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化在疾病隱喻中突顯出來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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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珊·桑塔格對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隱喻”的分析,揭示了人類文化在疾病隱喻中表現出來的問題。她的批評實踐觸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隱喻修辭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身體的文化與道德意義以及疾病與“他者”的建構。

[關鍵詞]蘇珊·桑塔格;疾病隱喻;《疾病的隱喻》;文化研究

對于“隱喻”,蘇珊·桑塔格采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而所謂“疾病隱喻”,就是把疾病作為形容詞,即說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這事惡心或丑惡,在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不正確。桑塔格在論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許多疾病隱喻,比如,“看任何一個大城市縱橫交錯的平面圖,就是在看纖維瘤的縱橫交錯”;“西藏的那種隱修生活方式,對文明來說,是一種結核病”。這告訴我們,隱喻這種人類創造性思維形式和修辭手段,可能是危險的,應該警惕和摒棄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確、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欺騙性和鼓動性的隱喻,尤其是疾病隱喻。

作為一種常識,人們總是認為隱喻修辭的巢穴是文學語言,它使文學描繪顯得生動、形象和充滿想象力。然而,這一常識逐漸為當代西方知識界所顛覆,隱喻不再被視為文學語言的專長,而被確認為是語言、甚至思維的基本形式與特征。美國當代認知語言學家納可夫和約翰遜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們在其名著《我們賴以生活的隱喻》中指出:“隱喻在日常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語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為中,我們賴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統,從本質上說都是隱喻性的。”這一觀點指出,人類賴以思維的語言概念都是隱喻性的。比如,“長江口”、“瓶頸”、“桌子腿”、“箭頭”、“了如指掌”中的身體隱喻;“人生道路”、“社會舞臺”、“把溫度調高”、“情緒高漲”中的空間隱喻;“大腦是臺機器”、“人類社會的肌體”中的結構隱喻等等。如此看來,人類思維根本不可能廢除隱喻,然而,隱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凈、毫無問題呢?身為癌癥患者,出于對隱喻修辭的敏感和對疾病隱喻的痛恨,桑塔格說:“當然,沒有隱喻,一個人就不可能進行思考。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一些我們寧可避而不用或者試圖廢置的隱喻。”

在桑塔格看來,疾病隱喻是一種雙向的映射結構,一方是難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種被認為丑惡、淫邪的壞事物。通過其間建立“相似性”,疾病隱喻既可以輕易地把某個所謂的壞事物描繪為邪惡的,又使某種疾病的邪惡和道德色彩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對于疾病隱喻的普遍使用,桑塔格說:“當我們感到了邪惡卻又不再擁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學的語言來理智地談論邪惡時,我們怎樣才能做到謹慎?為了去了解‘極端的’或‘絕對的’邪惡,我們于是尋求合適的隱喻。然而,現代的疾病隱喻都不過是些廉價貨。那些真正患病的人聽到他們的病名常常被當作邪惡的象征拋來拋去,這于他們又有何助益?”從古至今,對疾病的厭惡和恐懼,都廣泛存在著,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難以治愈的重疾。而且由于各種非醫學話語(迷信話語、道德話語等)的推波助瀾,不僅給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還使疾病獲得了非常豐富的文化與道德意義。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積累和攜帶著人類的恐懼和非常復雜的文化與道德意義。當人們無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繪“極端”或“絕對”的邪惡時,疾病意象就成為一種唾手可得的、廉價的修辭方式,疾病也就成為邪惡的象征。由于人們在疾病隱喻中不斷地把疾病與其他可惡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論,疾病與邪惡之間似乎劃上了等號,疾病的邪惡和不道德意義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這對病人,無異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來,政治領域的疾病隱喻從來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無外乎煽動暴力,并使嚴厲的措施正當化,因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的修辭手段:“癌癥隱喻卻尤其顯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種慫恿,慫恿人們去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亦不外乎是一種引誘,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熱,也誘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萬般正確的”。關于政治話語中的疾病隱喻,桑塔格列舉了許多例子。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說成是“中東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義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癌瘤”;納粹宣稱血液中混有其他種族血統的人都“是”梅毒患者。可以說,政治話語中的疾病隱喻,很可能是對疾病意象的暴力運用,它激發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熱。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疾病意象所積累和攜帶的恐懼與邪惡被拋向了某個政治事件,從而把這一事件定性為徹頭徹尾的邪惡,這就大大增加了指責者的本錢,使得嚴厲的措施合法化。新晨

英國學者安德魯·本尼特和尼古拉·羅伊爾在論及比喻(明喻和隱喻)時指出:“對修辭性語言的操控與開發對于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會甚至經濟制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們用以談論它的各種修辭手段所調控的。”這兩位學者的觀點強調隱喻等修辭手段在人類政治、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各種語言修辭與某一文化的思維方式、文化意義與意識形態價值系統之間的聯系,從而提醒人們注意隱喻等修辭手段潛在的意識形態意圖。桑塔格對于疾病隱喻的分析正是一種隱喻修辭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批判,她的批評實踐讓我們再度審視這樣一個事實:隱喻,不論它在文學藝術和日常表達中創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詞,它都是一種修辭;而按照其本義,修辭是一種使用語言或其它符號去說服他人和影響他人態度的技巧,因此,在很多情況下,說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個事物,并不是為了更好地、更鮮明地說明和形容這個事物的實際狀況或特征,而是為了“說服”的目的,這時的隱喻就成為了一種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宣傳的手段。

隱喻是一種表情達意的修辭手段,也是一種文化“癥候”,因為它攜帶和傳達了某種文化假設、道德意義與意識形態意圖。因此,對于許多形式的隱喻,應該保持一種警惕和謹慎的態度。比如,戰爭(或軍事)隱喻就是一個值得揣摩和審視的隱喻,因為“戰爭被定義為一種緊急狀態,犧牲再大,也不過分。”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戰爭隱喻還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搶險救災中的“眾志成城”、“奮戰到底”、“人民戰爭”等等這些喚起團結和激發斗志的隱喻。對于戰爭隱喻,我們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發的非理性、狂熱和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