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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魏初，中國文學在創作方面還只有詩歌和散文，而在文學理論方面，文學和其它學術文化混雜在一起，文學和非文學的分界定仍不明確，這種局面到了曹魏時代開始發生變化。由于曹氏父子的喜好和不遺余力地倡導文學，文士和文學事業很快便受到空前的重視，尤其是作為建安時期政治上的風云人物和文壇上的實際領袖曹丕，他初以太子之顯赫，后以帝王之尊貴，和一邦玩筆桿的“哥兒弟兄”游處玩樂，酒酣耳熱，樂哉快哉之際，親自賦詩作文，重金收集編纂前輩的優秀文章。并且由于喜好而對文學新問題進行了深深思索。文學的價值和功能何在，作家才性氣質和作品關系如何，文章體裁怎樣劃分以及文學批評應持何種態度等新問題，都進入了他探究的視野。他將自己思索的成果寫入了《典論·論文》這篇文章。此文雖然簡短概括(全文除去標點僅597字)，但在當時可謂深邃獨到。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標志著一種和以往文學觀念不同的新思想的產生。正如魯迅所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風度及文章和藥及酒之關系》)。曹丕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個開風氣的人物，《典論·論文》就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純粹的文學理論專論。它開創了盛極一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批評，在它之后，相繼出現了許許多多研討文學理論的專文和專著。《典論·論文》吹響了“文學的自覺時代”的第一聲號角。
曹丕在本文中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其云摘要：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需要指出，曹丕所謂文章主要是指詩賦、散文等文學作品。在曹丕看來，文學是經治國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功能，因此可以成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榮樂都有定數，而只有文學是無窮無盡的。因而古圣先賢們把自己的思想聰明通過文章傳達出來。他們不憑借史家之筆。也不依傍有權有勢者提攜而名聲依然流芳百世。曹丕這里所說的文章價值觀和傳統儒家的文章價值觀是完全不同的。按照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原則，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但是曹丕把它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認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業，而其它一切都是有限的。這種文章價值觀念是對傳統思想的重大突破。他激勵文人珍惜光陰、竭盡全力從事文學事業，不要因為窮困而放棄，不要沉溺于安樂享受而改變著述志向，更不要隨俗合污追求眼前之利。在一個狂飚突起，風云變幻的歲月，在長期受儒家思想束縛壓抑的文化氛圍中，一個領袖級的人物如此推崇文學，一定會吸引大批熱衷于功名的文人的注重力。那些身懷文才的作家一定熱血沸騰、躍躍欲試，他們要用華采麗辭抒寫自己治國治民的宏圖大志。據《三國志》記載。當時在曹氏父子四周集結了一班文人，形成所謂“鄴下文人集團”，就是明證。因《典論·論文》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繁榮發展功不可沒。
曹丕在本文中首次將“氣”這個概念運用到文學理論中，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悠久傳統的以氣論文的先河。其云摘要：
文心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典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這里所說的“氣”，在創作主體方面，就是指作者的氣質、才性，形諸于作品，便是作家的氣質在文章中的生動表現，也即作品所呈現出的獨特風格。作家的創作才能為什么各不相同呢?為什么有人擅長這種文體，有人擅長另種文體?為什么寫的是同一類文章而風格各異呢?曹丕認為這是由于人的個性不同的緣故。亦即各人稟氣之差別而造成的。曹丕說氣又有“清”、“濁”之分，這是一種最廣義的劃分。它是就人所稟陰陽二氣來說的。清濁實即陰陽，陽氣上升為清。陰氣下沉為濁。那么所謂“清”，就是一種峻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摘要：而“濁”則指凝重沉郁的陰柔之氣。曹丕在這里實開創了后世以陽剛、陰柔之美論文學之先河。文取決于人的“氣”，作家們個性氣質的差異，也就決定他們作品的不同風貌。而由于作家風格不同，就不能以已之長。攻彼之短。所以《典論·論文》論氣，其主旨在論證文章成就不同，風格互異的客觀依據，進而反對“文人相輕”的陋習。基于這樣的觀點，曹丕在《論文》及《和吳質書》中，對建安時代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特征作了扼要而且比較中肯的批評摘要：
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埸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王粲是寫作辭賦的佼佼者，徐干的作品具有齊地舒緩的風格特征，應埸的作品平和而缺少剛健，劉楨的作品道勁有力但不夠細致，而孔融高深美妙，一般人難以企及。以上既是在品評作品的風格特征，也是在品評人物體氣才性的差異。
曹丕的“文氣”說和魏晉時代的人物品評之風也大有關系。先秦以來。人們早已用“氣”來解釋宇宙生成等各種自然現象和某些社會現象，“氣”是人們宇宙觀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魏晉時人們認為人的性情乃是天賦陰陽二氣凝聚而成的，不同的人所稟賦的陰陽二氣之狀況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個性，他們才能高低、特長所在也各不相同。例如劉劭《人物志》說摘要：“人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曹丕將“氣”的概念移用到文學理論中，曹丕講的“氣”猶今日之風格，當他說某作家具有某種氣時，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氣質。在他看來。“文氣”和作者的氣質是一致的。注重到文章的風格和作家氣質具有聯系，這是曹丕超越前人之處。
“文以氣為主”的命題不僅廣泛深入地揭示了作家和作品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是對漢賦形式主義傾向的批判和否定。漢代統治者實行嚴酷的思想專制，扼殺作家的創作個性，他們把作家視同俳優(雜耍、游戲)，那些沒有出息的作家，也只是應詔而作，歌功頌德，甚至無功也歌，缺德也頌，茍合至上。淪為宮庭玩物。到了曹丕的時代，“世積離亂，風衰俗怨”(《文心雕龍·時序》)，嚴酷的社會現實，強烈要求文學做出有力的反映摘要：身處亂世的作家，也強烈要求在作品中抒寫自己建功立業的壯烈情懷。漢末魏初出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好賢知文”的曹丕提出“文以氣為”，正是這種反對形式主義的時代要求在文學理論上的反映。在“文以氣為主”的影響下，作家開始擺脫了娛樂君主的奴婢地位，開始在作品中充分展現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建安文學呈出“俊才云蒸、慷慨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嶄新局面。魯迅之所以高度評價曹丕“文以為主”的提法，說它造成了建安文學“壯大”的特色，標志著我國古代文學從此進入了自覺的時代，其道理大概正在于此。
《典論·論文》還對文學作品的體裁新問題進行了分類辨析摘要：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末異”的理論。用今天的話來講，“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摘要：“末”指不同文體的非凡性，即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相同摘要：而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其“末”相異。曹丕將文體分為四類八科，奏議書論屬無韻之筆，銘誄詩賦屬有韻之文摘要：四類文體的特征，“雅”和“麗”偏重于語言形式，“實”和“理”偏重于思想內容，作為對不同文體的界定，這四類都屬于風格體貌。可見曹丕的“文本同而末異”討論的是文體和風格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麗”作為詩賦和其它文章的區別雖不甚準確，但卻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說明他看到了文學作為藝術的美學特征。曹丕對文章體裁的分類，雖然比較簡略，但是具有比較高的理論概括性，對后世的影響頗為重要。它不僅第一次對各種文體之間的差異作了概括，而且大大推進了以后有關文學的體裁、形式特征的探究。
《典論·論文》還論及了文學批評的態度新問題。曹丕認為，在評論別人作品時，往往輕易出現兩種錯誤偏向。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一點前人已有很多論述，曹丕并無獨到之處。二是“文人相輕”、“暗于自見”，“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是曹丕所提出的一個新見解。在當時品議之風盛行的情況下，“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和楊德祖書》)，都是弊帚千金，自視甚高，如同今世作家們的戲言，文章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別人的美。假如都用自己之所長，去輕別的作家之所短，這樣就不可能客觀公正地評價別人的作品。文壇上風流倜儻、才華橫溢的建安七子尚且“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何況一般文士?曹丕以文壇領袖和政治家的氣勢批評了這種不良文風。他認為作家才性氣質不同，文章體制多種多樣，“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很少有人能兼善眾體，所以正確的批評態度不應該是“文人相輕”，而應該“審已以度人”。根據不同作家在個性和藝術特征方面的不同，進行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從上述幾方面可見，曹丕《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篇標志性文獻，它所論及的新問題，有的雖然僅僅是略引端緒，但對后代的影響頗大。正如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中指出的，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經學時代文學理論批評的暫時告終，和以玄學思想為主導的新的文學理論批評時期的開始。文學理論批評開始由側重探究文學的外部規律，而轉向側重探究文學的內部規律《典論·論文》際志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從此進入了比較自覺和完整的階段。因而具有開創意義。
附摘要：
典論·論文”[魏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和弟超書曰摘要：“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摘要：“家有敝帚，享之千全”。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璃元瑜，汝南應場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駢骕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豢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踽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于自見，謂己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i，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和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