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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北方民族王朝文學的研究的意義，不只是針對特殊時代、特定區域文學研究的盲點和弱點，有填補空白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力地推進我們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的認識，推進對這種整體性的構成和形成的認識。因為對北方民族政權下的文學研究，牽涉著兩千多年以來的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的命題，即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沖突、互補和融合，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臺階上重新構建博大精深、與時共進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總體結構。長城內外，遠至大漠以北，黃河上下，遠至關隴西域，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中國北方，是這兩種文明沖突融合的大戰場、大舞臺，表演過許多王朝興亡、民族重組的歷史悲壯劇。在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競爭交往的巨大歷史語境中的北方文學，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中國文學的存在形態、生命氣質和歷史命運。這里說的“北方文學”，特指北方民族政權下的文化和文學，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說來，這種特定含義下的北方文學對整個中國文學的作用和功能，起碼可以概括成四個方面：1、它拓展了和重構了中國文學的總體結構；2、它豐富和改善了中國文學的內在特質；3、它改變了和引導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4、它參與了和營造了中國文學的時代風氣。

我曾經提出過一種文學和文化的理論，叫做“邊緣活力說”。鑒于長期對中國文化進展的考察，我深切地感受到，當中原的正統文化在精密的建構中趨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時候，存在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邊緣文化就對之發起新的挑戰，注入一種為教條模式難以約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鮮思維，使整個文明在新的歷史臺階上實現新的重組和融合。可以這樣說，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創能力、兼融能力和經歷數千年不墮不斷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領先進行精深創造的過程中，保持著巨大的引吸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豐富的邊緣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環境中保存著、吸收著、轉運著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靈氣，這兩個方面的綜合，使中華文明成為一潭活水，一條奔流不息的江河，一個波瀾壯闊的滄海。

而我們要在這里研討的中國北方文學，就是中原文學與邊緣文學碰撞融合的極好范例，是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沖突、互補、重組、升華而得到的審美結晶體。

在討論中國古代北方文學的物質形態，以及對整個中國文學的四大功能和作用之前，我們先來分析一項關于一般意義上的南北文學的材料，然后再看北方民族政權下的北方文學，也許是必要的。

據1981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文學分冊》統計：從公元前770年——公元1911年中，收入辭海的文學作家761人，其中南方作家476人，北方作家272人。如果把中國文學史分成兩截，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千多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也就是說這千年間文學的中心在北方的中原地區，河南省入典的人數在兩漢、魏晉、隋唐幾代，均成全國第一，南北朝時期居第一的是山東。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北分裂時期的永嘉衣冠南渡，許多祖籍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河南的謝氏家族的子弟，如謝靈運、謝惠連、謝莊、謝tiǎo＠①等等，文學活動主要在南朝，已顯示文學中心南移的趨勢。到了隋唐五代，南方的浙江、江蘇，入典的作家人數已接近、甚至超過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陜西等文化大省。

宋代，即宋、遼、金對峙的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轉折時期。在宋、遼、金、元、明、清這一千多年間，入典的作家一直是浙江、江蘇兩省為最多，其次在文風轉移中，江西、福建、安徽、廣東諸省，依次引人注目。在宋以后的這一千年間，南方作家著錄369人，為北方著錄的80人的4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