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律視野下反腐敗機制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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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的倒錯與失衡的癥結在于人民民主與民主監督未能成為國家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的基石；擁有權力與承擔責任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公民社會不成熟，而黨代會與人代會又未能充分發揮黨章和憲法賦予的問責與糾錯職能；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所消融（強勢利益集團對公共利益的侵占已經從財富占有到資本占有，進而發展到資源占有）的根源在于公民作為弱勢群體無法與權力集團、資本集團等強勢利益集團相抗衡。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民民主的非制度化與民主監督的邊緣化既是造成公權力倒錯與缺乏制衡的內在動因，也是腐敗愈演愈烈的根源。讓我們振奮的是，黨的“十八大”宣示人民民主與民主監督在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價值，強調民主制度、民主方式是國家治理和“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要進路；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任何一種監督形式均是國家監督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后五年，隨著人民民主與民主監督的制度化、主體化建設目標的實現，中國腐敗高發態勢將被遏制。

路徑依賴定律：反腐倡廉建設的宏大愿景能否實現

為什么在動員龐大的反腐敗力量，頻出反腐敗政策，對腐敗始終保持高壓態勢下，中國反腐倡廉建設的成就與人民的期待仍有較大差距，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腐敗依舊呈現高位頻發態勢，是我們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運用路徑依賴定律進行分析，我們或許能夠找到答案。路徑依賴定律，是指制度變遷有類似物理學的慣性，制度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該路徑產生依賴，無法擺脫。在“路徑依賴”的背后，是既得利益集團對現存路徑的強烈的偏好和人們的有限理性。制度效率與可控性以及利益相關方的獲益穩定性偏好，共同決定了一個制度的穩定性。不可否認，既定制度結構愈是穩定，則變遷的阻力愈大，成本愈高。事實證明，當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路徑依賴危險確實存在，破解反腐敗制度的路徑依賴是新的歷史時期反腐敗制度建設的首要任務。黨的“十八大”對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發展道路的圖景描繪愈加清晰：反腐倡廉建設的愿景是建設廉潔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具體而言，中國特色反腐倡廉發展道路有著三條基本路徑：一是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健全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運行機制，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二是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橫向上，健全決策機制和決策問責，對決策權加以有效制衡；縱向上，加大案件查辦的力度，提振公眾的反腐敗信心。三是全面推進反腐倡廉法治化建設，實現廉政立法與監督執法的法治化。具體而言，理性分析過去十年的反腐倡廉建設歷程，導致反腐倡廉建設路徑依賴的因素包括：強勢利益集團之間的交易導致公共政策變異。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演進的方向往往與一個社會中處于強勢地位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相關。毋庸置疑，利益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取決于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是否實力相當，勢均力敵。只有利益集團之間處于均衡態勢，最終出臺的政策才具有正當性。反之，當一個社會出現強勢利益集團，比如強勢權力集團和強勢資本集團，他們之間的合謀和交易必然影響乃至左右公共政策，當反腐倡廉建設的舉措危及其既得利益時，他們必然以體制內的正當方式和非體制內的不正當手段加以對抗，由于他們是強勢集團，最終有可能扭曲反腐敗政策，甚至背道而馳。較為明顯的例證是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流產。

反腐敗意識形態的剛性制約。反腐敗的意識形態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在反腐倡廉建設中，我們很少研究意識形態對反腐敗行為的影響，不可否認，反腐敗意識形態對反腐倡廉建設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因為它支配并詮釋反腐倡廉價值體系、制度結構和實現路徑。在一個長期的歷史演進中，反腐敗意識形態一旦被現有政治體系所廣泛接受，出于對過去已有合法性的偏好，產生對原有意識形態的依賴，進而有可能拒絕新的制度變遷。梳理過去十年，有幾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深思：“物必先腐，而后蟲生”，黨的肌體不健康與腐敗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解決腐敗問題能否通過“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路徑實現？在不改變現行體制機制的條件下，通過執政黨最高領導層的權威推動，能否遏制腐敗高位頻發，緩慢增長的態勢？現階段反腐敗策略應當是“懲防并舉，注重預防”，還是“懲防并舉，注重懲治”？經濟發展增速放緩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反向制約。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增長減速的期間，這一經濟減速拐點期與“十二五”時期（2011～2015）基本重合。一旦經濟增長減速，政府財政供給能力下降，公眾對政府滿足自身利益的期望同政府不能有效地滿足個體的利益期望之間的矛盾會愈發凸顯，社會不穩定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推遲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選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其著作《一個自由派的良知》講到：“在美國歷史上，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總是如影隨形。”那么，在經濟增速放緩乃至滯漲和有可能出現政治兩極化的時間窗，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加大反腐敗的力度，助推經濟重新進入上升的軌道，還是擱置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行更為穩妥的新權威主義的改革方案。實事求是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那樣，對反腐倡廉建設愿景實現的負面影響是肯定的。

奧卡姆剃刀定律：反腐敗制度建構更應做減法

制度反腐存在著一種現實困境，反腐敗制度林林總總，體系龐大，但真正有效管用的制度卻頗為單薄，制度供給和有效性不足。究其原因，與反腐敗“制度爆炸”有極大的關系。不可否認，真正有價值的反腐敗制度被大量無效低效乃至錯誤的反腐敗制度所淹沒，或者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威懾力不夠，或宣示多于行動，致使監督機關、監督對象以及社會公眾面對龐雜的反腐敗制度茫然無措，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用之有雞肋之感，這就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制度供給匱乏。面對當今反腐敗制度諸多弊端，迫切要求我們運用奧卡姆剃刀，對反腐敗制度做減法。奧卡姆剃刀定律，是由12世紀英國奧卡姆的修道士威廉提出的，他批判經院哲學中那些空洞無物的普遍性概念都是無用的累贅。他主張“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就如同一棵大樹，要把握主干，應該將無用的枝葉都砍掉，這就是常說的奧卡姆剃刀定律。奧卡姆剃刀倡導簡化法則，認為保持事物的簡單化是應對復雜繁瑣事物的最有效方式。運用奧卡姆剃刀定律的思維，我們確需反思，反腐敗制度的低效化是反腐敗制度不夠完備，還是無效的反腐敗制度堆積其中所導致。防范務虛的政治操作，摒棄反腐敗制度建構中的“偽創新”。縱觀反腐倡廉建設的發展史，反腐敗制度創新從未間斷過，創新的覆蓋面和力度也很大。但就創新的有效性和持續力看，非但不令人滿意，還帶來負面作用。一些反腐倡廉制度創新僅為“議題”，宣傳的不亦樂乎，實為繡花枕頭，過后束之高閣，不具有真正價值，既花費了納稅人大量的錢，同時又造成反腐敗機構被偽創新的制度所左右，疲于奔命，真正應當做的卻無暇顧及。反腐敗的制度疲勞又使公眾產生“刻板印象”，挫傷了公眾對反腐敗的信心。

堅持制度信仰，防范制度疲勞癥。世界知名的比較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在《宗教與法律》一書中寫道“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同樣，現行的反腐敗制度可謂是枚不勝舉，然而，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中，我們是否真正做到尊重制度、依賴制度、竭力維護制度的尊嚴和權威，反腐敗制度建構是聽命于威權還是服從于憲政和法治。由于缺乏制度信仰，當前在反腐敗制度建構中泛政治化、功利化色彩頗為濃厚，制度價值被政治理性所左右，背離了立法立規的根本目的，極大地損害了制度的威懾力，加大了反腐敗“人治”化的風險。突出的一些制度問題，如“黨政問責制度”的“高調問責，低調復出”問題、缺乏民主問責和前瞻性問責、以問責代替瀆職罪的追究；如《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的制定主體層級較低問題、內部申報而非公示的問題、違反申報規定懲戒不力的問題、調整范圍有限問題；再如關于職務犯罪查辦中對行賄罪實行從寬的策略、職務犯罪的罰金刑供給不足問題；以及反腐敗政策的終極規范往往是黨內法規等等，不勝枚舉。推進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與反腐敗制度作減法之間并不矛盾，通過反腐敗制度梳理和篩選，刪除無效制度，保留最重要的、具有核心價值的制度并加以完善，增強其法治化水平。與此同時，突破利益藩籬，推進諸如財產收入公示制、防范利益沖突法等核心法規制度的建設。

戈森定律：遏制貪腐欲望的人性難題

在反腐敗始終呈高壓態勢的情況下，為什么腐敗高發勢頭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前腐后繼的實例比比皆是，我們反思除制度因素外，人性本身的貪婪與邪惡也是一個重要內因。任何腐敗行為的產生都有三個基本條件：是否擁有權力是腐敗產生的物質條件，是否具有腐敗動機是腐敗產生的心理條件，反腐敗制度是否完備是腐敗產生的制度條件。由此可見，任何外在的制度條件均需轉化為內在的心理因素發揮作用。戈森定律所揭示的人性中消費與享樂的關系，無疑為我們從人性的微觀視野分析腐敗產生提供了研究路徑。戈森定律是以德國經濟學家戈森命名的邊際效用價值，其內容就是欲望與享樂的相互關系及變化規律。戈森定律分為三個子定律：第一，欲望強度或享樂遞減定律。人類為滿足欲望享樂，需不斷增加消費次數，而享樂隨著消費的增加而遞減，享樂為零時，消費就應停止，如再增加，則成為負數，使享樂變為痛苦。第二，享樂均等增加定律。假如有人在幾種享樂之間有選擇自由而無充分享受的時間，則不論這幾種享樂起初的絕對量如何不同，要取得最大的享樂總量，必須在他們之間依次消費其享樂量最大者，直到各種欲望之數量彼此相等為止。第三，欲望追求無限定律。在原有欲望已被滿足的情況下，要取得更多的享樂量，只有發現新享樂或擴充舊享樂。

我們以事例為證，能夠解釋當前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如戈森第一定律能從一個側面解釋公款吃喝過度性的內在必然。公款請吃的出發點無非是完成公務，體現尊重，勾兌感情，但隨著公款吃喝消費的增加，吃喝者的享樂（這種享樂不僅僅指物欲的滿足，也包括諸如人際交往圈擴大的滿足、非正式環境心理放松的愜意等精神層面的享樂）感受隨之減少，只有增加公款吃喝的消費量，擴充公款吃喝的范圍，才能獲得新的享樂，這也是公款吃喝為什么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社會與心理因素。再如戈森第二定理無疑能夠說明為什么“三公消費”屢禁不止的心理動機。“三公消費”有著一個共同特點，即是一種享樂型消費，那么自然符合“享樂均等定律”，當公車消費、公款旅游消費滿足時（享樂度降低），必然追求公款吃喝消費，當公車消費、公款吃喝消費滿足時，必然增加公務旅游消費。而這一切正因為與“公務”掛鉤，故暢行無阻。這也是“三公消費”為什么此消彼長，“摁下葫蘆浮起瓢來”的原因所在。可見，公車超標準配置、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之間具有內在的互動性，治理“三公消費”絕不能單打一，必須綜合治理，多管齊下。舉一反三，對其他腐敗行為的治理也應如此。戈森第三定律或許能夠說明為什么絕大多數貪官均有情婦的現象。凡貪官者，人生觀、道德觀必然墮落和敗壞，故任何一個貪官在滿足物欲的情況下，追求滿足必然是其首選。一旦陷入之泥潭，往往難以自拔，如同吸食了一樣，會不斷去尋找新的滿足，在這一過程中沒有金錢的交換是不可能的，故對金錢的攫取和對的迷戀自然成為貪官的通行證。由此可見，反腐敗除了制度約束外，政治道德與政治家美德也是為官者不可或缺的清潔劑，因為為官者具有和普通人一樣的肉體和心靈，由此可見，政治倫理的規勸和道德自律始終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題中之義。

本文提出的問題多于應當解決的問題，這確實也是當前反腐倡廉建設的一個困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壯士斷腕之勇氣，乘時運勢，持之以恒，廉潔政治的愿景終將實現，我相信！（本文作者：毛昭暉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