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對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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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道主義精神，以社會心理分析為視角，埃里希•弗洛姆對健全社會作了特定的界定，對資本主義各階段進行了分析比較，宣告20世紀的資本主義相對于18、19世紀而言，雖然在某些方面較為進步，但并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不如前些階段健全，總之一句話，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異化的社會，其中人的內心是病態的。

一、基于人道主義的“健全社會”

在闡述人道主義健全社會之前，弗洛姆對社會學相對主義進行了批判。社會學相對主義者認為，任何一個能夠運轉的社會都是正常的，只要個人適應所謂的“正常”社會，那他就是一個健康的人，病理學只用于個人對他所處的社會的不相適應。弗洛姆承認，與動物相比，人確實表現出幾乎具有無限的可塑性，但如果人生活在與其本性相反的條件下，社會違背了人的發展的基本需要，他將起而反擊，創造出與自己的需求更為一致的生存環境，或者走向墮落和消亡。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說過，“人性并不具有無限的可塑性，而只是具有一些基本參量”，在弗洛姆看來，衡量人的健康標準不是個人對社會的適應性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適用于人，社會能否對人的存在作出滿意的答復。在批判社會學相對主義的同時，弗洛姆批判了社會成員心理容易產生的錯覺———觀念中的“共同確認”，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多數人天真地認為大多數人具有某些共同的觀念和感情，足以證明觀念和感情的正確性，而事實上，這種共同確認與人的理性和精神健康不具備必然一致性。在弗洛姆看來，對外界的認同應該是有選擇性的，認同不應該失去自我個性，而是保留自我理性的批判力，去克服由社會文化所造成的缺陷。基于人道主義精神基礎，弗洛姆將健全社會界定為“符合人類的需求的社會”，此處的需求不是人所認為的需求（因為最具病態的目標也會被人主觀地認為是有需求的），而是客觀的、可以通過研究確定下來的根深蒂固存在于人的生存狀況中的需求。

談到人的生存狀況，弗洛姆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有理性。人類獨有的特性———理性、自我意識，打破了動物界存在的和諧，使得人必然去克服種種二重性，即“生存的兩歧”。由于理性，人能夠意識到自身既是動物，又超越了動物；既有生物性，又有社會性；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束縛，又擺脫了自然，追求著自由。人的需要不在于本能，而在于存在的獨特性，“源于他的生存狀況，即‘人類的境況’”，人的本能需要是與生俱來的身體機能，告訴人該吃什么，躲避什么，理性則告訴人該培養和滿足哪些需要，讓哪些需要枯萎、消失。弗洛姆對人的獨特需要作了細密的闡述。第一，相關性需要。弗洛姆認為，相關性需要基于人與自然的最初聯系被切斷，有著理性和想象力的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孤獨、渺小。相關性需要是實現人的精神健康所依賴的最迫切需要，正所謂“精神的孤獨是最可怕的，就連超級隱士也要同上帝同在”。弗洛姆指出，人可以通過臣服于他人、團體、上帝或者通過統治他人乃至世界達到與世界合一，然而，由共生關系的兩面———臣服和統治———達到的結合，是拿人的尊嚴作為代價的，人在結合的過程中喪失了自身應有的獨立和自主。弗洛姆強調，只有創造性的“愛”既能滿足人與世界相結合的需要，又能使人保持完整性與個性。第二，超越的需要。弗洛姆認為，天賦的理性和想象力決定了人不愿做一個消極被動的存在物，而是希求超出扮演被動的角色。在弗洛姆看來，人能夠借助創造力來達到對自身的超越，創造的前提是對創造之物的主動關心和愛，如果人失去了創造力，他便選擇另一種超越方式———破壞，即不是創造而是毀滅生命來實現對自身的超越。第三，友愛的需要。弗洛姆認為，人類失去了與自然的紐帶，等于失去了根基、家園，而人是無法忍受這種處境帶來的孤獨和無助的，他必須找到新的生存根基，如果沒有找到理想的新的根基———友愛，人就容易引發亂倫。就此，他批判了弗洛伊德所謂的亂倫欲望源自母親“性”的吸引，回到母親無所不包的子宮和養育一切的乳房的深深向往。第四，身份感的需求。弗洛姆認為，人可以定義為能夠說“我”的動物，能夠意識到作為獨立存在的自身。然而，工業社會中的人往往很難確定自己的身份感。在弗洛姆看來，一個人沒有認清自己的身份感，就會尋求個人身份感的替代品，民族、宗教、階級和職業等都可用來幫助確定人的身份感，體現為“我是———‘正如你所要求的’”。第五，方向感的需求。具有理性和想象力的事實引發了人在知識世界中為自己確立方向的需要。弗洛姆對理性和理智作了區分，理性為人所特有，是人們尋求真理、把握世界的工具，而理智則屬于人的動物部分，是在思想的幫助下控制世界的工具。與理性相對的是人的非理性，在人的理性沒有發揮出來的情形下，非理性就會躍居上風。社會具有雙重作用：促進或阻礙人的發展。弗洛姆認為，健全社會是適合普遍人性和人的獨特需要的，有利于人的健康發展。不能根據人是否履行社會職能，而只能根據人的獨特價值來判斷社會是否健全，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不能正常地發展自我人格，那么該社會就是不健全的、異化的、病態的。

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是異化的社會

20世紀的資本主義克服了18、19世紀經濟的不發達，處于工業生產的革命性飛躍時期；超脫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顯性剝削，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人們在某些方面獲得了自由。但是，弗洛姆指出，19世紀的希望得以實現絕不意味著社會達到了預期結果，實際上，除了物質上的繁榮，政治上和性的部分自由，處于20世紀的人在精神上比19世紀更為病態，他不過是“受到抬舉的奴隸”。在馬爾庫塞看來，是否是奴隸不是由服從、工作難度，而是由人是否淪為物和單純的工具所決定，20世紀的人不成其為人，而是成了物、商品或機器零部件，缺乏個性和自我信念。與18、19世紀相比，20世紀資本主義發生的首要變化是數量化、抽象化的加強。工作用貨幣支付，經濟關系被金錢———工作的抽象表達所控制；勞動的進一步分工加速了抽象化進程，工人無法接觸生產的整個過程，能看到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小流程。數量化和抽象化無疑推動了現代產品的批量生產，擴大了現代企業的規模，但數量化和抽象化超出了經濟生產的領域以及物的范圍，人自身也成了用數量來表達的交換價值，當說到某人值“100萬美元”時，他絕不是具有人類品質、有妻兒、有過希望與挫折的具體的人，而是成了可以用數字來表示的抽象的人。抽象和具體是人們認識事物的辯證方法，而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事物的抽象與具體的兩極幾乎完全被抽象的一極所取代，這就失去了對事物的理性把握。20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發生的最大的變化是普遍的異化，即人把自己看做一個陌生人，“疏遠了與自己的關系”。人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然而，所創造的一切卻居于他之上，他感覺不到自己是一個創造者，反而成為自己創造物的奴仆，受自己創造物支配。在工業社會，異化現象普遍存在于人與工作、消費的物品、自身、同胞第5期袁羅牙：弗洛姆對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全面的異化及國家的關系之中。

（一）工作的異化勞動原本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能夠給人一種深深的滿足感。然而，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成了一種責任和陳腐的觀念，成了獲得財富和成功的手段，成了對人的孤獨和煩躁的回避。弗洛姆把在工作中異化的人刻畫為“隨著原子管理的步調跳舞的經濟原子”，人的位置、就坐方式被指定，雙臂以指定的半徑為范圍移動。勞動者成了資本雇傭設備的一部分，“不是機器代替人，而是人成了機器的代用品”，他的角色和作用由設備的質量而決定；勞動者被改變成了物，由另一個成了物的管理者來管理，“人好像物一樣受處治，人及其管理者都變成了物，他們服從物的法則”。工作的重復性和機械性，使得人們思想懶散，精神退卻，生命活力受到扼殺，創造性遭受抑制。

（二）消費的異化消費是一種含有身體需求、人的感受的行為，是充滿意義的創造性體驗，是達到快樂的手段。然而，在工業資本主義，消費本身成了目的，人獲得物品是為了占有，以無意義的占有凸顯自我，“我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占有物所體現出來的我”。弗洛姆肯定人的功能性占有，即生存性占有，他反對的是無意義的、使人失去體驗的占有。消費異化還體現在消費的不受挫原則———每一種愿望都必須立即滿足，接受傾向取代積蓄傾向成了人的主導性格，人活著的目的是追求、接受新事物，如果沒有新事物的滿足，人會感到空虛而缺乏生氣。人不得不生活在消費之中，但必須區分人的“獨特需要”與“人為制造的需要”，馬爾庫塞稱之為“真實的需要”與“虛假的需要”，“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永恒化的需要，是‘虛假的’需要”［4］6，對人為制造的虛假需要的滿足不過是不幸中的欣慰，因為它妨礙了人們洞察社會弊病，錯失了醫治時機，欣然在幸福的幻覺下遭受消沉和煩惱之苦。

（三）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弗洛姆認為，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關系被異化了，不再是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是兩個抽象體、活機器之間相互利用的關系。人的性格傾向表現為“買賣傾向”，人不把自己看作一個積極的作用者，自身權利的持有者，而是將自己體驗成一件商品、一份投資，目標是成功地在市場上銷售自己，將自己盡可能地賣個高價。人與自身的關系被異化了，人的意識不是來自一個富有愛心和思想的個體，而是來自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不是作為一個有愛、恐懼、信念、懷疑的人，而是作為一個“與真實本性異化的在社會系統中完成一定作用的抽象物”體驗自己。

（四）理性的異化弗洛姆認為，理性不同于智慧，智慧是根據事物的本來面目去看事物，把事物加以綜合，從而更有助于使用它們，是生物生存的需要，而理性的目的在于理解，試圖找出表象下面隱藏的東西，了解現實的內核和本質，功用不是推進肉體生存，而是維持思維和精神的存在；智慧往往是印象、思想和觀念的被動接受，理性需要相關性和自我的感覺，只有當我是我，沒有在“它”中失去自我的個性，我才能運用理性。然而，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理性被異化了，就好比野蠻人用閃閃發光的玻璃珠子代替土地和自由，現代人用人造的、美化的虛假現實去代替真實的現實。

（五）倫理的異化弗洛姆認為，至少在希臘—猶太—基督傳統的意義上，倫理與理性不可分割，倫理行為建立在價值判斷之上，而價值判斷是以理性為基礎，理性的運用和倫理行為都以自我的存在為先決條件。由此，弗洛姆斷言，良心就其本性來說是不求同，而工業社會一味堅信順從是美德，不順從則是惡行。為了批判社會異化倫理，弗洛姆區分了兩種順從，他肯定了對自己理性或信念的順從，批判那種對他人、制度或權力的順從，因為后者屬于被動的屈從，由此形成的倫理只能是社會的、異化的，而不是適合人性的普遍倫理。

（六）宗教的異化弗洛姆認為，從傾向性系統或崇拜物的最廣泛意義上的宗教來說，每個人都需要宗教，因為沒有一個人能離開這樣的系統存活和保持健全，只是每個人的上帝及其意義不同。在弗洛姆看來，在工業資本主義，宗教被異化了，如果宗教指的是一神教，工業社會人的神“僅僅是櫥窗里的商品”［2］153，他強烈地依賴、追求商品，義無返顧地拜倒在商品的石榴裙下。與過去人們的精力集中于尋求上帝的拯救相比，當下人集中于利用科技駕馭自然，不斷增加生活享受品，不同的是，他們所崇拜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人造的東西。

（七）民主的異化在弗洛姆看來，如果一個政府能證明每一個公民都有權投票，選票被誠實地計算，那么這就是民主。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民主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存在收入和機會的巨大不平等，選民意愿的表達方式被異化了，特權階級總是對民眾灌輸虛假意識以防民眾的自我意愿得以實現而導致特權的喪失。就此，大眾傳媒成了宣傳虛假意識的機制，教育、宗教、文學、娛樂等也是影響人們意識的有效工具，使得民眾表達意愿的方式類似于選購商品，與宣傳的鼓吹、建議相比，事實顯得毫不起眼，民眾“做了一些事，就是選舉，他幻想自己是決定的制定者，他接受這個決定，就如同這個決定是他自己的一樣，然而在現實中，決定則主要是由他無法控制，并超出了他的知識范圍的力量所作出的”。工業資本主義是一個異化的社會，所依據的原則是物對人的統治，人背叛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對生命本身的領悟，被自認為賴以生存的物（商品、貨幣）所毀滅。人實現了“不受束縛的自由”，但還不是“自我支配的自由”；人制造了像人一樣活動的機器，自己卻像機器一樣的活動。對于異化的資本主義，弗洛姆發出質問：現代人欣慰地看著自己所創造的世界，然而，當反觀自身時，他又能說些什么呢？“他是否更加接近于人類的另一個夢想，即人的盡善盡美？以及彼此相愛、公正誠實，最終實現他的本真，即上帝的形象？”對于這些問題，幻覺中的民眾不但不知道答案，甚至如何提出問題都給遺忘了。

三、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人內心的病態

工業資本主義建立在盡可能地生產和消費原則之上，追求經濟和技術的進步而無視人的存在，該社會需要塑造這樣一種人：他能夠與大集體和諧相處，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要求，他的品位是標準化的，能夠很容易被影響和預測；他感到自己是自由和獨立的，不屈從于任何權威、原則，卻受了別人的支配，做了別人希望做的事情。此類人的內心必定是病態的。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病態心理主要表現為：占有傾向和市場傾向取代了19世紀的囤積傾向；適應或附和他人（團體）取代了個人的意識；無意識的無力感取代了自豪感和主人感。人生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隨心所欲，即極端的享樂主義。人喪失了自我意識，趨于求同，依賴他人的贊許，身上連一點自己的東西都沒有，真正的情感由于受到壓抑而枯萎，這一切將使人感到不安、不滿、厭倦和憂慮。占有傾向是工業資本主義人的主要心理特征，人們生活的重心是對金錢、榮譽和權力的追求。對于現代人來說，重要的不是構成自我的內容，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感覺到的自我是一個我們占有的物，這個“物”是我們體驗自我個性的基礎，在“我是我”話語背后是，“我是我，因為我擁有X”。占有心理是消費異化的表現，無限制地占有外在的、并非必須的物品不會給人帶來幸福，卻會阻礙人的身心健康。佛陀曾說過，誰想要達及發展的最高階段，就不可去追求占有。弗洛姆也告誡道：人“只有扔掉了財富的拐杖之后，人們才真正地開始運用自己的能力和靠自己的力量去行走”，人必須摒除無意義的占有心理，以體現為獨立、自由和理性的重生存方式去生活。異化的社會害怕個性，因為真理會在個性中發現表達方式，工業資本主義一直為培養適應社會的人在努力，千方百計地使個人處于適合社會需要的無個性狀態，它雖然對知識和教育有極大的熱情，但把那些與真理有關、在市場上無交換價值的思路說成是不切實際、無用的思想。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精神分析學家異化了，精神分析學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定義精神健康時，十分強調異化工業社會的性格品質：適應、合作、進取、容忍、野心，等等。弗洛姆認為，如果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使個人“適應”社會，而他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又是不健全的，那么這只能減輕他的極度痛苦，使之回歸到適應規范所固有的一般性痛苦。

真正的精神治療目標“主要不是適應，而是盡可能地發展個人的潛力，實現他的自我……精神健康是不能與人的基本問題分離的，這一基本問題就是實現人生的目標：獨立、完整和愛的能力”。弗洛姆形象地描述了異化的精神分析學家所干的工作，“正如人們給機器上潤滑油一樣，我們也給人，特別是從事大規模生產的人們上潤滑油。我們用愉悅的口號，物質上的好處以及心理醫生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來潤滑”。從規范人道主義出發，弗洛姆認為，在一個異化的世界，“最正常的人也就是病得最厲害的人，而病得最厲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精神分析不應該成為社會統治人的工具，而理當解蔽異化社會的真實面貌，消減社會對個人發展的壓制，挖掘人受社會壓抑的無意識層的理性及創造力，從而使人獲得獨立發展，并形成自我個性。

作者：袁羅牙 單位：江西科技學院 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