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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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現代心理科學研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即過多關注消極性質的心理問題。1998年，美國心理學會前主席塞利格曼（Seligman）明確指出心理學的三個使命：其一，關注消極心理，治療心身疾病；其二，增強民眾生活幸福感；其三，甄選、培養有天賦的人。[1]先前，心理學研究較為注重對消極性質的心理問題開展研究，隨著社會變遷，為進一步拓寬心理學研究范疇，有效完成其后的兩個使命，提倡“積極心理學”勢在必行。不可否認，新近心理科學也逐漸興起一個新的視角，即“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早在二戰結束初期，世界仍沉浸在悲傷和失望的消極氣氛中，針對此問題，人本主義心理學就主張要關注人性中的積極成分?！胺e極心理學”一詞于1954年出現在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A.H.Maslow）的著作《動機與人格》的最后一個章節中。遺憾的是，在該詞語提出后的數十年間，心理學界并未對此展現出更多的重視。直到1998年美國心理協會（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APA）前主席塞利格曼先生發表演講，明確聲明要建立和倡導“積極心理學”，自此，學界才開始日益關注“積極心理學”的研究。2002年，斯奈德（Snyder）和洛佩茲（Lopez）主編的《積極心理學手冊》的出版正式宣告了“積極心理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

何為積極心理學？正如塞利格曼等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所倡導的，積極心理學就是以人類的美德和優點為出發點，采用積極的心態去解讀人類的心理現象，從而激發個體人性中的積極因素，幫助其形成良好品質并挖掘自身潛力。[3]本文認為，教育人類學作為教育學學科的一個分支，其進一步發展應當借鑒“積極心理學”。著名教育家赫爾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認為，“教育學作為一門科學，是以倫理學和心理學為基礎的。心理學為教育學指出了具體的途徑、手段和障礙”[4]。教育人類學是我國教育學科中新興分支之一，所以也應以心理學為基礎。常永才等人也認為，教育人類學若要更適切地運用于教學和學習問題的探索中，就必須加強借鑒關注個體的心理學。[5]本文嘗試論述的是，積極心理學何以有助于教育人類學研究的進步。

一、積極心理學與教育人類學研究相關的視角

教育人類學的鮮明特色是以田野工作為基礎的質性闡釋以及進一步的跨文化比較。而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一方面吸納了傳統心理學研究的理論成果，借鑒其量化研究方法，以實證主義探討人類走向幸福的路徑，[6]另一方面，積極心理學在研究范圍上加強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通過跨文化比較研究，可以了解“積極心理學”在不同國度、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特征，以及影響的變量有何差異。

（一）“積極心理學”的東西方視角西方文明史就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歷史，希望（hope）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種強大的潛在力量。回望西方文明史，希望是一種讓人由此及彼的動因性的、聚焦于目標的思維，它已經交織在西方文明的時代和事件之中，很難被覺察到，如同面包中的酵母一般?！暗溬飧Ｋ?，福兮禍所伏?！边@句中國諺語揭示了東方人觀察問題的視角，東方人認為世間萬物都處于永久的流動之中，就像好事肯定會發生一樣，壞事也一定會降臨。反過來，生活的挑戰也可能預示著勝利。好和壞的平衡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對平衡的預期和渴望可以區別東方人與西方人，反映了東方人尋求最佳平衡點的世界觀，西方人則在解決問題和監控進展時會采取更線性的方法。

（二）“積極心理學”研究中的跨文化視角維克多•埃爾（VictorHell）認為，文化（cul-ture）最初是指人類的耕作技術，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引申至精神領域。文化人類學家認為文化是一群人通過習得，對所作所為和每件事物的意義共有的認識。本文中討論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包括社會意識形態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制度。伴隨著人類對許多問題認識的深入，心理學界日益重視文化差異。布魯納（JeromeSeymourBruner）等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關注文化心理學，注重文化對人心理的影響和作用。[10]在此背景下，“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日益豐富。西方關于“積極心理學”的研究，當前主要集中在研究積極的情緒和體驗、積極的個性特征、積極的心理過程對于生理健康的影響等方向。這些研究，在獲得一些有意義成果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值得身處不同文化場景的心理學研究者探索。

二、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基于教育人類學的視角

當前，教育人類學所重視的跨文化視角在積極心理學中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成果，下面擇要概述。

（一）有關“快樂”的研究

“積極心理學”認為心理學的研究應該重視人性中的積極因素，“快樂”作為其中因素之一，不少學者對其進行了探討。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國家，快樂程度與收入的關系展現出差異性。如，在經濟落后國家，民眾的快樂程度與收入水平呈正相關；而在經濟發達國家，兩者之間關聯甚少。除此之外，迪納（Diener）所作的一個有關幸福感的研究也顯示，對于“快樂”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也有所不同。如，在北美文化中，人們認為追求快樂是他們的基本權利，而在佛教文化中，快樂則被理解成歷經苦難的結果。

（二）有關“樂觀”的研究“樂觀”是“積極心理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當前有關“樂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并且以西方文化為背景，尤以塞利格曼的研究為代表。他將“樂觀”看作一種解釋風格，采取歸因風格問卷（TheAttributionStyleQuestionnaire，ASQ）和言語解釋的內容分析（TheContentAnalysisofVerbalExplanations，CAVE）來測量。國內背景下有關“樂觀”的研究較少，只有以香港地區下崗婦女為研究對象的少數研究，如何實現“樂觀”研究的本土化，將是未來我國積極心理學研究的重點方向。

（三）有關“品格優點”的研究“品格優點”（characterstrengths）也是諸多積極心理學研究者較為關注的領域。塞利格曼等人在參閱了大量有關“性格優點”和“美德”文獻的基礎上，發現在包括哲學和宗教在內的各種文化中，總共有200多種美德，他們從中歸納出6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美德：智慧與知識、勇氣、仁愛、正義、節制和精神卓越，這6個美德又包括創造性、好奇心、勇敢、毅力等24種性格優點。[16]“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研究也證明了這24種性格優點在各種文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如，塞利格曼等人的研究展現了東西方青年人在此方面的普遍性。他們選取美國和日本青年人為研究對象，就這24種性格優點在研究對象身上的分布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分布的一致性程度很高。[17]不足的是，當前關于性格優點的研究多在發達國家進行，文化場景和文化覆蓋范圍較為狹窄，需要更多的跨國界、跨文化研究。

（四）有關“感恩”的研究一般來講，“感恩”是指個體在接受了他人幫助后，用感激情緒給予回應的一種行為方式，它具有跨歷史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表達方式不一致。同時，埃蒙斯（Emmons）等人的研究，也證明了“感恩”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具有差異性。如，就“感恩”的內容而言，中國人感恩思想側重感恩父母、感恩社會等，而西方人感恩思想則側重于感恩上帝、感恩自然等。[18]這種差異性背后的心理機制值得探索。

（五）有關“心理韌性”的研究積極心理學中的“心理韌性”（resilience）是指個體面對生活困境時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良好適應能力，跨文化研究證明這點與我國文化中的“逆境觀”有相似之處。應對生活困境，不同文化場景下的群體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中國人面對困境往往認為“福禍相依”，有較好的心理適應能力，這是中國人所特有的“心理韌性”成分。[19]另外，有關“心理韌性”的測驗量表，國外發展已較為成熟，但其在我國的適切性尚未得到驗證。如何尋求較為適合我國的“心理韌性”量表，這一問題亟待解決。

（六）有關“積極幻想”的研究“積極幻想”（positiveillusion）是指個體在生活中或在面臨威脅性情境、壓力性事件時所作出的一種積極心理適應。積極心理學的研究日益豐富，隨之一個新的研究點逐步興起：“積極幻想”有無跨文化性。針對此領域的研究，以海涅（Heine）和濱村（Hamamura）的研究為代表。他們通過元分析法，對東亞人和西方人在積極幻想方面的特質作了研究，發現兩者差異性明顯，相比于東亞人，西方人的“積極幻想”程度更高。[20]

三、“積極心理”：中國教育人類學研究的新生長點

“積極心理”是“積極心理學”所倡導的核心理念，能促進人類對人性中積極因素的追求，也是“積極心理學”的重要目的。我國教育人類學研究，也應借鑒“積極心理學”的理念，在田野工作中追求“積極心理”，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輸送“積極心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人類學要警惕“積極心理學”等諸多心理學科目研究中所具有的通病，這是教育人類學追求“積極心理”的前提性條件。眾所周知，不同的族群（ethnicgroup）有著各自的文化背景，特定文化的背后隱含著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各族群和諧相處，在文化多樣性中共同發展，正如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各族群之間的價值觀各具特色，不可能相互取代，更無優劣之分。

然而，“積極心理學”同樣犯有其他心理學研究的通?。焊J可白人價值觀。就像考恩（Cowen）等人戲稱“積極心理學”是“紐約人眼中的世界地圖”。如何避免和改善這個通??？這也是教育人類學的田野研究需要注意的，即堅持主客位研究相結合的思想。其次，教育人類學要借鑒心理學思維。前文已述有關“積極心理學”中跨文化視角的研究，幾乎沒有中國本土化的研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其地域差異、民族差異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積極心理學”發展近15年，成果頗豐，除了東西方文化的對比性研究之外，其心理學思維也值得我國本土的教育人類學者借鑒，借此研究國內民族、區域文化的差異，發揮中國56個民族多樣化、文化多元性的優勢，為和諧社會的發展提供基礎性的研究參考。再次，“積極心理學”提出的樂觀積極研究對提升中國當下國民幸福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和啟發，對公共政策制定、教育實踐中的應用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教育人類學最顯著的特色在于其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是較為關注現實性的一種研究。當前，中國社會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教育改革面臨極大的挑戰，邊疆民族教育發展更是任重而道遠。

心理學、教育人類學的工作者有必要結合自身研究興趣，逐步有意識地結合跨文化公平性、等值性理論，不僅要深度研究種種問題，而且要發掘和弘揚各民族的優秀品質，為民族復興和中國夢的實現作出更具建設性的貢獻和發展。還應指出的是，積極心理學與當今人類學發展的新精神是相通的。哈佛大學資深人類學教授麥克爾•赫茲菲爾德（MichaelHerzfeld）于2013年3月在復旦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有擔當的人類學”（engagedanthropology）這一理念。他指出，只做壁上觀的人類學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家的“有擔當”（engagement）是人類學的靈魂，它體現的是我們對自己研究對象的最基本的尊重和人文關懷。其實，“積極心理學”就是這種情懷。

作者：王凱 賈新超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