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日漢文學翻譯活動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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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夏丏尊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杰出的文學家、語文學家、出版家和翻譯家。現有研究對夏丏尊在文學、語文教育以及編輯出版等方面有一定成果，唯獨忽略了其作為翻譯家的身份。本文從夏丏尊的日漢文學翻譯活動概況入手，探討其與同時代譯者如周氏兄弟之間的聯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夏丏尊對國木田獨步的譯介以及具體譯介篇目之選擇，旨在豐富翻譯角度的夏丏尊研究，同時也為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日漢文學翻譯活動及相關譯者的研究做鋪墊。

關鍵詞：夏丏尊;日漢翻譯;文學翻譯;周氏兄弟;國木田獨步

夏丏尊是活躍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杰出文學家、語文學家、出版家和翻譯家。而其作為翻譯家的身份一直以來被學界所忽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留學日本熱潮背景下展開的日漢文學翻譯活動中，周氏兄弟，即魯迅與周作人近年來受到了學界較為廣泛的關注。實際上，夏丏尊也同樣是一位值得關注的譯者。

一.夏丏尊從事日漢文學翻譯之契機

夏丏尊一生貢獻最大的領域是教育，尤其是語文教育。程稀（2010）認為夏丏尊畢生構建的是一種“大語文教育”，即“學校、家庭、社會互通聲氣，課內外打成一片的教育；是著眼學生生存發展的教育，讀寫為課程的事項，也是生活技能的訓練，較比知識的積累，能力的培養、人格的修煉更重要，無論在讀還是離開了學校，都要且會自學和自我教育，是知行合一、自強不息、終身譯之的教育；是教師間同心同德、師與生、生與生合作互助充滿情愛的感化教育”[1]。而這一切，均始于《愛的教育》之翻譯。《愛的教育》為中文譯名，原書“名《考萊》（Coure），在意大利語是‘心’的意思”，“在一九零四年已三百版，各國大概都有譯本，書名卻不一致”。夏丏尊翻譯此書同時參照了日譯本與英譯本，“英譯本雖仍作《考萊》，下又標《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幾字，日譯本改稱《愛的學校》”，他認為“如用《考萊》原名，在我國不能表出內容，《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似不及《愛的學校》來得簡單”，“但因書中所敘述的不但學校，連社會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自擬譯名為《愛的教育》。[2]總之，夏丏尊一生對語文教育事業的貢獻部分起源于對日文譯本的翻譯。當然，《愛的教育》并非從日文直譯而來的日本文學作品，故其具體翻譯不在本文的探討范圍內。不過由此可見在夏丏尊一生當中，日文是重要的閱讀途徑。夏丏尊之所以能習得日文，是因為與周氏兄弟相同，趕上了赴日留學之浪潮。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夏丏尊在日留學時間不過兩年，但時代背景造就的機緣讓夏丏尊接觸到了日本這個國家及其語言文字、文學作品，這是其走上日本文學漢譯之路的契機之一。其次，便是周氏兄弟。夏丏尊回國后曾在杭州兩級師范學校與魯迅共事。夏丏尊在《魯迅翁雜憶》一文中講述道：“那時兩級師范學校有許多功課是聘用日本人為教師的，教師所編的講義要人翻譯一遍，上課的時候也要有人在旁邊翻譯。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擔任的就是這翻譯的職務。……（中略）翻譯的職務是勞苦而且難以表現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語言傳達他人的意思以外，并無任何可以顯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學校里卻很受學生尊敬，他所譯的講義就很被人稱贊。”可見夏丏尊在與魯迅共事的這幾年里是十分近距離且高頻率接觸魯迅的翻譯的。除此之外，魯迅還贈過一部《域外小說集》給夏丏尊。夏丏尊曾回憶道：“我那時初讀小說，讀的譯日本人的東西為多，他贈了我一部《域外小說集》，使我眼界為之一廣。我在二十歲以前曾也讀過西洋小說的譯本，如小仲馬、狄更斯諸家的作品，都是從林琴南的譯本讀到過的。《域外小說集》里所收的是比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譯的態度，文章的風格，都和我以前所讀過的不同。這在我是一種新鮮味。自此以后，我于讀日本人的東西以外，又搜羅了許多日本人所譯的歐美作品來讀，知道的方面比較多起來了。他從五四以來，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盡過啟蒙的努力。我可以說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啟蒙的一個人，至少在小說的閱讀方面。”[3]從這段回憶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促成了夏丏尊對日譯歐美作品的閱讀與翻譯。再者，夏丏尊直接從日文譯介的文學作品也能觀察出周氏兄弟的影響。夏丏尊譯介的日本文學主要是自然主義與新思潮派的作品，譯介作家包含國木田獨步、田山花袋以及芥川龍之介。其中，對國木田獨步與芥川龍之介的譯介在夏丏尊之前就是周氏兄弟。

二.夏丏尊日漢文學翻譯活動的起步與發展

夏丏尊翻譯的第一篇日本文學作品是國木田獨步的《女難》，譯文初刊于1921年《小說月報》12卷12號。而在夏丏尊之前譯介國木田獨步的，從目前筆者所掌握的文獻來看，則只有周作人所譯《少年的悲哀》與《巡查》兩篇，夏丏尊在初刊的譯者記當中也提到了周作人譯介的篇目。周作人對國木田獨步的譯介止于上述兩篇，而夏丏尊則在翻譯了《女難》之后的1922年至1927年陸續翻譯了《夫婦》《牛肉與馬鈴薯》《疲勞》以及《第三者》四篇，后與《女難》共計五篇合為《國木田獨步集》，于1927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同樣，魯迅對芥川龍之介的譯介也僅限于《鼻子》與《羅生門》兩篇，而在中國第二個對芥川龍之介進行譯介便是夏丏尊，其譯介篇目為《秋》《湖南的扇子》以及《南京的基督》三篇。夏丏尊又于1927年將自己譯的上述三篇、魯迅所譯上述兩篇、方光燾所譯《袈裟與盛遠》《手巾》兩篇以及章克標所譯《藪中》一篇，共計八篇合為《芥川龍之介集》，并有附錄一二，附錄一為夏丏尊節譯的《中國游記》，附錄二為夏衍（署名“沈端先”）所譯《絕筆》。上述情況除了可以進一步印證夏丏尊對譯介作家的選擇受周氏兄弟影響之外，還體現出了盡管夏丏尊對譯介作家的選擇受周氏兄弟影響，但其翻譯活動也是從選擇譯介對象這一步就體現出了與周氏兄弟的不同。周氏兄弟翻譯日本文學，是希望在能力范圍內盡可能多地介紹日本的作家與作品；而夏丏尊則對已有譯介的作家進行作品的挖掘與譯介，所以才有了上述的兩本選集。究其原因，夏丏尊曾在《文藝論ABC》中有過如下闡述：“對于一作家的作品廣施搜羅，深行考究，這在本國的文藝還易行，對于外國文藝較難。因為本國的文藝原有現成的書，而外國文藝全有賴于翻譯的緣故，特別地在我國。我國翻譯事業，尚未有大規模的進行，雖也時有人來介紹外國文藝，只是依了嗜好隨便翻譯，甲把這作家的翻一篇，乙把那作家的觀一篇，至今還未有過系統的介紹。任何外國作家的全集，都未曾出現，這真是大不便利的事。我渴望有人著眼于此，逐漸有外國作家的全集，供不諳外國語的人閱讀，使作家不至于被人誤解。”[4]盡管夏丏尊也未能實現對某位作家進行全集翻譯之理想，但其翻譯活動是向著這一理想來行進的，其目的就在于對已有譯介的作家進行作品的廣泛“搜羅”與“深行研究”，讓不懂外語的讀者全面閱讀同一作家的作品，減少對作家的誤解。實際上，夏丏尊的翻譯活動相對于稍早的周氏兄弟以及后人對日本文學的翻譯可謂是承上啟下的。周氏兄弟開啟了對日本文學的譯介之門，渴望為國人提供盡可能多的選擇，于是譯介較為廣泛而不深入；而夏丏尊則對其中的個別作家進行作品的深挖，盡管未能實現對某位作家進行全集翻譯之理想，卻也貢獻出了日漢文學翻譯史上兩位日本作家的首個漢譯選集。雖然夏丏尊選擇譯介作品的策略與周氏兄弟不同，但其翻譯實踐的本質卻是對前輩翻譯活動的繼承與發展。

三.夏丏尊對國木田獨步的譯介

從夏丏尊譯介的日本文學流派來看，其譯介重點在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夏丏尊曾在《女難》初刊的譯者記中指出：“自然主義文學者將性欲當做人生底一件事實來看，描寫的態度，很是嚴肅，絲毫不攙入游戲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覺得這是人生底實相，沒有功夫再去批評他是善是惡。這和我國現在的黑幕派，固然不同，和我國古來的將文學來作勸善懲惡的功利派，也全然不同。近來文學上算已經有過改革了，確是黑幕派和功利派底勢力還盛，這種魔障，非用了自然主義的火來燒，是除不掉的。自然主義，在世界文學上，已經老了，確是在中國，我覺博士論壇得還須經過一次自然主義的洗禮。”[5]首先，夏丏尊認為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有介紹自然主義文學之必要。其次，在《國木田獨步集》之序《關于國木田獨步》一文中，夏丏尊又明確表示國木田獨步“替日本文壇做了一個自然主義的先驅”。以上兩點便是夏丏尊選擇譯介自然主義且在眾多自然主義作家中選擇國木田獨步進行譯介的原因。至于具體的篇目，為何選擇《女難》、《夫婦》、《牛肉與馬鈴薯》、《疲勞》以及《第三者》這五篇，大致可從兩方面進行考慮。一是參考的底本。上文已論述過夏丏尊的翻譯活動有做單一作家作品合集之指向性，故可以推測譯者在選擇譯介底本時也會傾向于選擇譯介作家現成的源語作品集。實際上，夏丏尊譯介國木田獨步作品之前日本出版的國木田獨步作品集中，『獨歩集』『第二獨歩集』這兩部很可能就是夏丏尊翻譯時參考的底本，『獨歩集』收錄了《女難》、《夫婦》、《牛肉與馬鈴薯》以及《第三者》四篇，而『第二獨歩集』則收錄了《疲勞》一篇，且『獨歩集』『第二獨歩集』所收篇目數量與夏丏尊譯《國木田獨步集》相差最少。當然，『獨歩全集』對上述五篇也有收錄，《女難》、《夫婦》、《牛肉與馬鈴薯》以及《第三者》收于前編，《疲勞》收于后編，但其收錄篇目的總數量遠遠多于『獨歩集』『第二獨歩集』之和。不過，底本考究非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相關事項可另起文章進行考察。總之，日本已出版的現成國木田獨步作品集所收篇目對夏丏尊選擇具體譯介篇目提供了參考。二是作品的內容。夏丏尊在《國木田獨步集》之序《關于國木田獨步》一文中提及到了《女難》《夫婦》《牛肉與馬鈴薯》以及《第三者》這四篇的內容，因其均與作者國木田獨步本身的經歷與態度有重合之處。夏丏尊在文中講述道：“中日戰爭（明治二十八年）起，獨步被國民新聞社任為從軍記者，入千代田軍艦，歸東京后，國民新聞社長德富蘇峰的友人佐佐城豐壽夫人發起開從軍記者招待會。獨步那時年二十五歲，席上與夫人之女佐佐城信子相識，由是彼此陷入戀愛。經了許多困難，卒以德富蘇峰的媒介，竹越與三郎的保證，在植村正久的司式下結婚。兩人結婚后在逗子營了新家庭。獨步為欲達其獨立獨行的壯懷，且思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如《牛肉與馬鈴薯》中岡本所說的樣子。誰知結婚未及一年，戀愛破裂，信子忽棄獨步出走了。”夏丏尊在文中繼續指出“《牛肉與馬鈴薯》中主人公岡本的態度，可以說就是獨步自己的態度”；“《夫婦》為獨步描寫戀愛的作品”，“亦曾暗示著與上文同樣的意見”；“《第三者》則竟是他的自己告白了”，“江間就是他自己，鶴姑是信子，大井、武島則是以當時結婚的周旋者德富蘇峰、內村植三、竹越與三郎為模特兒的”。文中還感嘆道：“賴了先輩德富蘇峰等諸名士的鼓舞，及平日的宗教信仰，獨步幸而未曾踏到自殺途上去。可是此后的獨步，壯志已灰，豪邁不復如昔，只成了一個戀愛的飄泊者，抑郁以歿。啊《女難》作者的女難！”[6]即是說，夏丏尊在閱讀國木田獨步作品的過程中，隨著對作者本身經歷與態度的深入了解，尤其為上述幾篇與作者自身經歷與態度發生重合的作品所觸動，故而選擇了這些作品進行譯介。

本文從夏丏尊未受到學界關注的翻譯家身份出發，對其從事日漢文學翻譯工作的契機、起步與發展進行了探討，發現夏丏尊進行日漢文學翻譯不僅是因為有過留學日本的經歷，而且也受到了周氏兄弟的影響。同時，從夏丏尊選擇譯介國木田獨步的相關作品來看，其翻譯行為實際上是對前輩譯者翻譯活動的一種繼承和發展。這些發現不僅豐富了對夏丏尊翻譯家身份的研究，同時也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漢文學翻譯活動及相關譯者的研究提出了啟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留學日本熱潮的大背景下，不能孤立、割裂地去探討某位譯者及其翻譯活動，要將同時期的譯者之間的聯系發掘出來，才能勾勒出這些譯者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翻譯活動的個體特征與群體共性展現出來。當然，要實現這一點,還需要進行具體的翻譯文本分析，這將是今后的課題。

作者：胡南夫 單位：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