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性格與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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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寡情而重義；豪氣、驕氣和流氣；其中主要包括：明朝張居正改革，是封建社會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運動以、

提要：張居正是個性不凡的政治家，他從寒微中奮起，當了十年首輔，成就了封建社會后期最大的改革運動。在風云際會中他思想深邃，剛毅深沉，多謀善斷，卻又專斷獨行，偏信阿諛奉承，引得附勢者趨之若騖。權勢欲促使他步入人生高峰，也引發身后禍發蕭墻，人的性格是個復雜的系統，剛與柔、粗與細，崇高與卑微、高傲與謙遜等等相互對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長，相互纏繞，盤桓，回旋一生，個人的性格往往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進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會變革，等。具體材料詳見：

他飽讀經書，倜儻豪放，冷峻嚴酷，威震當朝，又兼有潑皮樣的身手。偉大與渺小，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堅強與卑微集于一身，多側面性格混然一體，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使人說不盡的張居正。

明朝張居正改革，是封建社會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運動。他本人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從平民中崛起，在明朝萬歷王朝初年當了十年首輔，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人們贊揚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救時”，是很高的稱譽，這不僅表明他在王朝頹敗之際是一位臨危制變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舉措彪炳史冊。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并立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張居正的為人處世留下許多是是非非，不論是贊許的、反對的、持平的，無一例外都對他的倨傲、專斷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這又與他的遠見和魄力難分難解，這說明他是個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會實踐中，尤其在社會轉折的關頭，一切富有創造性的決策，往往發端于個人的智慧和作為，堅強的個性是成就偉大事業的潛在素質，從這方面來說，個人的性格往往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進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會變革。他低賤的出身，官場的紛爭，強手對持中的角逐，種種不利因素，都能成為他積蓄力量，提高權力和威望的臺階，這是他性格中的主導面。然而他也有蠻橫、短視、氣頹的時候，這深藏在內心深處的負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業的深化，也預設了身后一敗涂地的陷阱。

偉大與渺小，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堅強與卑微集于一身，多側面性格復合的個性，恰如湖北人傳說中的九頭鳥，似鴨非鴨，遍身赤紅，“九頭皆鳴”[1]，這九頭既是神通廣大的顯示，也是多種聲部的呈現。這多聲部而又和諧的組成，體現了張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明史》這樣評論他:“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2]體貌挺拔，長須飄飄，敢作敢為，思想深邃，城府極深，既帥氣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更不可測，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使人看不透也說不盡的張居正。

一、寡情而重義

鋼鐵般的意志是張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這樣的鐵腕手段行事、執法，鎮壓動亂和打擊反對派。他崇尚軍事家孫武，用兵法治理國政，推行“殺以止殺，刑期無刑”[3]，“盜者必獲，獲而必誅”[4]的主張，給敵對勢力以無情的鎮壓。并以打擊的力度考核官吏，遇有鎮壓不得力的，一概殺無赦。所謂:“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5]這一殺氣騰騰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驅使官吏肆無忌憚地鎮壓一切不服從朝廷的政見和動亂。他還放手任用酷吏治理邊遠地區，殷正茂是個心狠手辣的梟雄，為人貪酷，名聲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對，可張居正認為只有他才能解決問題，力排眾議，任命他為兩廣總督，他一上任即大張旗鼓地鎮壓藍一清、賴元爵起事，殺了上萬人，平息了這一風波。張居正在給他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大功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仆知人之明。”[6]萬歷元年，張居正剛上臺，就面臨廣東潮州一帶的反明勢力的叛亂，在給殷正茂的信中說:

“大抵南賊譬之蔓草，鏟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蕩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夫有不用命，宜照勅書，悉遵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7]

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這是非常殘酷的鎮壓理論。用戰爭時期形成的孫子兵法，治理和平時期的內政，必然崇奉暴力。綜觀他的內外政策，除了對蒙古俺答實施優撫政策外，對境內的動亂和治安，不論是起義還是盜賊，力行誅殺，從不手軟。萬歷五年徽州織絲機工抗稅，他認為:“此事雖由殷石汀(殷正茂)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眾鼓噪，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天下效尤，漸不可長。”[8]在他明知此事是官府處理不當而引起的糾紛，本可協調解決的，仍然制止申訴，只是因為令已發出，為了不使天下效尤和朝廷的臉面，照樣施以懲辦，使鬧事的機工冤沉海底。雖然他也有符合民意的，認為地方動亂之源是在官吏不良的言論，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實為準的實質，實際上重視的是鎮壓是否得力，公然鼓勵施暴。毫無疑問，有些小股起義乃是弱勢群體對壓迫的反抗，在他看來，不論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殺之無赦，以暴力徹底摧毀任何可能有的反抗，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才是他最終的目的。

歷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題，就是發端于他的鎮壓理論，他說:

“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鴻鵠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云，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機甚微，而其究不可窮，蓋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于未發，制于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9]

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論》的標題，說穿了，就是向君主進言，要保持權位的穩定，就要密切注意剛露頭的星火，一舉撲滅。這就是他“禁于未發，制于未萌”的真諦。

對于鎮壓，可以做到不惜工本，一鼓蕩平，斬草除根。廣東嶺西的山民從嘉靖時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動，到萬歷初仍然有勢力，當地督府請求征討，朝臣多認為難以平定，張居正親自調兵遣將，以三十萬兵力一舉討平，倘在此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10]。

叛亂的平定，給他帶來莫大的歡樂，萬歷元年，鎮壓都掌蠻獲得成功，他給四川巡撫的信中連連稱道:“喜甚!喜甚!”自述“聞九絲捷專，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藉此一振。”[11]

一聽到鎮壓的捷報，興奮得跳躍，不覺連鞋齒都被折斷，這樣嗜好鎮壓和誅殺之功的是一種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對反奪情的同僚下毒手，打的血肉橫飛，逐出京城，毫無憐憫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個復雜的系統，剛與柔、粗與細，崇高與卑微、高傲與謙遜等等相互對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長，相互纏繞，盤桓，回旋一生。在張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脈脈的溫情，他是個知恩圖報的性情中人。顧東橋是最早賞識他的，對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張居正銘記在心，盡力圖報。隆慶初年進入內閣，立即給去世的顧東橋請求追加恤典，托付南京提督學政吳遵關照顧的家屬。顧東橋生前最疼愛的兒子是顧峻，由于是庶出，擔心日后為家族不容，特地拜托張居正照顧。張居正對此念念不忘，萬歷二年幫助顧峻排解家族糾紛，順利得到蔭庇。萬歷四年顧峻應選，又親自囑派官船供其遣使。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顧公所賜，盡最大的努力，一一兌現了顧東橋的生前囑托。

對于除階，他幾乎以一生的努力給以回報。徐階罷官后畏懼高拱不放過自己，面囑居正“家國之事，一以相托。”張居正心知肚明，不僅在徐階兒子犯法時，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謀生的財產，又盡力加以撫慰，不惜得罪權勢正盛的高拱，曲意呵護，所以有記載說:

“其(扌勾)新鄭也，救徐文貞也。文貞為江陵館師，又拜相之苻師也。考江陵拜相謝文貞時，文貞面囑之曰:‘家國之事，一以相托。’則安知非慮新鄭之(扌勾)”己，而托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擬破其家。文忠用知用愚，陰持四載。徐公之獄未即成，而穆宗宴駕。故江陵乘機罷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謂國士之報也。江陵豈不愛新鄭者，權其師友之重輕，遂不能置身於兩厚。”[12]

說張居正與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維護徐階，未免把復雜的事態簡單化，但可說明張居正并未因徐階的失勢而倒向高拱。萬歷十年，在張居正病危之際，適逢徐階八十壽辰，為作賀壽序，他拒絕家人請人代擬的動議，執意親自起草《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為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為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為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13]并上疏為之請求優禮耆碩，歷數徐的功績說:“當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后，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1]把改革的頭功歸于徐階，表現出他對恩師的情深義重；拒受賄，好諛揚；

對于被趕下臺的高拱，是否出于他的主謀?有人指斥，有人辯護，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紛紛揚揚，幾成歷史疑案。但從各種記載看，他對高拱并非沒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難時，贈以重禮，處理善后也留有余地，甚至為高拱晚年的凄涼動情落淚:

“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郁郁不自安。一日遣一仆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仆問其起居，仆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為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仆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為于荊土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歷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臥不能起，延入臥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仆入京上疏，求恤典，因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仆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地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納其所獻。翌日，恤典下矣。”[2]

有人以親眼所見記下這樣的場景:“吾觀江陵歸葬過鄭，與新鄭(高拱)執手流涕，不忍言別；於其歿也，為之請爵謚，予祭葬，是亦可以諒其素矣。”[3]雖然高拱在《病榻遺言》中多怪罪張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詞，通觀張居正與高拱關系的全局，他們既有權力的斗爭，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則，以張居正炙手可熱的權勢，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張居正不但沒有這樣做，還給以恤典告慰亡靈，并未計較高拱對他的指責，此種行為的動機可以有各種猜測，但考察歷史人物只能以行為效果為準則，高拱得以善終，不能不是張居正手下留情的結果。

他為人很講究義氣，自認“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4]，把知己與名教并列為他人生必須信守的兩大準則，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優容。此種濟人以寬懷的情意，在保護人才中也有所表現。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因為上疏要求清查宮監的帳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張立即上疏營救:“臣等再三參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5]得以免遭酷刑。漕運總督王宗沫因海運十二萬石米抵天津，八條船沉沒，損失三千石，要受懲處，張居正因其人很有才干，為之開脫說:“海運初開，小有損失，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6]

道是無情卻有情，說是有情卻無情。黑白交織，善惡依存，在張居正身上呈現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二、拒受賄，好諛揚

在張居正身后最遭物議的是他為官的品性，有說他喜好受賄，也有說他嚴于律已，多次拒絕受賄，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雖有“歲時餽問居正不絕”[7]的記載，但并不多見，如果不是用以行賄的重禮，一般性的官場應酬或禮尚往來，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張居正的家居生活，相當奢華，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當時的社會風尚[8]。

晚明商業繁榮，商品豐富多彩，消費生活日益高漲，在社會上興起一股去樸從艷，追求奢華的風尚，在晚明筆記小說中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家才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9]有的“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余。”[10]有的“從典肆中覓舊緞舊服翻改新制，與豪華公子列座。”[11]一般市民尚且如此，當官的更是爭奇斗艷。工部郎徐漁浦“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壁。”太守金赤誠“家無儋石，貌亦甚寢。每過入室，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冰紈霧，窮極奢靡。至以中金為薰籠，又為溺器。而作吏頗清白，第負鄉人債數千，不能償耳。”[12]以負債講究奢華，其人還是清官，這在古代是難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卻不以為奇。負債消費是近代的消費方式，在晚明卻超前出現，這是商業領先繁榮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張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愛整潔、修飾，還喜歡抹香脂，他的友人說:“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13]“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雖李固、何宴無以過之，一時化其習，多以倡飾相尚。”[14]他癖好收藏古玩，當時贗品甚多，但沒有人敢欺騙他，所以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發現他以權掠奪的記錄。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爭相趨奉。萬歷六年張居正回鄉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為他制作一頂轎子，前有起居室，后有臥室，兩邊有回廊，各有一個書僮為之焚香揮扇，用三十二名轎夫扛抬，沿途府、州、縣官全部出動跪接迎送，浩浩蕩蕩，聲勢顯赫，其排場之豪華，規模之盛大，創下官員乘轎之最，由此可見其生活之豪華，非同一般。在驕奢的生活中，難以設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宮廷節省開支，帶頭不戴貂皮暖耳，可這都是事實。在理性上他治國理財的嚴明，在生活中他的講究和奢華，是他性格多側面的表現。

愛好奢華的不一定是貪官，貪官的生活不一定都豪華，人就是那樣復雜的構成。早在張居正被抄家時，就發現他的財產遠不及宦官馮保，只相當嚴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獲得意外之財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這似乎已能說明張居正為官尚有操守。事過三百八十年，一場的風暴，掀開了張居正的棺木，意外地發現，作為權傾一時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據《張居正》小說的作者熊召政到實地采訪后記述:“墓很堅固，用鍬鏟之類的工具無法挖開，便有人開來推土機，終將墓室摧毀。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顯露出來。紅衛兵們一擁而上，掀開棺蓋，除張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盡爛，棺內只有一條玉帶和一方硯臺，別無任何陪葬品。這結果讓紅衛兵們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15]玉帶是官位的象征，硯臺以示文墨，此兩件隨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普行的風氣中，僅此兩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這固然與張居正的薄葬觀念有關，也是家庭財力的表現。

這兩項實證，比連篇累牘的議論更有說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賄的記錄，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萬歷三年，張居正委婉地回絕鄖陽巡撫劉虹川的贈禮說: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饋之厚付，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仆亦甚矣。

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冖真)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仆的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后闔門養重，靜以(立矣)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為，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仆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私，則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16]

同年，他退還知縣傅應楨所贈的寶物: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己，俞至俞厚，豈以區區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為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17]

萬歷六年大理寺卿劉小魯在湖北當陽縣玉泉寺的風景區為張居正購買田宅，被拒絕，他在信中說:

“當陽厚意，愧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百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創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旨率人?煩為謝胡令，亟為停止，庶於鄙心為安也。”[18]

在行賄成風的官場，受禮固然有失道義廉恥，但已習已為常，被視為尋常事；不受禮反而被視為另類，遭受各種猜測，這使受禮人處于兩難選擇的境地，對此他有個自白:

“今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饋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才也。”[19]

晚明官場的腐敗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濁流中，能有這樣的自律已很難得。但是，對于金銀財寶可以淡泊明志的，未必能正確面對蜂涌而至的阿諛和奉迎。在他事業鼎盛時，家鄉為他立的牌坊就有

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對聯:“上相太師，一德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20]對這稱頌他欣然接受，高懸于大廳。還有人用黃金制作對聯云:“日月并明萬國仰大明，天子立山為岳四方頌。”[21]此聯別具匠心，嵌入一個“岳”字，隱喻張太岳受到四方頌揚，他高興地放在座右，不時地加以把玩和欣賞。

這是兩張面孔:一是淡然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一是熱衷于聽取種種諂媚和奉承。明智與混噩，清醒與懵懂這相互背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什么原因造成這兩極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權勢欲。

張居正是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也是敏于決斷的實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負甚高，“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部院不過一承行吏書矣。”[22]他與次輔呂調陽、張四維共事，也只讓他們“拱手受成而已”[23]。皇帝年小，一切唯他是從，大權獨攬，高高在上，眾多的官員不過是供他役使的下屬，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說話行事，“萬歷初政，一日，文華講退，上顧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兌至朝房，問曰:‘主上問尊公起居，舍緣受知?’兌大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24]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經他一過問，就使人膽寒得自動罷官。如此獨斷專橫更助長了他的為所欲為，享有許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權，按明制，朝廷頒賜誥命，“百官皆在午門內金水橋南唱名跪領，至張江陵，坐內閣遣典籍代領，當時非之。”[25]對于這“非之”他一概置之不理，別人無可奈何。

他具有一言可致人平步青云，也可以使人亡家滅口的權力，已形同最高統治者，事實上他已享有無上的威權，“故事投刺，通於柬面書一‘正’字，雖不知所從來，而承已久。丙子(萬歷四年)入朝，見投刺俱不書正字，蓋為江陵諱避故也。”[26]，這里竟然出現君主才有的避諱，到了這種地步，自然會衍生出種種怪現象。張居正父親去世，一位巡撫穿了(糸衰)服吊喪，一路號哭不已，“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裳。”[27]堂堂的國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淚縱橫地要求代死，已屬荒唐。更為荒誕不經的是，在張居正患病后，舉國若狂地為之齋醮，請看這樣的記錄:

《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一述:

“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八述:

“病重“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醮詞廟，為居正祈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定陵注略》卷一述:

“江陵病時兩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禱備至，舉國若狂。”

《谷山筆》卷四述:

“江陵臥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朱)御史至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輔長吏到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饣鬼)我。”

看看這樣的記載又豈能想到，張居正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已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地彈劾，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威震一世的宰相竟落得這樣悲慘的下場!

不堪回首的是，這恍如隔世的世事滄桑，何至于在一年之間天翻地覆?你能怪罪人情無常，人心不古嗎?一個位極人臣的首輔，權勢之大，薰天赫地，附驥攀鴻者如蠅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李贄所言這是市道之交，本不足為奇。奉迎某人實際上是奉迎某人手中的權力及其帶來的利益，權在利存，權失利亡，這權和利驅動一批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諛諂媚。張居正喜好諂揚的心態，更助長了此風的增長而至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時期需要集主權，一號令，不能沒有權勢，當主少國疑之際，此權勢確實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卻可能潛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險。《史記》早就告誡人們:“道高益安，勢高益危。”這“危”就危在當局者迷。張居正在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卻抑不住從內心深處噴發的張揚權勢的欲望，日益膨脹，再膨脹，不惜偏信各種阿諛奉承之詞，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趨權附勢者，趨之若騖。所以在他的同輩人中，都承認他的才能和政績，卻很少有人與他結成知交。權勢欲促使他步入人生的高峰，吸引眾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遠之。正如東林鉅子顧憲成的評論:“張江陵，堂堂相君也。其重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倡口誦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為之黨者且相與戢身以避之，惟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28]

成也是權勢，敗也是權勢，權勢太盛而不加節制，陶醉在阿諛陷阱中不能自拔，是他致命的弱點。

一、豪氣、驕氣和流氣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風俗，一方風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驃悍勇猛的好漢，齊魯多耿直剛烈的英雄，荊楚多磊落放達的人杰。張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揚言:“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眾所(忄巽忄而大)觀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當之。”[29]在危機四伏的隆萬之際，他挺身疾呼:“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30]這是他對人才的呼喚，也是自我的標榜。

他就是這樣一個富有豪情壯志的政治家，登臨赤壁，極目楚天，激揚文字，一抒他的抱負和感慨:

“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血刃)；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氵幸)，一瞬皆空。”[31]

俯仰千古興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氣橫發，充滿了壯士的氣概和情懷。他品評人物，別具慧眼，號稱竹林七賢的魏晉名士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由于醉酒酣樂，放蕩不羈，有違名教，常為世人所垢病，他卻高度贊揚這七子“不隨俗好惡”的品節: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為人，常嘆以為微妙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規，無取同涂。故有謗(讀讠)盈于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為悔，沈機晦于千載，而孤尚者，不以為悶。斯皆心有所愜，游方之外者。...

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酉離)，便謂有累名教，貽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也。”[32]

促使他這樣忘情稱頌的，是那七子不隨波逐流，特立獨行的風骨和強烈的自我意識。惺惺自古惜惺惺，正是有與竹林七賢相通的豪氣，才有如此強烈的共鳴。如果張居正也是一位騷人墨客，也許在明代又多了一名文人雅士。可是張居正不是竹林七賢，成書在萬歷四十年(1612)的《張太岳集.序》指出:“公生平不屑為文人，然其制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為。”“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33]他是名揚荊楚的才子，卻不屑于作一文人，從少年時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負天下興亡為已任，從政后許下“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諾言，“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34]義無返顧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雖然在他內心深處，向往悠游豪放的情懷，蘊藏了對竹林七賢的欽羨，但在現實中卻是一個叱咤風云的政治家。他魄力過人，也威嚴過人，他的兒子張敬修這樣描述他:“遇事有執持”，“湛靜沈默，聲色不露”[35]。時人也有類似的記載:“江陵公新得國以位業自矜重，對客不交一言。”[36]他為人矜持，沉靜少語，喜怒不形于色，但要發話，威勢逼人。他給小皇帝講課，神宗把《論語》中的“色勃如也”，誤讀成“色背如也”，居正一聲“應當讀‘勃’!”使神宗頓然驚悚。主持朝政，能使“百僚皆惕息”[37]，連大氣也不敢出。“江陵公當國，氣蓋群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即遣行。”[38]對于同僚，他就是這樣咄咄逼人，不屑一顧。

他凌厲的威力，是驕橫、剛愎性格的反映。蒙漢和議成功，他恃功矜能，自命不凡，聲稱“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豪杰所見，自與凡人殊也。”[39]他多次自比為輔政的伊尹、神機妙算的諸葛亮、范蠡的老師計然等等，因此給同僚留下“驕抗，輕棄天下士。”[40]的印象。清代學者林潞認為，這是重蹈韓信的覆轍:“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愛國之心，而雜以一切吐棄之意，此則太史公責淮陰，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者也。”[41]談遷說這是犯了“威權震主”的大忌，因此“禍萌驂乘。”[42]

你道他就是這樣鐵面應對，威嚴不可一世之人，不!在他身上還有難以與驕氣相容的流氣，使人一覽無余。請看他在遭受劉臺彈劾后，當廷對質的表現:

“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劉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后付應禎下獄，究與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警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43]

一個威風凜凜的宰相竟然當眾大哭，伏地不起，還鬧得要辭職罷工，經皇帝再三慰留，也不聽，最后用白紙黑字寫了手敕，才出來管事。一個事態并不嚴重的上疏，何以這樣的撒潑?類似的事還發生在奪情風波中，當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被處以廷杖時，王錫爵、申時行出面向張居正求情，這是他的友好與同事，這兩人也是憑這不一般的關系進行調解。使他們深感意外的是:

“居正勃窣拜曰:‘此曹力逐我，我何以處，使得尺刀即自刎矣。揖之出，至是，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八十。”[44]

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描寫的很生動:

“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須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次喪次，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測。’錫爵曰‘即圣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45]

又是須，又是跪倒，又作刎頸自殺狀，就這樣一件小事，竟然鬧得要自殺，活像一個無賴!這又豈是堂堂宰相所應有的行為?真是匪夷所思，無怪乎連與他共事良久的王錫爵也嚇了一跳。他出身下級軍士之家，自小心高氣傲，在民間踢打滾爬，具有英勇無畏的軍人氣質，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態，奮起急追的潑辣勁，一顯崢嶸，使得同僚手足無措。

一個飽讀經書的才子，倜儻豪放的翰林，威震當朝的宰相，兼有潑皮樣的身手，這些互不相容的多極表現，竟然混然一體，這就是活生生的張居正。盡管他有進退徐疾，洞若觀火的智慧，胸中藏兵，決勝千里的勇氣，工于心計，深諳權術，但逃不脫這性格的自傷和傷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狥俗取容，謬當鼎軸，為眾所忌。”[46]殊不知，正是他缺乏這一自知之明，加劇了身后的罹難。

這是真正的性格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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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太平御覽》卷九二七，引魚豢《三國典略》記:"齊后園有九頭鳥見，色赤，似鴨，而九頭皆嗚。"

[2]《明史.張居正傳》。

[3]《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二，書牘九。荊楚書社，1987年。

[4]《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一，書牘八。

[5]《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五，書牘十二

[6]《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八，書牘五。

[7]《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八，書牘五。

[8]《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二，書牘九。

[9]《張居正集》第三冊，卷三十四，文集六。

[10]《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四，書牘十一。

[11]《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八，書牘五。

[12]《張居正集》第四冊卷四十七，附錄一。又見康熙《荊州府志》。

[13]《張居正集》第三冊，卷三十五，文集七。

[1]《張居正集》第一冊，卷十一，奏疏十一。

[2]《谷山筆》卷四，《相鑒》。

[3]《張居正集》第四冊，卷四十七，附錄一，《書張文忠公集后》。

[4]《答中丞洪芳洲》第二冊，卷十四，書牘一。

[5]《張居正集》第一冊，卷

一、奏疏二。

[6]《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七，書牘四。

[7]《明史.張四維傳》。

[8]參見拙著《晚明城市風尚初探》，《晚明史論》，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9]《客座贅語》卷二。

[10]《閱世編》卷八。

[11]《云間據目抄》卷二。

[12]《萬歷野獲編》卷十二。

[13]《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

[14]《萬歷野獲編》卷十二。

[15]《謁張居正墓》，《隨筆》2004年第5期。

[16]《張居正傳》第二冊，卷二十，書牘七。

[17]《張居正傳》第二冊，卷二十，書牘七。

[18]《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三，書牘十。

[19]《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五，書牘十二。

[20]《萬歷野獲編》卷九。

[21]《定陵注略》卷一，《江陵覆車》。

新晨

[22]《萬歷野獲編》卷十二。

[23]《萬歷野獲編》卷十三。

[24]《谷山筆》卷四，《相鑒》。

[25]阮葵生《茶余客話》卷四。

[26]梁章鉅《浪跡續談》卷八，引《觚不觚錄》。

[27]《寄園寄所寄》卷六，《焚塵寄遺聞》。

[28]《重刻懷師錄題辭》，《明文海》卷二二三《序》一四。

[29]《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八，書牘五。

[30]《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八，附錄。

[31]《張居正集》第三冊，卷三十七，文集九。

[32]《張居正集》第四冊，卷四十，詩一。

[33]《張太岳集》沈鯉序。

[34]《張居正集》第二冊，卷二十七，書牘十四。

[35]《張居正傳》第四冊，卷四十七，附錄一。

[36]《萬歷野獲編》卷九。

[37]《明史.張居正傳》。

[38]《萬歷野獲編》卷九，《內閣》。

[39]《張居正集》卷十六，書牘三。

[40]《張居正集》第二冊，卷十七，書牘四。

[41]《江陵救時之相論》，《清經世文編》卷一四。

[42]《國榷》卷七一，萬歷十年，談遷曰。

[43]《明史.劉臺傳》。

[44]《國榷》卷七十，萬歷五年十月。

[45]《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46]《張居正傳》第二冊，卷十四，書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