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愛兩譯本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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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愛》是英國19世紀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據不完全統計,自1935年第一個譯本問世以來,在中國大陸《簡•愛》迄今已擁有40多個譯本。國內有關《簡•愛》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研究概括起來集中在6個方面:(1)《簡•愛》心理與自然風光的描寫;(2)《簡•愛》的故事情節架構;(3)勃朗特姐妹的生平與創作;(4)書中人物形象刻畫及人物性格闡釋;(5)與其他作品進行比較研究與分析;(6)《簡•愛》不同譯本的對比研究。其中,關于譯本對比研究主要就其語言、文化、意境傳達、再現藝術手法和風格以及不同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方面進行對比分析,力求對譯文質量進行評估。然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從闡釋學的角度對不同譯本語言的時代性進行過研究。本文選取了《簡•愛》的兩個譯本———李霽野譯本(簡稱李譯本)和黃源深譯本(簡稱黃譯本)———進行研究。李譯本于1933年7月完成,黃譯本完成于20世紀90年代。筆者認為,以前的譯文對比研究中,有些文章雖然指出分析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李譯本,可實際參考的卻是上世紀80年代李先生改過的譯本,這樣勢必會影響其研究結果。本文將用闡釋學理論對比分析兩個譯本語言的時代性,并揭示隱藏在翻譯背后的譯者的前見,包括社會語言、文化環境和翻譯思想在翻譯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一、闡釋學的衍生與前見理論
闡釋學的發展經歷了古希臘“闡釋學”、中世紀的“文獻學”、施萊爾馬赫(F.Schleiermacher)、狄爾泰(W.Dilthey)的“古典闡釋學”,以及海德格爾(M.Heidegger)和伽達默爾(H.G.Gadamer)為代表的西方現代闡釋學等幾個階段。其中施萊爾馬赫的“心理移情”方法和狄爾泰的“體驗詮釋學”本質上是“一種重建的解釋學”(加達默爾1994:11)。他們認為,為了清除理解的主體與理解的對象由于時間距離造成的歷史隔閡,理解者必須不斷地超越自身,放棄自己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文化條件下造成的偏見,以達到對理解對象正確、客觀的把握。與此相反,“海德格爾不再把此在的歷史性作為對它的認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對科學客觀性理想的威脅,而是以一種積極的方法把它納入他的本體論疑難之中”(加達默爾1994:48)。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依賴于理解者和解釋者的前理解,這是海德格爾在其《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指出過的。他認為:“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有、先見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釋從來就不是對某個先行給定的東西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加達默爾2004:7)因此,一切詮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筆者認為,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提出的客觀重建作者原意只是一種理想狀態,任何一種解釋總會不可避免地烙上解釋者前理解的印記。換句話說,在解釋的過程中,解釋者一方面應該力求把握作者的歷史性,以期接近文本本意;另一方面,其前理解又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作用。理解的實現方式乃是事物本身得到語言表達,因此對事物的理解必然通過語言的形式而產生,或者說語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加達默爾2004:10)據此,本文將具體分析影響譯者前見的幾大要素,進而對比研究文學譯本語言的歷史性。根據所選兩個譯本時間跨度較大的特點,筆者從語言的自然演變、譯者賦予其感情色彩,以及譯者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造成語言差異等三個方面來對比研究《簡•愛》兩個譯本語言的時代性。
二、文學譯本語言的時代性
(一)語言的自然演變
漢語的演變首先體現在漢字和標點符號的書寫形式上。李譯本用繁體字豎著書寫,標點符號也與現代大陸書寫形式不同;黃譯本的書寫形式與現代書寫形式相同。(為了書寫方便,本文舉例說明時將李譯本轉化成現代書寫形式)翻譯作品是為一定的讀者群服務的,不同時代讀者的接受意識會隨著地點、時間、文化、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本文選取的兩個譯本時間間隔長達六十余年,不同的選詞反映了語言的演變。在此,筆者選取《簡•愛》前五章的兩個譯本,考查語言的新舊更替。在前五章中,“anhour”和“halfanhour”均出現了四次。李譯本翻譯為“一點鐘”和“半點鐘”。黃譯本翻譯為“一個小時”和“半個小時”。舉其中一例:例1: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李譯本: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漫游過一點鐘了……黃譯本:其實,早上我們還在光禿禿的灌木林中溜達了一個小時……根據現在的理解,“一點鐘”是凌晨一點或下午一點,而“anhour”是“一個小時”。民國十六年(1927年),伍建光先生翻譯的《孤女飄零記》中,也把“anhour”譯成了“一點鐘”?？梢?譯本語言受當時語言習慣的影響,具有時代特點。同時,李譯本中還存在很多陌生和奇怪的詞語和用法。據筆者統計,動詞“歡喜”在前五章中出現了29次,黃譯本則使用“喜歡”或其他近義詞傳譯。請看其中一例:例2: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李譯本:我從來不喜歡遠長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黃譯本:我向來不喜歡遠距離散步,尤其在冷颼颼的下午……譯者不能超越時間和歷史而存在。前理解中語言演變的歷史性決定了譯文語言的歷史性。因此,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譯本,復譯是時代的要求。
(二)社會文化環境對譯本語言的影響
紐馬克的話一針見血:“兩個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場戰爭或暴動或爭辯,但(作者)所使用的語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觀點。”(陳賀2004:173-175)對于同一個文本,不同譯者受前見中社會文化環境影響,往往對其作出積極的反應,流露其政治觀點。《簡•愛》初到中國時,中國正經歷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和“五四”運動。作為一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翻譯家、魯迅先生的學生和戰友以及“未名社”成員,李先生的翻譯實踐活動圍繞著改造社會、服務現實斗爭與社會需要而進行。因此,譯文選詞不可避免具有時代特征。譯文中李先生經常選用比較激進的語言,甚至平添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色彩。黃譯本完成時,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蓬勃發展時期,人們身處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過著豐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黃先生翻譯的《簡•愛》更多地著眼于藝術闡釋,再現原作藝術風格,其選詞也比較溫和。請看下例:例3:Johnhadnotmuchaffectionforhismotherandsisters,andanantipathytome.李譯本:約翰對他母親和妹妹沒有什么愛,對我卻懷著仇恨。黃譯本:約翰對母親和姐妹們沒有多少感情,而對我則很厭惡。例3中“antipathy”的意思是:反感;厭惡;憎惡。而“仇恨”是“因利害沖突而產生的強烈憎恨”(《漢語大詞典》1994:193),“厭惡”是“(對人或事物)產生很大的反感”(《漢語大詞典》1994:1572)。很明顯,兩詞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厭惡”較溫和。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請看下表:由以上例子可見,李譯本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選詞激進;而黃譯本用詞溫和得多,有時選擇意譯。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了兩個譯本語言的選擇。
(三)翻譯策略對譯本語言的影響
翻譯行為總是帶有明確的翻譯動機。不同時代的譯者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創造出不同語言風格的作品。20世紀30年代正值我國翻譯發展史中第三次翻譯高潮(西學翻譯)之后的轉折期。魯迅倡導直譯,“寧信而不順”,并提出了“歐化”的主張。(陳?？?000:296-298)作為魯迅的追隨者和親密朋友,李霽野為忠實于原文和借鑒異國語言,譯文風格主要采用歐化漢語的語言特點和直譯的翻譯手法,即:語言有些“洋味”,句式上基本保持原文形式和結構。20世紀90年代,中國正處于經濟蓬勃發展時期。黃源深認為,翻譯要“謀求作者風格與譯者風格的統一”,即譯者“既要表達原作風格,又要具有自己獨特風格”(黃源深1999)。潘紅指出:“黃源深先生譯本的成功在于對原著神韻氛圍、整體風格等審美的成功把握和再現小說激越情感和詩般語言時所取得的和諧平衡。”(潘紅2002:45-49)因此,黃先生采用了比較靈活的意譯的翻譯策略,以期再現原文的藝術風格。請看以下的例子:例4:theeagernessofalistenerquickensthetongueofanarrator.李譯本:聽話人的熱心加快了說話人的舌頭。黃譯本:聽的人越焦急,說的人越起勁。例4原文描述了聽話人越是渴望聽,說話人越是滿懷熱情的場景。李譯本直接按照單詞的字面意思和原文的句式傳譯。這樣的譯文有別于漢語的習慣表達,讓人感到很陌生。但如果批判該譯文,則有失公道。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譯者倡導白話文,主張采用歐化漢語、句式。黃譯本把原文一句話,分成了兩分句,依據漢語表達習慣意譯。由此可見,不同的時代產生不同的譯本,譯文的語言風格具有歷史性。
三、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的翻譯理論與實踐對譯者提出的要求是:克服自身因素(包括歷史、心理、社會等因素)的局限,拋棄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拋棄自己熟悉的世界,把自己設想為原文文本的作者……然而,這只是一種永遠都無法實現的理想。在實踐中,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依賴于理解者和解釋者的前理解。因此,譯文語言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譯者前理解的印記,反映當時年代的語言特征、社會文化環境和譯者的翻譯思想。前見作為歷史的存在物具有歷史性,理解具有歷史性,因此,作為理解的實現方式語言也具有歷史性。譯文語言不僅體現了語言本身的演變,而且也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變遷、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翻譯思想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