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入者》的現實主義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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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帥第12部作品《闖入者》入圍第39屆多倫多電影節和第71屆威尼斯電影節，其依據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觀念推出肉體之外的“潛意識”，試圖用心理現實主義的方式，擺正現實與夢境的差距，以此展開心靈救贖。《闖入者》較好的把迷茫文青氣、“老三線”生活和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以冷峻的姿態從人物內心出發，運用戲劇化手法，探析虛實幻滅的“闖入者”。
一、戲劇情境鋪陳——“空間”韻味
影視藝術除去鏡頭語言的表達，核心部分需戲劇性敘事來搭建傳奇故事，所有故事脈絡都應圍繞戲劇情境來鋪設。“戲劇情境是促進戲劇性沖突爆發、發展的契機，是使人物產生特有動作的條件。”[1]同時，戲劇情境“包含了兩方面內容：特定情況、環境和特定的人物關系。”[2]導演采用小景別的交代方式，外加空間范圍的局限（即老鄧一家所在生活社區、學校、養老院、公車），以凸顯主人公狹隘、陰郁生活的日復一日。同時，老舊的居民區和現代化居民樓、公交車和現代轎車、家庭和養老院、北京和老三線，形成四組完全對立的空間環境，試圖對多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展開探討，進而推出時代更迭的后遺癥，如此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大社會背景對人心的導向。縱觀影片中的環境，滲透著薩特禁閉劇的影子。當電話鈴聲響起，電話那頭只有喘息聲從無人應答，進而促使老鄧一家處于被動的猜測狀態，隨影視時空流轉，接電話者張軍和鄧美娟的往昔罪過都通過對話呈現在觀者面前。大軍接后，推測是因工地糾葛，想到自己沒給工人錢的事件。而老鄧開始疑神疑鬼的推測是自己死去的老頭子，終感知是一份關于老趙多年前罪責的討債，老太太強悍的內心在無人作答的電話前坍塌，對老趙一家的懺悔成為影片呈現的重要情節。可以說此類外在情況和環境的鋪設，對影片情節的搭建具有直接促進作用。戲劇情境書寫中還有更值得推敲的環節，即故事的人物關系設定，這也是故事講述的基石。回看具有王小帥標簽的影片不難發現，人物關系譜呈現去復雜化，《闖入者》也延續簡單人物關系原則。圍繞居住在北京的一位年過六旬喪偶老太（時期的“施暴者”）講述，觀者看到老鄧以忙碌的狀態掩飾過往的不堪，卻難掩心魔的不停拷問，同時在老鄧的現實生活中言行舉止透著特殊時代寄予的強權糾察之使命感，這種盲目監督的責任感成為劇中所有矛盾的癥結所在。其次，老鄧兩個兒子的定位選擇依舊延續“小人物”的命題特質：大軍忠厚沉穩，事業家庭均走在小康道路，是婆媳之間的潤滑劑，扮演著時代的附庸且一切行動都在中規中矩中；小兵性格叛逆，以做網店為生的同性戀者，也是老鄧強統治最無能為力的失敗案例，其身上散發著現代社會與“紅色”年代的觀念對壘。除此之外，影片還塑造了處在暗處的角色——紅帽少年（老趙的孫子），給予少之又少的對白來增加神秘氣息。同時創作者巧妙地賦予他“紅帽”形象，來引出紅色時代塵封多年的往事謎底。僅幾組人物設定，影片的故事即能表達出創作者對其內涵的推敲，這應該歸因于小帥導演多年創作經驗的把控。影片《闖入者》依靠戲劇情境的鋪設交代故事發生的背景和人物關系譜，為觀者搭建起通往劇情深處的時空橋梁，進而不斷探索事件蔓延過程中迸發的“空間”韻味。跟隨人物關系的交錯牽制，使老鄧心理感知也越發清晰，成為引導劇情懸念的關鍵所在，也促使戲劇性越發豐滿。
二、戲劇懸念預設——“紅帽”危機
劇作者根據人物關系及戲劇背景制造出觀者期待的情節變化，帶來人物命運的難以捉摸，在此基礎上依據沖突的展開，在懸念到來時為某一社會問題發聲，使觀者跟隨懸念的起伏變化感受這一社會問題的好與壞、善與惡、情與理。電影《闖入者》里的懸念設置在影片開始就與主題契合度極高，隨情節發展精彩碰撞不斷升級。于影片前端：1.多次電話鈴聲的響起，接起后無人應答，最終傳來“嘟嘟……”的掛機聲。幾組鏡頭后觀者開始注意到這個并非偶然的敘事導引，到底電話那頭是什么人，又有怎樣的起因。2.鄧老太一家相聚老大張軍家吃團圓飯時，劇情安排神秘人第一次出現，王璐聞門鈴聲開門見一大堆垃圾涌入，暗處行為沖突升級至正面，當張軍和張兵樓梯、電梯雙重堵截時，與張兵同電梯而下的紅帽少年開始隱隱顯現出不安定因子，同時少年的鴨舌帽遮住面部也為劇情懸念的鋪設貢獻了一些主觀價值。3.進而又通過一組夜間向老婦家扔磚頭的鏡頭，開始從事件發起者鄧老太的主觀視角看到帶紅色帽子的陌生少年。《闖入者》通過畫面靜態表達，一遍遍神秘電話、垃圾堵門、扔磚頭事件的敲擊，營造出神秘且不安的特殊情況和環境，為影片扣上懸疑的基調，一股如涓涓細流涌入的“闖入者”形象在電影開端即顯現懸念契題效果。
同時，鄧老太與少年造就虛實模糊的意識跌宕。1.鄧美娟留少年住在家里，給他做獅子頭，把對家人無處安放的愛部分地放在了他身上。然而鄧美娟不知道，這是“引狼入室”。2.“紅帽少年”操刀欲砍、撕碎照片、老太街頭追尋少年的鏡頭書寫，刻意模糊現實和想像間的界限，此處剪輯也跳脫開慢速行駛的節奏，影片的戲劇張力因此而增強。然而，懸念的鋪設如此之多，又該以怎樣的感知體驗拋出解決懸念時的社會深思呢？《闖入者》在片尾采用區別于片頭的非常態化靜態審視，轉以快節奏逼近事實真相，以從“紅帽少年墜樓”事件引發社會深思。當紅帽少年落地時，有種危險因子墜落的寓意，同時導演有意把紅帽少年設置成紅色記憶的代表，他的落地徒增起鄧老太罪責問鼎，即祈求原諒的遙遙無期，傳達出個人的消失并不能泯滅整體的無意識，所以一人的悔悟也是無法去除傷痛或者換回和解。影片最后一個鏡頭定格在鄧美娟表情復雜的臉上，存在更多的還是茫然的韻味，社會在進步，然而總有這么一群或一批人處于迷茫狀態，他們努力前行卻依舊找不到救贖的方向。觀影體驗最直接的表達方式來自視聽感受，而真正帶領觀者進入影視世界的還是懸念生發的浮城迷事。小帥導演在《闖入者》的懸念塑造上，采用大量跟鏡頭制造“鬼視點”不斷尋求影視語言的懸而未決；又在故事創作的結尾，打破國內大團圓結局的觀影期許，采用欲罷還休的問題懸置，真正把戲劇懸念推向高潮。“紅帽危機”帶給人們深思的人心救贖，預警還在繼續。
三、戲劇動作對壘——“心境”變遷
傳統戲劇樣式中臺詞和舞臺動作是組接戲劇的精髓，所謂人物形象都是在言行舉止中或正面或相反的顯露個人色彩和內心情緒。影視作品中戲劇動作的描摹同樣適用，以下將從形體動作和言語動作展開《闖入者》的剖析,探尋動作背后的心境變遷。“一般說來，沖突就是未獲得解決的戲劇性動作。”[3]影視藝術里言語動作在推動情節和敘述故事的同時，也在打開話語制造矛盾沖突。影片中有一句魔咒一般的象征話語，即“獅子頭”系列，老鄧總想給家人做獅子頭吃，甚至老鄧把自己心心念念想做給家人吃的獅子頭做給紅帽少年。“獅子頭”被創作者披上如獅子般霸道的壓制，同時又處于尷尬的位置，兩家人面對這道菜時的選擇也在細微展現出家庭環境的殷實與窘迫差別。而未謀面的“闖入者”以電話騷擾，張軍接電話說是“劉胖子……”，鄧老太接電話開口猜測“老頭子……老趙……”，此處顯然是用對白給出信息，引出事情的真相給予更大的事件懸念。隨期而至的張軍和張兵兄弟倆的對話卻發揮了與前者不同的效能，“老太太拼命的寫他的揭發材料，后來……”。此處對白與老鄧和死去的老伴對話處相關聯，“老黃打來電話說老趙去世后好像有什么不對勁的……”通過以上對白交涉，知曉紅帽少年是來尋仇的，由此，一股塵封了近40年的貴州回京風波在人物動作里才完全解碼。
戲劇作品中把形體動作分為：純粹外部動作和性格化形體動作。諸如張兵翹小指往耳后撩頭發、為男友細膩的解開圍裙的動作，足以傳達出老鄧的小兒子是同性戀。當年為了小兵能在北京落戶一直難逃罪責，一輩子要強的老鄧面對此刻被認為異類的小兒子，內心苦楚可想而知。與此同時，對于鄧老太代表性的戲劇動作可以用“一記耳光”、“一次下跪”、“兩回奔跑”來總結。來到貴州的老趙家，老趙妻子旭芳給鄧美娟的“一記耳光”分明提示著：歷史結下的仇恨沒有因紅帽青年的離開而輕易消解，也只能用扇耳光的方式圖個片刻痛快。而兩家被仇恨渲染的代表見面，鄧老太選擇以下跪的動作求得片刻心境安寧，“這一跪”因為歷史的糾葛而包含了太多的內容，到底是認錯、懺悔、祈求對方的理解、還是給自己一個安慰？或許都是，亦或許都不是，但畢竟暗示著某種和解的表象。“兩回奔跑”都是為了罪過，一是鄧老太懷著善意且要贖罪的心情提醒老趙孫子有警察來抓他，這是鄧老太的奔跑；二是少年為逃脫罪責擺脫警察而逃跑，這是紅帽少年的奔跑。事情卻因少年不慎墜窗，造就贖罪的行動像懸置半空中的窗戶，搖搖欲墜又后悔無期。這樣一段對過去的動作化剝離，我們看到的遠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少年在沉淪，老鄧在悔恨中接近瘋癲，警察無能為力，只能化作法律的執行者，而社會也秉承不了心理康復中心的使命，它只負責接納和呈現。
四、結論
總之，《闖入者》前半部分被現實題材編織，涉及養老、同性戀、婆媳關系的問題；后半部分夢境交替錯雜，超越現實主義的心理現實主義流露出擬態世界的心靈洗禮。王小帥憑借自己以往電影里常用的平實表達方式，以碎片化的敘事細節，拼貼的電影內容，錯落有致的把“闖入者”的主題意蘊表達豐盈。其間戲劇化的情境營造，戲劇動作的傳達，完成戲劇性的情節展現，懸念之緊湊，人物性格之鮮明，社會意義之深厚，都是《闖入者》戲劇化表達的強勢伏筆，值得電影工作者認真推敲。
作者：全芳兵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