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戲劇理論教育特點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明代戲劇理論教育特點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閔永軍單位：黃淮學院文化傳媒學院河南駐馬店
明代前期是明代戲曲的低潮時期，也是戲曲理論緩慢發展的時期，成就遠不及明后期批評界的百家論爭，眾說紛紜。皇室藩王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一枝獨秀，是明初唯一一部完整的曲學理論批評著作，其他論曲見解則散見于筆記雜著，或與戲曲作品共存。受政治思想氛圍的影響，明代前期的戲曲理論體現出明顯的道德教化色彩。明代國初，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大倡程朱理學，思想道德領域教化氣氛濃郁。與此相應，不論是帝王勛臣，還是一般文人，他們在論曲時都強調戲曲的社會教化功能。關于明代前期戲曲教化劇，學者關注較多，而對于戲曲理論批評方面則論述較少。本文力求系統地審視這一時期戲曲理論受時代影響而呈現出的教化傾向。
一明代前期的戲曲理論，在批評傾向上主張戲曲應具有道德教化色彩、倫理教化功能，在戲曲政策上規定了“義夫節婦”的演劇方向，藩王重臣論曲時提出了“有禆世教”的主張，文人論曲也表現了道德教化的傾向。
(一)戲曲政策的教化傾向
在上層統治者那里，從維系封建道德出發，戲曲的倫理教化功能首先得到了強調。明太祖朱元璋標舉《琵琶記》：“我高皇帝即位，聞其名，使使征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家不可無。’既而曰：‘惜哉，以宮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優人進演。”[1]240正是因為《琵琶記》如四書五經般具有教化意義。高則成《琵琶記》副末開場表明創作宗旨“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與妻賢”[2]1，寫出了符合封建道德的“全忠全孝”“全貞全烈”的人物，正符合太祖皇帝以道德倫理整治天下人心的目的。不僅如此，明太祖朝和成祖朝都從政治政策上來推行道德教化戲曲演出。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規定：“倡優演劇，除神仙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圣賢，法司拿究。”[3]14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刊刻《御制大明律》，重申了這一法令，并注明：“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3]12洪武三十年更定《大明律》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況水扶鶯禱圣，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云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政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軍民裝扮神像、敲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4]25將強制性戲曲政策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祖朝又有律令：“但有褻瀆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3]14
戲曲律令中所提倡的戲劇，無疑表現出統治者對戲劇創作和戲劇演出的明確思想導向，即大力揄揚符合儒家思想、有助于封建教化的戲劇。反之，那些有犯上誣賢內容的劇作，必遭官方的嚴厲禁毀；那些有礙風化的戲曲，必為官方道德所不容。這等于給戲曲的主題思想、題材、主要人物形象等設置了禁區，只有歌頌“歡樂太平”及贊揚“義夫節婦”的戲曲，才是受到鼓勵的。這種政策使得不管是上層還是下層文人在論曲的時候都有濃厚的教化傾向。
(二)藩王重臣“有禆世教”的教化曲論
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表達了他對戲曲的認識。從儒家的“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的詩教傳統出發，他把“太平之盛”、“禮樂之和”、“人心之和”統一起來，認為“聲音之感于人心大矣”，并進而認為“雜劇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則無以出”[5]11，強調了戲曲反映社會、粉飾太平、感化人心的功用，把雜劇看作太平盛世必不可少的點綴。
朱元璋的孫子朱有燉一生創作雜劇33種，大多是神仙道化和忠孝節義的倫理道德題材，他的戲曲理論見于他為自己戲曲所作的序引之中。他的戲曲創作目的大多為“表其節操”（《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序）、“制作傳奇以佳其行”（《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引）、“令后學以廣其異聞”（《豹子和尚自還俗傳奇》引）、“予以勸善之詞，人皆得以發揚其蘊奧”（《貞姬身后團圓夢》傳奇引）[6]35―38。他將戲曲視為替封建統治階級宣傳倫理道德的工具。
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文人如臺閣重臣邱濬創作了《五倫全備記》，在副末開場里說“這本《五倫全備記》，分明假托揚傳，一場戲里五倫全，備他時世曲，寓我圣賢言。”[7]87他的戲曲完全從宣揚倫理道德的目的出發，來虛構人物和塑造人物，違背了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緊步邱濬，邵璨“因續取五倫新傳，標記香囊”[8]341，創作傳奇《香囊記》。正如邵氏歸納全劇的宗旨：“忠臣孝子重綱常，慈母貞妻德允臧。兄弟愛慕朋友義，天書旌異有輝光。”[8]472其創作目的就是為了宣揚封建倫理道德。
(三)文人論曲鮮明的道德傾向
明前期文人陸容論到南方江浙一帶戲曲題材的時候，認為以婦人為主角的傳奇作品，“此蓋南宋亡國之音……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9]124，不但鄙視這些傳奇作品，視為亡國之音，而且認為傷風敗俗，有損家風，于治家不利。祝允明《觀〈蘇卿持節〉劇》中云：“勿云戲劇微，激義足吾師”，也是看到了戲曲的教化作用。在北方讀者那里，“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富而人有之；癡呆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鑒，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征、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為禁，士大夫不以為非；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10]213―214。以繼母大賢、歷史上名士賢達等為題材的倫理道德劇在當時很受歡迎，統治者因為此類題材的教化作用，對此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瀾。
二明前期戲曲理論具有濃厚的道德教化傾向，究其原因，與明代國初思想界濃厚的教化之風分不開，是明初教化思想影響的結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實行了一系列堅決的政治與經濟措施，極力鞏固皇權統治，最終確立高度成熟的君主極權政治。朱元璋又推行了強有力的思想文化措施，在思想文化上實行嚴酷的控制。他確立了程朱理學的權威，明確倡導尊經崇儒，同時制定了嚴格的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制度，欽定朱熹的《四書集注》及程、朱的其他解經著作為科舉經義考試的標準。程朱理學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無上權威。理學對人們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獨斷統治，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相對于元代社會“禮崩樂壞”的時代，明初思想界已是程朱理學一統天下，再容不得逸出規范，戲曲理論批評的道德教化傾向也成為必然。
而客觀上，明前期戲曲理論批評對戲曲倫理教化功能的闡述，客觀上提高了戲曲的地位。盡管囿于傳統，戲曲藝術仍被視為“風化”、“載道”的工具，但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以及朱權、朱有燉等人作為明朝的最高統治階層，他們對戲曲的關注無疑會提高戲曲的地位，在社會上形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繁盛局面。明朝建國初，朱元璋曾頒布了一系列限制戲曲演出的律令，但是他更懂得利用戲曲來鞏固統治，對于他認為能符合其政治要求的作品則給予大力提倡，奉為典范。他把《琵琶記》提高到與四書五經同等的地位，足見他對這個劇本的重視。朱元璋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肯定了《琵琶記》對維系封建倫理道德的作用。雖然他關心戲曲的社會價值甚于戲曲本身，但他對《琵琶記》的推崇，卻有著深遠的意義，影響了當時及此后文人士大夫對戲曲的態度和價值判斷，有力地沖擊了歷來鄙視戲曲的正統文學觀念，啟迪了此后的戲曲批評家對戲曲存在價值的確認。
明初把曲的教化功能與傳統的詩樂精神相統一，認為曲與詩詞同宗同源，一改視曲為“小道”的偏見，極大地提高了曲的地位。如朱有燉認為曲“若其吟詠情性，與古詩又何異耶？”“（曲）體格雖以古之不同，其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嘗不同也。”[11]83朱有燉認為曲就是詩，同詩一樣可以興觀群怨，抒情言志。朱有燉作有雜劇三十三種，有《誠齋樂府》行世，他致力于戲曲創作這一行為本身即表明對戲曲的重視，在某種意義上肯定了戲曲的存在價值。朱權亦躬身雜劇創作，有十二種雜劇作品面世。在《太和正音譜》中，有“雜劇十二科”，為雜劇分科別類；在“樂府三百三十五章”中，首次厘定了北曲曲譜，不僅使散曲創作有了曲譜指導，而且使戲曲創作有了規范的曲譜體系；“群英所編雜劇”部分，則記錄了雜劇劇目，保存了大批雜劇劇目。朱權對雜劇的理論總結，對戲曲創作的認同與重視，引導了晚明時期戲曲理論的開展，有力地沖擊了鄙視雜劇的偏見。一些臺閣重臣出于宣揚封建倫理的目的，創作了有影響的戲曲。邱濬創作了《五倫全備記》，作為理學鴻儒、館閣重臣，邱濬能參與傳奇創作，無疑提高了傳奇的文化品位，擴大了傳奇的影響；邵璨創作了《香囊記》，刻意追求駢儷典雅，一味逞示文采，炫耀學問，但也使傳奇擺脫民間氣息，進入文人士大夫審美文化圈。明初劇壇，在邱濬和邵璨劇作的影響下，出現了一批傳奇作品，雖然在藝術水平上備受奚落，但在明初戲曲創作荒蕪的園地中，也可稱得聊勝于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