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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結構主義與電子超文本技術相互應和,推動了20世紀下半葉文本形態(tài)與文本觀念的變革。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羅蘭?巴特關于“引人寫作之文”的論述,福柯關于知識考古學、權力網(wǎng)絡和全景敞視主義等觀點,都和超文本理論息息相通。深入考察后結構主義和超文本理念的關系,有助于認清社會思潮和信息科技之間的相互作用。
關鍵詞:后結構主義;超文本;信息科技;社會思潮
由于電子出版物和萬維網(wǎng)(WWW)的普及,超文本的應用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超文本開發(fā)者在各個文本單位之間加以明確的鏈接。這些鏈接開辟了新的文本空間,并深化了人們對語言符號相互關系的認識。超文本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批評家何為:超文本時代的批評理論》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論家蘭道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者最近的著作那樣,超文本重新設想了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巴赫金對多聲部的強調、福柯關于權力網(wǎng)絡、吉爾?德勒茲與費利克斯?加達里關于根莖的“游牧民思想”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現(xiàn)代主義發(fā)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xiàn)象的不滿。[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著重論述德里達、巴特和福柯的思想與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處。
一
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發(fā)表的演講《人類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被公認為解構主義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國劍橋大學討論是否授予他榮譽學位時,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倫敦《時報》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德里達先生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哲學家,而他的寫作也的確帶有這個學科的某些寫作標記。然而其作品的影響,在一個令人驚訝的程度上,幾乎完全在哲學之外的領域里,例如,在電影研究、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等系科里。……德里達先生的學術生涯在我們看來就是把類似于達達主義者(Dadaist)或具體派詩人(Concretepoets)的惡作劇和鬼把戲翻譯到學術領域中來。”[3](P232-233)這些人的非議是事出有因的。德里達顛覆文學從屬于哲學的觀念,難怪其作品在文學界的影響超過哲學;他所熱衷的解構,帶有鮮明的文字游戲性質,難怪學術界視之為某種“惡作劇”或“鬼把戲”。盡管如此,德里達在20世紀下半葉所曾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驅之一。
德里達以對西方從柏拉圖以來重語音輕文字傳統(tǒng)的批判,樹起了迥異于索緒爾所代表的結構主義的旗幟。他不僅著力避免在賦予“所謂時間上的語音實體”以特權的同時排斥“空間上的書寫實體”,而且將賦意過程看成一種差異的形式游戲。他說:“差異游戲必須先假定綜合和參照,它們在任何時刻或任何意義上,都禁止這樣一種單一的要素(自身在場并且僅僅指涉自身)。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并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上或系統(tǒng)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品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chǎn)生出來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統(tǒng)中,不存在任何簡單在場或不在場的東西。只有差異和蹤跡、蹤跡之蹤跡遍布四處。”[3](P76)德里達作為前提加以肯定的綜合和參照,并非發(fā)生于文本內部,而是發(fā)生在文本之間。作為閱讀對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場的,但它的意義不能由自身指涉獲得,而只能在與不在場的其它要素的聯(lián)系中賦予。如果不是著眼于單一的文本,而是矚目于多個作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這些要素組成的系統(tǒng),那么,在場與不在場的劃分便失去了嚴格的界限(因為二者可以輕易轉化)。
德里達發(fā)明了“延異”(differance)一詞來概括文字以在場和不在場這一對立為基礎的運動。在法語里,它的發(fā)音和“差異”(difference)一詞相同,只是寫法上第七個字母有a和e之分。這個新詞是聽不到的(被讀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書寫中才能辨認,因此恰好可用來概括文本的特點。根據(jù)德里達的解說,延異是差異、差異之蹤跡的系統(tǒng)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tǒng)游戲,正是通過“間隔”,要素之間才相互聯(lián)系起來。這一解釋完全可以移用來說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這些文本單位因為彼此之間存在間隔(不構成連續(xù)文本),才得以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間隔是積極的,是聯(lián)想生成的空間。當然,間隔使得這些文本單位彼此之間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使得“意義”的在場與否成為一種懸念,當我們點擊鏈接、在經(jīng)歷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來的是瀏覽器上“此頁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體驗到間隔本身的消極性(這是閱讀連續(xù)文本時體驗不到的)。構成文本單位之聯(lián)系的鏈接因為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而得以延續(xù)(從一個頁面指向另一個頁面);反過來,鏈接本身又因為上述延續(xù)而產(chǎn)生變異(頁1與頁2的鏈接并非頁2與頁3的鏈接)。這種因異而延、因延而異的運動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誠如德里達所言,“作為文字的間隔是主體退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識的過程。”[4](P97)因為有間隔,鏈接才成為必要;因為有鏈接,間隔才不是純然無物的空白,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字。間隔出現(xiàn)時,原有的閱讀或寫作中斷,主體從而退席;但是,這種退席與其說是撒手而去,還不如說是新的出場的準備。間隔也促成了用戶心理由意識向無意識的轉化,這種轉化不過是相反的心理運動的前導。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場、新的文本出場之際,電子超文本網(wǎng)絡的用戶盡可抓緊時間從事其它活動(如打開另一個瀏覽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間隔增加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干擾。但是,這段時間亦可被用戶作為反思之用,有助于從新的內心視點審察先前瀏覽的文本,因此,間隔又增強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理性精神。這就是超文本的間隔所包含的辯證法。
德里達所鑄造的“延異”一詞,表明了后結構主義與自己的前身的差別。結構主義看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認為結構的各種要素是同時出現(xiàn)的。相比之下,德里達則注意到要素在時間上的差異。“延異”之延,正是時間性的;“延異”之異,才是空間性的。因此,“延異”恰好是時空的統(tǒng)一。理解“延異”這一概念對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種路徑可以通過地圖等形式在空間中展示出來,但是,對于這些路徑卻不能同時加以探尋。因此,超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當用戶選中某一種路徑時,其它路徑在空間上便由在場轉化為不在場,對它們的探尋相應也就被延緩下來。當然,這種延緩并不是結構的破壞,而是超文本的結構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尋之外總是存在新的探尋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轉,奧妙無窮。德里達所謂“延異”實際上是將結構理解成為無限開放的“意指鏈”(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則使這種意指鏈從觀念轉化為物理存在,從而創(chuàng)造了新的文本空間。
德里達還使用“播撒”來表達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義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達看來,意義就像播種時四處分撒的種子一樣,沒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斷變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結構,而是曲徑通幽的解構世界。不存在所謂終極意義,那么,表意活動的游戲就擁有了無限的境地。這個隱喻同樣可以移用來概括寫作與閱讀超文本時意義的變化。如果說線性文本強調文本的內部關系、因而強調意義的會聚性(所謂“主題”正是這種會聚性的概括)的話,那么,超文本則更為重視文本的外部關系,因而使意義的發(fā)散性顯得相當重要。漫游于電子超文本網(wǎng)絡之中,我們從一個頁面進入另一個頁面,也就是從一個語境進入另一個語境,這種運動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而延續(xù)的,通過閱讀所把握的意義隨著上述運動而“播撒”,無所謂中心,也無所謂終極。即使上網(wǎng)時心存中心(例如搜尋特定主題的資料),這種中心也會為電子超文本網(wǎng)絡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網(wǎng)作為一種活動存在為用戶的時間和支付能力所間斷,但這種間斷并不是發(fā)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對終極意義的領悟,不過是新的漫游的準備。
我國古代治學傳統(tǒng)中,早就有“六經(jīng)注我”與“我注六經(jīng)”的分別。德里達眼里的讀者,同樣有著重主觀與重客觀的分野。重主觀的讀者自以為有權力隨便增添什么東西,重客觀的讀者則拘謹?shù)貌桓彝度肴魏巫约旱臇|西。德里達認為這兩類人都不懂得閱讀,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進行解構閱讀。解構閱讀是文本自身解構而造成的意義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賴于文本而又不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達的連貫性,也不追求傳統(tǒng)意義上的闡釋或說明。它強調互文性,企圖抹去學科界線,這在精神上與超文本相通。
德里達認為解構是“寫作和提出另一個文本的一種方式”。[3](P19)超文本的閱讀同時也是寫作。網(wǎng)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眾所周知,解構閱讀和傳統(tǒng)閱讀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可寫’和‘可讀’,傳統(tǒng)閱讀是重復性的可讀,解構閱讀是批判性的可寫。……網(wǎng)絡上面的聯(lián)手小說,正是這么一種解構閱讀產(chǎn)生的怪胎:沒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線索,沒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類的群眾倫理訴求。每個續(xù)寫者都只是他對于原來的文章進行解構閱讀后的主觀觀察和本體理解,他沒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著在公認價值體系下的統(tǒng)一所指,在網(wǎng)絡聯(lián)手的過程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聯(lián)手者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環(huán)境。”作者參預發(fā)起的網(wǎng)絡聯(lián)手小說《守門》(http://eway.963.net)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參加進去。“角色扮演類型的《守門》讓每個人保留的獨自的視覺,任何場景和事件都是個體的感受,與他人所知無關,這是一種最為自由的個人精神的張揚。在這樣的網(wǎng)絡聯(lián)手小說中,道德、價值觀念、文筆、風格都成為了段落性的個別東西,整個情節(jié)發(fā)展只有能指,沒有所指。重復的只是某一個具體生命由于其經(jīng)歷和所思所感在一次敘述中的表露,那不是歷史道德的積累,也不需要反映狹隘區(qū)域利益的法規(guī)。在傳統(tǒng)媒體社會中,個體生命感覺的文化表達總是很難擁有最大傳播范圍的可能,而網(wǎng)絡角色扮演小說讓這種個人自由敘事倫理得到一個最廣闊的相容空間,網(wǎng)絡社會環(huán)境確實是解構主義的一個最大最好的舞臺。”[5]
二
在20世紀思想家中,法國人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又譯巴爾特,1915-1980)對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fā)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這位富于原創(chuàng)性的學者,是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轉折時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預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通過電子超文本網(wǎng)絡得以實現(xiàn)。
后現(xiàn)代主義強調能指與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來是個結構主義者,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之后倒戈,對結構主義的美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從而轉向后結構主義。巴特反對結構主義試圖從一個故事中抽取模型、從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敘事結構、再將這一結構應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張將“本文”與“作品”加以區(qū)別。根據(jù)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對于結構主義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與所指相互統(tǒng)一,存在固定的、對應的象征意義,存在作為最終探索目標的所指或意義的結構。閱讀的意義就在于探尋這種結構。“本文”的概念則是巴特新創(chuàng)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與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間發(fā)生了自由的、無目的的意指,這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象征活動,由此而產(chǎn)生的任何意義都是隨時生滅的,沒有中心、沒有連貫。對“作品”的閱讀僅僅是一種理解、一種文化消費,而對本文的閱讀則是一種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實際上是一種游戲。巴特的《S/Z》一書,既為后結構主義樹立了閱讀范例,又為超文本閱讀開創(chuàng)了先河。這本書將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切成561個閱讀單元,逐一進行討論,然后以令人驚訝的錯綜復雜的方式將這些討論組織成交叉參考,在這一過程中生產(chǎn)出篇幅遠過于原作的文本來。巴特的書自身就有可讀性。讀者無須知道巴爾扎克的原作就可閱讀《S/Z》,當然,要想閱讀《薩拉辛》,也無須先讀過巴特的大作。不過,一旦讀過了《S/Z》,誰還能再獨立地閱讀巴爾扎克的這篇小說呢?
巴特的“本文”觀包含了某種網(wǎng)絡的觀念。這里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其一,某個語詞之存在,都以其它語詞的存在為條件,語詞的意義是由其它語詞所組成的無形詞典所規(guī)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為條件,文本的意義同樣是由其它文本所組成的無形網(wǎng)絡所規(guī)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種鏈接眾多、彼此交互的網(wǎng)絡,是一個能指的星系,沒有所指的結構,沒有開頭,可以顛倒。讀者可從幾個不同入口訪問它,沒有一個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為主要的。這一理想正為萬維網(wǎng)所實現(xiàn)。在萬維網(wǎng)上,任何一個作者都可以將自己所寫的超文本文件鏈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這種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話,那么,每個文件就將鏈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從而產(chǎn)生無窮無盡的可能的文本。通過鏈接,文本分了支,這種分支近于無限,遠非任何個別作者或個別讀者所能窮盡。萬維網(wǎng)既無開端,又無結尾,只是呈現(xiàn)為一個不斷膨脹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沒有一個節(jié)點具備相對于其它節(jié)點的優(yōu)先權,各個要素的順序可以任意跳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