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西漸中西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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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揚中抑西、道德為先

對此，辜鴻銘對中西文化進行了系統比較:“今夫新學也、自由也、進步也，西人所欲輸入吾國者，皆戰爭之原也。我國之文明與歐洲之文明異:歐洲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利而后義，中國之文明及其學說在使人先義而后利。孟子曰:‘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列強以競利之故，互相吞噬，窮極其殘暴不仁之武力。”［1］(P212)在《中西文明異同論》中，他從個人生活、教育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文明五個方面對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以細化梳理，歸納為西方的社會是一種金錢關系，崇尚強權，西方重物質，搞“群氓”崇拜，“用法律取代道德標準”，［2］(P126)“如今的歐洲文明則是一種純粹的機械文明，而沒有任何精神的元素”;［2］(P144)東方社會則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把一種公認的道德責任感作為維系社會秩序的基礎，中國的社會制度為維護這種道德責任感而服務，以儒家學說的“名分大義”“君子之道”為主的“中國人的精神”，是“極富想象力的理性”，是“如今歐洲人民的現代精神因素”。［2］(P33)“歐洲文明的目的只是制作出更先進的機器，而東方文明的目的則是教育出更優秀的人。”［2］(P144)而造成中西如此不同的原因，究根結底是中西的教育體制不同。中國的儒家是教育人們如何成為一個好的良民，西方的基督教則是教育人們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辜鴻銘認為，基督教的教義使西方社會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相信道德力量的虔誠耶穌教士，一種是一點也不相信道德力量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他們崇尚純粹的自然力量，信奉“強權就是真理”，政治無道德，“充滿了對武器的崇拜”，“這種耶穌會教義與無政府的軍國主義正是現在這種災難性變故出現的真正原因”，“基督教的這種含糊不明、缺失、無用，正是導致今日歐洲可怕災難的道德力量的根源”。［3］(P570)而制止這種政治罪惡的儒教辦法是“用中國的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的霹靂雷鳴”。在《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一書中，他寫道:“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唯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于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1］(P50)但是值得說明的是，辜鴻銘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攘夷”者或大漢族主義者，他肯定西方的現代文明，“歐美人在現代科學上的進步的確是值得讓稱道的”，“我討厭的并非是現代的西方文明，而是現代的西方人士濫用他們現代文明中的利器這一方面”。［2］(P125)“歐洲人曾經犯過至今仍舊在犯的錯誤在于，他們將道德秩序拋在一旁而去追求進步。”［2］(P177)在《中西文明異同論》中，他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了辯護，“實際上，我既非一個攘夷論者，也非那種排外的思想家。我只是希望東西方的有點可以結合在一塊，從而讓東西界限消除，并且將其作為我今后最大的奮斗目標”。

二、尊孔復古、張揚個性的新解讀

對于他的尊孔復古，時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認為其只是為了標新立異，追求自我的特殊性。“他的孔子學說，他的君主主義，和他的辮子，無非是用來裝飾一下消耗在純粹享樂上的生活。”“正如一個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裝一樣，辜鴻銘也是煞費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與別人判若鴻溝。”［1］(P235)若細究之，則不難發現，辜氏的尊孔復古絕非是什么“標新立異”，而是其所持有的傳統文化觀之使然。且歸結起來，辜氏的傳統文化觀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只有忠于傳統文化，才能保存中國文明。他說:“只有走忠義一條路，才可以振興中國的政教，保存中國的文明。”［1］(P236)他尊重孔子，崇尚儒學，認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搶救文明的設計圖紙”，取代周公禮法所建立的家庭信仰與西方社會的宗教信仰，使“中國人有了真正的國家觀念”，［2］(P13)“提供了一個社會的或者說是國家的信仰”，［2］(P15)孔子提倡的“春秋大義”“名教之大綱”是“東方文明之根本”。［2］(P173)其二，只有忠于君主制，才能維護社會穩定。辜氏在北大任教期間曾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1］(P38)甚至認為，民主制和君主制并不沖突，他以古羅馬為例，在國家面臨危急存亡的時候，“羅馬的市民便像扔破鞋一樣將共和政體拋棄，毫不猶豫地將一切權利獻給當時的執政官。由這里，我們就能夠看出，在民主制度下為了維持權力的穩定就一定要有君主的存在”。［2］(P119)其三，忠于傳統文化，忠于君主制，而非忠于朝廷或君主個人。他曾解釋自己對清政府的“忠誠”，“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國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國之文明。”可見，他并不是對清政府一味的愚忠。他還不遺余力的抨擊官僚政客，就其對袁世凱的抨擊力度上來看，“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樣執著大膽地向西方世界毫無顧忌地抨擊袁世凱的人，實在是罕見的很”。［4］(P293)“袁世凱者，萬代不可赦之罪人也。以政客欺百姓惑人心，以叛兵脅朝廷讓國位，于是春秋大義亡”。［2］(P173)這其實表明袁世凱所復辟的帝制遠非是他想象或理解的君主制，并歸結為袁世凱一類的政客踐踏了中國文明，使中國民眾毫無文明可言，中國社會的腐敗正是由袁世凱一類重利忘義的政客造成的。有了以上文化觀的建構，辜氏對他為何留辮子做出了解釋:“并非出于個人的愛好，而是出于對滿清朝廷的忠貞。”［2］(P145)也對他為何贊美中國裹小腳的陋習，提出維護多妻制的“茶杯茶壺論”說明了原因:把三從四德作為中國的女性觀念，同西方所喜歡的自己穿著華貴卻不關心丈夫冷暖的茶花女相比，茶花女更是一種“虛偽”“徒有其表的文明”，［2］(P182)而男權社會里的納妾，是因為中國婦女的無私精神使她不會對丈夫納妾感到傷心。這些看似過分愚忠迂腐的奇談怪論，如若放在他把君主制當作中國傳統文化得以維護的工具，把封建社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作中國社會的道德規范，把這些都當作是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的文化觀念下加以仔細審視，其極具個性張揚的言行似更具有了廣闊的解讀空間。

三、獨自為營，中學西漸的推行者

辜鴻銘留學西方多年，精通并教授西學，卻沒有融入宣揚西方學說的社會洪流中，而是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精髓，不應該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但不能將辜氏和當時盛行的“東方文化派”“中西調和論”以及孔教會中的任一思潮混為一談。以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吳宓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鼓吹東方儒家文化和“中西調和”，卻不主張政治復辟，反對新文化運動，反對西化。辜鴻銘和他們性質不同，但可以互補，是新的時代背景下“中體西用”的再現。“在文化的發展程度上，辜鴻銘與梁漱溟認為東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質上，辜鴻銘、杜亞泉、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重義，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學是宗教性上，辜鴻銘與梁漱溟認為，儒學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來走向上，辜鴻銘主張中西融合，杜亞泉主張中西調和，梁漱溟主張中國文化復興論。”［5］辜鴻銘和杜亞泉、梁漱溟都同屬于文化保守者，但辜鴻銘并沒有加入“東方文化派”的陣營中，和杜、梁共同為中國文化吶喊，而是獨自為營，闡述自己對中西文化以及時政的見解，并以西方報紙為陣地，將其觀點予以宣揚。以劉師培、章炳麟為代表的“國粹派”力圖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挖掘民主思想，引導人們向后看，辜鴻銘從道德的角度對中國古代存有民主因素也進行過論述，但是，辜氏更側重于用道德來維護社會秩序，著重強調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并沒有參與到當時的政治，更沒有對當時的政局造成影響，當然，他的思想被當時的人們所詬病，這也是造成辜鴻銘的思想沒有產生政治影響的一個原因。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孔教會反對共和制，以一個政治組織的形式主張復辟恢復清室，而辜鴻銘則沒有參與到任何政治團體，也沒有組成任何政治團體，他推崇古制，在各種外國報紙對慈禧肆意評論的時候肯定慈禧，但是他并非主張復辟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而是對這種存在中國上千年的君主制度的一種眷戀，“他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理念與他的政治認同并不完全掛鉤，其實即使在政治上，他也不能等同于頑固守舊一派”。［6］同時辜鴻銘也并不贊成康有為的行為，他譏諷康有為是“靠賣文生活”的“藝人”，是“淺薄的舊學徒”，［2］(P197)稱他們是“吹牛黨”，他稱是“如同紙老虎一樣的脆弱膚淺的改革運動”，稱“五四”運動“也和這個相差無幾，盡管其勢頭非常猛”，［2］(P198)甚至是辛亥革命“在道德上不可能被認可，因此它在辜鴻銘的心目中就變成了一場暴亂而不是革命”。［7］雖然辜鴻銘對他自己也劃分過派別，他認為自己并不是像當時人們所認為的保守、反動，“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帶有舊中國的風氣”，［2］(P196)他既不屬于“舊黨”，也非“新黨”，而是“真中國黨”，即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清流黨。所以，在筆者看來，把辜鴻銘歸結到任一派都是不合適的，他應當是一個不涉及政治而學術自由的略有悲劇色彩的文人，只能算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同時還應該看到，辜鴻銘還是一位積極推行中學西漸的踐行者。“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2］(P175)辜氏根據自己對儒家思想的理解，英譯中國儒家經典，將他所崇尚的名分大義、君子之道西傳，其《春秋大義》《中國民族的精神》流傳西方，揚名海外，西方學者把他的著作作為研究中國的參考資料，他對《論語》的翻譯成為外國讀《論語》的經典教材，甚至在“一戰”戰敗的德國，更是作為研究社會問題的資料，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總之，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辜鴻銘的“中國文化優越論”是對“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發出的不同聲音，是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明被西方同化的一種焦慮，亦是對西方“繁華世象下的重重危機”［8］的思考，同時，他的英譯行動也是促進“中學西漸”的一大創舉。在中國道路選擇的關鍵時代，辜氏堅持了他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并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他的一生都在堅守自己的信念，他可以短發回國，卻帶著他的長發辮離世，帶著滿腹的歐洲貴族文化，卻僅殘留幾篇推崇中國文化的文章給后人。辜鴻銘的矛盾正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產物，從他身上折射出中國在與西方文明融合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擔憂，而這種擔憂并不是多余的。辜鴻銘說中國和日本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去對西方文明進行觀察的”，而對自身觀察時“卻把望遠鏡倒了過來”。［2］(P115)這個比喻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說，無疑是貼切中肯的。回顧歷史，反思現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應停滯于“五四”或辜氏的水平之上，對任意一方文化的過分推崇都是對另一種文化的完全摒棄，應該在兩者之中有所取舍，進行文化的轉化與創造，融入世界文化中。胡適曾說過，任何文化只有成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只有不斷的“造新因”，形成“百家爭鳴”之勢，社會的前進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過分發展物質之上，單純的發展物質上的進步，只能造成社會的焦慮感與不和諧因素，雖“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當然，又不能脫離物質而空談文化，否則“不異于持半升沙土而阻黃河之潰決一樣”，［1］(P187)就像批評中國文化維護者所說“指摘西方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9］(P219)歷史留給我們的不應當只是沉痛的教訓與無望的深思，而是應該結合對現實的思考與對過去的分析，得出一個更理性的解釋。

作者：智爍單位：河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