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對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的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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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盧卡奇和葛蘭西都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帶給人們的物化的非人的生存狀態。由于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廣泛影響，我國學界對盧卡奇的相關思想已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對而言，關于葛蘭西在這方面的思想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文在梳理葛蘭西的生產合理化思想的基礎上，結合馬克思的論述，考察了他和盧卡奇在這一問題上的批判路徑及其根本缺陷。

一、葛蘭西對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的批判

“福特主義”一詞是由葛蘭西首先提出來的，他用福特主義概念來指稱由舊的經濟的個人主義向計劃經濟過渡的一個鏈條中的環節，即資本主義在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過程中，在經濟管理上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即生產計劃性和組織性的加強。這和盧卡奇所說的“泰羅制”含義相同，事實上，葛蘭西把“福特主義”也看作“泰羅制”的同義語。葛蘭西指出，生產工具的現代化使得分工日益完善，進而使工廠工人的地位變成日益‘分解的’零件運動，集體勞動的復雜性縮小了個體勞動者的綜合性；在個人勞動者的意識中，他個人的貢獻已經渺小到隨時可以被取代的程度，泰羅制的出現又加劇了這一現象并加快了這一進程。在現代化的生產體系中，作為個體的勞動者，在其意識中已經覺察不到自己在生產中的主人公地位，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有著完整人格的“總體的人”。與傳統的手工勞動相比，現代生產也來越多地從勞動中剝奪掉“人的內容”。越來越失去“人道”精神。葛蘭西指出，福特類型的工業家們并不關心人道，并不關心直接遭到破壞的勞動者的精神需要。在傳統手工業中，工作者的個性完全反映在他所制造的東西上面，那時勞動與藝術之間的聯系還很堅固。葛蘭西以相當苛刻的語言指責泰羅制，他說：“泰羅的確極端恬不知恥地表達了美國社會的目的：在勞動者中間發展機器的和自動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發揮勞動者智力、幻想和主動精神的熟練和專業勞動的舊的心理生理關系，把一切生產作業都歸結到它們的體力和機器的一面”。對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根本抹殺，是最大的不“人道”，用泰羅的話說，人在機器面前不過是“受過訓練的猩猩”。現代工業盡管還需要人的參與，但這種參與只是被動地適應機器和工藝流程早已為人設計好的動作和程序，不允許有任何的自由的“創造”，在這里，“創造”就意味著不允許出現的操作失誤。

葛蘭西在這里的分析得出了和盧卡奇一致的結論，盧卡奇也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物化意識里，工人越來越表現為錯誤的源泉，葛蘭西分析問題的出發點盡管不是異化。不過，在對合理性給對人的精神和意志所造成的危害這個問題上，葛蘭西與盧卡奇還是有區別的。盧卡奇認為合理化擠走了工人自由意志的所有空間；葛蘭西則認為，工人自由意志的喪失只是暫時的，工人在適應一種機械化工作的初期，必然受到極大的痛苦，但是一旦適應過程完成，在事實上工人的腦子原來不僅沒有木乃伊化和枯竭，反而達到完全自由的狀態。完全機械化的只是身體的姿勢。這就像一個人走著自己早已熟悉的路一樣，他“可以自動地走路，同時又可以任意思考”。葛蘭西并沒有僅僅在“勞動和生產”中討論“合理化”，他認為，“勞動和生產的合理化”必然帶來其他社會生活領域的合理化。葛蘭西看到，在現代社資本主義會，群眾生活在按照工業合理化原則重新調整了的合理化了的社會的形式之中。這樣葛蘭西就把合理化從勞動生產的論域擴展到勞動生產之外，進入他所關心的政治和文化視野，這里是盧卡奇較少言說的地方。葛蘭西重點分析了勞動和生產的合理化對工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帶來的變革。資產階級看到，從事工業的工作要求有預先一般的準備，要求一種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適應一定勞動、飲食和居住條件以及一定風俗習慣等等的過程。如果工人在勞動生產之外無節制地消耗自己的體力和精力，必然會影響工作的效率。為了保證工人在工作時有健康的身體、旺盛的精力、清醒的頭腦，資產階級就通過立法、監督、教育等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來規制工人的日常的飲食起居，使他們的生活形式趨于“合理化”。起初，勞動和生產的合理化對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預還具有私人的和隱蔽的性質，例如福特對員工生活的關心，甚至利用特別視察員去干預自己工人的私生活以及監督他們怎樣使用自己的工資和怎樣安排生活。這些情況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轉化成意識形態，并采取了一種與“傳統清教主義相配合”形式，這突出表現在“禁酒令”和“性問題”上。

葛蘭西批判了那種把“禁酒令”簡單地等同于傳統清教主義的看法，禁酒令與修行無關，與個人的道德高尚與否無關，它的目的是為了讓工人在工作時間不至于犯迷糊，夜里縱飲的工人，白天到工作崗位不會是好工人。感情興奮同那種與最完善的自動化機構有聯系的時間準確測定的生產運動相抵觸。因此“勞動合理化與禁酒法毫無異議是彼此互相聯系著的：工業家對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監督，在某些企業中為了檢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檢查處都是新的勞動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性問題同酗酒問題是一種性質。工業的發展對性生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即“節制”。工業家，尤其是福特很關心自己工作人員的性的關系，并一般地關心他們家庭的安排情況，因為在工業家看來，過濫地和不正規地消耗性的機能是繼酗酒之后為神經能力的最危險的敵人。葛蘭西由此斷言：新的工業主義對性道德的要求必然是一夫一妻制。工業原則必然要求勞動者不要胡亂地和興之所至地去尋求一時的性的滿足以損費自己的精力。總之，清教徒的措施僅僅追求著一個目的———在勞動活動范圍以外保持一種心理生理的平衡，這種平衡不允許劇烈地消耗為新的生產方法所壓榨的勞動者的身體。但是，回到本節開頭，把工人生活合理化只是資產階級利益的需要，對工人來說則是對其“人的內容”的褫奪，因此必然遭到工人的抵抗，這又引發了資本家的反抵抗。雙方的斗爭盡管由根本的經濟利益所決定，但卻采取了文化、價值、道德、倫理等思想觀念變革的形式，而思想觀念的改變是不能僅僅通過短時間的強制接受而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條件必定發生變化，個人的道德和習慣必定發生變化，這不能只用一種“強制性”來達到，而只能以強制的緩和（自我約束）和說服來達到。資產階級最終也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拋出了高工資利誘、道德文化教育等手段，通過爭取文化的領導權來完成對工人階級的合理化，而生活在由資產階級精心設計出的生活方式下的無產階級，一旦從思想上接受了它，就會對此渾然不覺，習以為常，逐漸變得順從而抵抗減弱，最終沒了革命的意識。

二、合理化與合理的應用：一種工具理性批判的觀點及其根本缺陷

葛蘭西、盧卡奇和馬克思都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但批判路向有所不同。此處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生產力，換言之，生產力應不應該受到批判？我們知道，從生產力的內部結構來看，它可以分為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前者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后者包括科學技術、組織管理等。要進行現實的生產，就必須把這些實體性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而非實體性要素就是承擔了這種功能。顯而易見，盧卡奇和葛蘭西對資本主義“可計算性”、“勞動和生產合理化”的批判，都不約而同地將批判的焦點集中于生產力的“非實體性要素”上。這樣說當然不意味著他們對實體性要素抱著非批判的態度。無論怎樣，盧卡奇和葛蘭西都批判生產力這一事實是可以肯定的，這也是區別他們和馬克思的重要根據之一，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既是可以批判的，又是不能批判的。馬克思認為，就生產力本身而言，它是不能被批判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不是因為它使得生產力得到高速發展，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統治下，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的力量，而許多這樣的生產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因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不是要去摧毀生產力，而是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所以，生產力本身是中立的和無罪的，關鍵是看生產力掌握在誰的手中。這里馬克思實際上把生產力本身和“生產力的應用”區分開來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機器”為例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生產力和“生產力的應用”混為一談的謬誤，揭露了它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實質。他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并不否定下面的事實：“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但是，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這一事實的分析和邏輯推導卻是荒謬至極的。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來，機器無罪，因而機器的應用也無罪，而“機器除了資本主義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別的利用”，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也無罪。因而“機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機器是一回事。所以，誰要是揭露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真相，誰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機器的應用，就是社會進步的敵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是反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而是反對機器本身”。

因此，馬克思指出機器本身只能是機器，是一種生產力。但是“機器的應用”則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個經濟范疇，因而是生產關系，“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并不是一個經濟范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系，才是經濟范疇”。把機器和“機器的應用”混為一談就是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混為一談。在資產本主義對“生產力的應用”上，即生產關系層面，馬克思持批判的態度。但即使是在批判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應用時，馬克思的態度也是辯證的和歷史的。他指出相對于封建社會而言，生產力的資本主義運用是進步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就在客觀上為消滅這一應用準備了物質條件。因此，要消滅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應用，就必須先發展這種生產力。即使生產力帶來了異化，那也不是生產力的錯，而是人們對它的使用造成的，就是說，生產力本身在這種社會關系中被異化了。但這又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痛苦歷程，揚棄異化就必須先經歷異化，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盧卡奇也大段引用了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論述機器的那段話，但他引證這段話的目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在考察問題上的機械的孤立的方法，然后通過揭示這種方法的錯誤來闡明總體性的辯證法。他說：“這種方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引者注）把機器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看作為機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看作為它的‘個性’的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從而歪曲了機器的真正的客觀屬性。從方法論上來講，這種考察方法就這樣把每一個被考察的歷史對象變成了一個不變的單子”。盧卡奇在這里只是想指出生產力的“真正的客觀屬性”是其歷史性，生產力造成的物化只是暫時現象，絕不是“永恒的”，因而資本主義社會也是歷史的和暫時的，是必定要滅亡的。他要否定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永恒存在的證明，并從中引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盡管他講的“機器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在客觀上把機器和“機器的應用”區分開來，但盧卡奇實際上并沒有、也沒能把二者明確區分開來。在整部《歷史與階級意識》這部著作中，始終貫穿的一條線索是在生產力的層面揭示物化現象的根源。不過，應該指出，盧卡奇對機器并不那么反感，在他的文本中，幾乎找不到否定生產力實體性要素的語句，就是生產力這個概念也用得很少。

當然，贊揚的話也幾乎沒說。他把物化意識的產生歸結為生產力的非實體性要素本身，而不是歸結為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因此，他反對的不是合理化、可計算的社會條件，而是合理化和可計算這種包涵科學因素的組織生產的管理方式。按他的邏輯，要消除物化意識，就必需廢除合理化，這未免就接近否定科學的立場的邊緣了。恩格斯早就在《論權威》中指出，有計劃的組織生產在任何社會都是必要的，并且生產越發展，管理的計劃性越是必要。葛蘭西對“勞動和生產的合理化”的批判也是主要針對生產力的非實體性要素的。他明確地把科學、方法、智力等排斥于生產力概念之外，認為它們都是上層建筑的內容，這也就是說，生產力僅僅包括實體性的要素。因此，雖然我們以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作為分析生產力的框架，然而，葛蘭西實際上正是反對這一框架的。由于這一點，葛蘭西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在生產力問題上是非批判的。考慮到盧卡奇對實體性要素乃至“生產力”的忽視，似乎也可以認為他和葛蘭西有著同樣的觀點，他把合理化的計算屬于生產力當作無需說明的公認的自然前提了。顯然，問題的焦點最后集中到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關系問題上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現在已經成為公認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如果以葛蘭西的觀點來分析這一論斷，技術當然是生產力，但科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這里表現出葛蘭西與馬克思的區別，馬克思認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對于馬克思的這一論斷，目前學界的普遍觀點是把它理解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知識形態存在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可以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參照馬克思對機器的分析，可以把上面的引語轉化成如下的表述形式：以“知識形態”存在的生產力即科學本身，“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即科學的應用。因此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工具，我們都必須把它們自身和對它們的應用區分開來。盧卡奇和葛蘭西都沒有徹底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對合理化的批判，實際上是對合理化的應用的批判，但是他們都把批判的矛頭表述成刺向合理化本身了。但在他們的認識中，批判的絕不是生產力，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當我們說盧卡奇和葛蘭西對生產力進行了批判的時候，不是依照他們的主觀意識來判斷的，而是根據他們批判的事實而作出的結論。

三、結語

盧卡奇和葛蘭西之所以認為自己的批判不是生產力層面的批判，其認識論根源在于沒有把科學管理等非實體性要素納入生產力之中，其歷史根源在于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義者們對于生產力的機械式理解。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產力只是由生產工具等實體性的“物質”組成的。可見，盡管盧卡奇和葛蘭西都在辯證法上激烈反對正統馬克思主義，但在生產力的構成這個問題上實際上和第二國際的傳統并無二致。盧卡奇和葛蘭西對合理化本身的批判奠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路向，即工具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在這一片批判聲中，都沒有做到恰如其分地分別對待批判對象和批判對象的應用。當阿爾都塞宣布“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時，這種混同達到了它的最高級的表達。這一缺陷決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革命性，因而伴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腳步，革命的身影離它的現實基礎也越來越遠，越飄越高，最后變成了一個遙遠的模糊的幻想，革命的聲音也隨之越來越弱，終于又淹沒在這片似乎充滿激情的繁瑣的批判的詞句中了。

作者：李文峰 單位：德州學院 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