是“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這種模式可能還要持續較長一段時期，在此模式之下，可以充分發揮測謊技術的優勢，不僅能夠獲得令人滿意的口供。同時能夠有效地避免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在司法實踐中，我國一些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已經開始嘗試使用測謊技術，且取得了極為明顯的效果。如蘇州市滄浪區檢察院2004年7月開始在職務犯罪調查中應用測謊技術，到2007年上半年，共參與辦理了46起案件，對110名犯罪嫌疑人和證人進行測試，除4名被測人由于生理原因沒有完成測試外，成功判定了106名被測者說謊與否，排除說謊概率達到了100％。實踐表明，測謊技術的運用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確實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
關于測謊技術的適用范圍，由于測謊儀器較為經濟，且操作極為簡便，通常一人即可操作，因而筆者以為，該技術偵查手段的適用范圍應包括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在內的所有的職務犯罪案件，只要需要即可使用，不需嚴格限定其適用范圍。關于測謊技術的適用對象，不僅應包括犯罪嫌疑人，還應包括有關重要證人，因測謊技術需要接觸當事人，而初查需秘密進行，因而初查時不宜使用測謊技術，只有立案后才能使用。關于測謊技術的審批程序，可由案件承辦部門提出申請，由檢察長審查批準。
(二)通訊監聽技術。通訊監聽是運用電子儀器設備秘密獲取有線或無線通訊傳遞的言詞信息，以發現犯罪嫌疑人和犯罪證據的一種技術偵查手段，屬于偵查監聽的范疇。當今社會通訊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人們的通訊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通訊技術共生的是通訊監聽技術，目前也極為發達。最早的通訊監聽技術應當是應用于軍事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后來才逐漸應用于犯罪偵查等其他方面，國外已有許多國家明文規定在犯罪偵查方面運用通訊監聽技術。如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證據部分第100條a則規定：“如果有根據懷疑某人作為主犯、共兇犯有下述之一罪行，或者實施了具有可罪性未遂或者犯罪預備，并且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搜索被指控人居所，可以采取監聽和錄音的反和平罪等五款罪名。”日本制定了《關于犯罪偵查中監聽的法律》，對通訊監聽作了專門規定。
由于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在職務犯罪中利用先進的通訊技術作案的也越來越多，如在賄賂犯罪中，行、受賄雙方往往都是事先用通訊工具聯系好作案的時間、地點后才進行的。行動非常詭秘，檢察機關很難發現。因而，在職務犯罪偵查中使用通訊監聽技術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訊監聽技術可以增強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主動性，通過監聽通訊可以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案件線索，解決職務犯罪案源枯竭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通訊監聽是在被監聽人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因而通過監聽通訊可以直接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即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始證據，證據的證明力得到大大增強。
關于通訊監聽技術的適用范圍，筆者以為，通訊監聽主要應適用于賄賂犯罪，在賄賂犯罪案件中，賄賂雙方往往要進行通訊聯絡，而其他職務犯罪，如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等等，則與“通訊”關系不大，即使進行通訊監聽收獲也不會很大，因而一般沒有必要進行通訊監聽。關于通訊監聽技術的適用對象，考慮到檢察機關偵破案件的需要，通訊監聽技術在初查和立案階段均應適用，其對象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初查階段的初查對象；二是立案后的犯罪嫌疑人和重要證人。關于通訊監聽技術的審批程序，由于通訊監聽可能導致侵犯他人的隱私權，因而為了防止通訊監聽技術偵查權的濫用，必須為其規定一個較為嚴格的審批程序，筆者以為，可由案件承辦部門提出申請，本院檢察長審核，再報經上級檢察機關審批。
摘要當前，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在職務犯罪偵查中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職務犯罪越來越趨于專業化、智能化、現代化，傳統的偵查手段和措施已難以適應當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需求，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陷入困境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為了使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走出困境，引入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則是明智之舉。其中技術偵查手段應成為首選。根據目前職務犯罪的特點及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狀況，現階段迫切需要采用的是測謊技術和通訊監聽技術。
關鍵詞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測謊技術；通訊監聽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