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核心元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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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康德的批判理性

由于性格的剛直熱情，李長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康德強調的理性精神。這表現在他評論魯迅作品時直接運用了“批判”一詞，更表現在理性精神貫徹了李長之批評的所有領域、各個階段。在他那里，這種理性精神，首先表現為“為批評而批評”。他認為，一個批評家的批評，是對人類尊嚴的捍衛，所以必須是純凈的，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目的。他說：“批評史是一部代表人類理性的自覺的而為理性的自由抗戰、奮斗的歷史。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批評是武器，換言之，就是人類理性的尊嚴之自衛。”因此，理性就成了他批評的最高法則、最高標準。他說：“批評是從理性來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評家，大都無所顧忌，無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這種理性精神，其次表現為李長之對批評家“識力”的強調。理性精神的弘揚需要批評家追求真理的勇氣，更需要批評家的遠見卓識。他說：“史料不可貴，可貴的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義，因此，歷史不該只在求廣，而且在求深！”在談到司馬遷時，他接受了唐代劉知幾針對史學家要具備“史學三長”———“才”、“學”、“識”———而“識”尤其重要的觀點。他說，“才”使一個人成為文人，“學”使一個人成為學者，只有“識”才能使這一個文人、一個學者成就偉大。“識”并不神秘，就是我們常說的在眾多的材料中發現事物發展脈絡、透過現象抓本質、在作品中洞察作家情感內核的能力。司馬遷的可貴與偉大，在他的博學，更在他鑒定、抉擇、判斷、燭照到大處的眼光和能力，也就是“識”。而具備了這種見大體、察根本的能力，必然會“不虛美，不掩惡”，這也就自然具備了一個史家需要的“德”，即道德人格的修養。不是嗎？一個對歷史上的大是大非能有通達之見的人，還會沒有史德嗎？至于如何提高“識力”，李長之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認為，只要不斷磨練理解史料、鑒別史料的能力，就會不斷提高自己的“識力”。

這種理性精神，還表現為李長之的文學批評具有科學性。中國傳統文學批評重視直覺感悟，強調在對文本的接受過程中，直接透過語言尋求心理共鳴。李長之說，中國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一樣，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其原因在于人們始終認為，文學不是專門的學問，文學批評自然也就不是一門有體系、有原則、有確切概念的“專門之學”。事實并非如此！李長之說：“不承認批評本身是專門學術及其所需要之知識，批評文學不會產生。”在他看來，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同義語，是以審美鑒賞為基礎、以文學原理為指導、對文學作品、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等等，進行分析、評價的闡釋活動。因此，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必須具備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知識。此外，李長之還吸收了康德的美學思想。針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精神淪落現象，康德認為，“審美”，也就是對藝術（包括文學）的鑒賞判斷，應該是一個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自由愉快的過程，最終溝通經驗世界和超驗世界，引人走向“最高的善”。李長之將之作為了自己文學觀念的基礎。他說：“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也在內）觀照人生的態度必須是審美的而后可，所謂審美，……即是既不忘情又不沉溺的態度。”他認為，藝術對于人類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認識、教育作用，甚至有時候會淪落為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但這應該與作者的創作動機無關。也就是說，藝術創作必須是沒有功利目的的。否則，作品就喪失了價值，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藝術欣賞、文學批評亦然。

二、方法：狄爾泰的精神史

狄爾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著名哲學家。他創立的“精神科學”研究“人以及人的精神”，影響了從傳統到現代文化語境的裂變，奠定了現代美學與文學批評的哲學基礎。由于楊丙辰先生的影響，李長之接近并喜歡上了瑪爾霍茲的《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書中，瑪爾霍茲對狄爾泰的精神史研究評價非常高。李長之非常推崇狄爾泰的學說，在以后翻譯的《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中，稱他是“建立了精神科學的大師”、“文藝科學的最大重鎮”、“精神科學中的牛頓”。1937年的教育大遷徙中，從北平到云南，漫漫幾千里，他的行囊中始終放著狄爾泰的書。狄爾泰在強調個人生命體驗的強烈性和豐富性的同時，又堅決抵制極端的個人主義。從一定意義上說，他繼叔本華、尼采之后提出的新的生命哲學可以看做是文化哲學。李長之的生命觀念、體驗觀念等皆與此相關，文學批評思想更與其精神科學密不可分。狄爾泰繼承并發展了新康德主義，嚴格區分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前者基于‘認識’（Erkennen）而后者基于‘理解’（Verstehen）”，并強調“唯由后者始能把握生命之本質，始能了解世界觀之諸種形式。”李長之借鑒了狄爾泰的“理解”概念，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并將文學批評的內容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了解作者“說的是什么”；其二，探究作者“為什么這樣說”。

怎樣才能了解作者“說的是什么”呢？只有“跳入作者的世界……用作者的眼睛看，用作者的耳朵聽……”從而消除與作者的時空距離和心理距離，領會“作者的本意”。為此，李長之提出了“感情的批評主義”，強調批評家要調動自己各方面的體驗，進入作者豐富隱秘的內心世界，把握作者細致入微的情感漣漪。在此基礎上，他強調時代精神：“只理解作者的思想還不夠，更必須理解那個時代的整個思想才行。理解那個時代的整個思想還不夠，又必須理解人類一般的思想進展才行。”在他看來，作者的體驗、思想與情感，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時代的產物，并與整個人類相通。因此，在李長之這里，人格事實上變成了一種文化屬性，是一種特定文化精神的體驗化或肉身化。在李長之看來，了解了作者“說的是什么”僅僅是探究作者“為什么這樣說”的基礎，后者更重要。這就必須進行傳記研究，了解作者的生存境遇。但這又不是泛泛地介紹作家的生活道路與創作歷程，而是“探尋把握作家的人格精神與創作風貌，闡釋人格與風格的統一，領略作家獨特的精神魅力及其在創作中的體現。”

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他往往把作者的家庭出身、文化淵源、教育背景，以及重要的生活經歷結合起來考察，把握作者人格結構的核心與心靈的流變，從而解釋作者“為什么這樣說”的內在必然性。這實際上就是狄爾泰所開創的精神史方法。精神史方法是心理研究與歷史研究地糅合，目的是全面系統地考察一個人思想的發生、發展與演變。“說明一個人的歷史，就是使他的生命成為歷史現實更一般特征的體現。”狄爾泰就善于運用描述心理學的方法，結合作者的生活經歷、時代精神，透過文本，揭示作者的精神結構與心理過程。李長之既接受了精神史這一方法，也接受了精神史方法在方法論上的啟迪意義。他創造性地將之成功地運用到對魯迅、李白和司馬遷等作家的考察中，只是他發揮了多學科交叉互補的優勢，對作家進行多維透視，因而更具有科學精神。

三、切入角度：洪堡特的語言觀

李長之文學批評中經常使用“內容”與“形式”，甚至也常常采用“內容決定形式”的說法，但是他的理解是獨到的。比如，他所說的“內容”不是文本包括了什么意思，或蘊含了什么意義，而是文本傳達出的作者生命體驗的核心。他認為，藝術的目的就是傳達作者的生命體驗；其它———包括“寫什么”和“怎么寫”等等———都只是手段，而語言居于諸多手段的核心。因此，語言成了李長之文學批評的切入角度。這受到了洪堡特語言哲學的影響。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也譯為洪堡）是理論語言學的創始人，是最早提出“語言左右思想”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特征，滲透了人類最隱秘的精神和情感，“包含和隱藏著人類的情緒”，是連續的、每時每刻都在向前發展的。李長之吸收了這種語言觀念，認為文藝（包括文學）要喚起人的情感共鳴，就必須依賴語言，或者說，只有通過語言才能活潑生動地表現人的內在生命，從而帶給人們心靈的震撼。他說：“語言者乃是天生只許可詩人把他充分而豐富的體驗之物置之于輪廓并陰影中的。……情緒與感覺是使詩人的詞藻得到直觀性與生命的源頭，……表現工具的不同，是可以制約內在體驗的不同，……文藝的表現工具或媒質是語言，……所以文藝的特質，應該向語言里去尋”。252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一個民族的語言自然是民族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載體。這是常識，洪堡特則更進一步，直接把民族的語言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等同起來，在實際的語言研究中，就是把語言同民族文化、精神聯系起來考察。李長之很認可這種觀點，他在引用了洪堡特“一種新語法的獲得，是一種新世界觀的獲得”后，明確指出：“語言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化身”，并闡釋說：“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的化身，就是一種精神的結構，假若想豐富我們民族的精神內容，假若想改善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翻譯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助力。”344因此，李長之文學批評的切入角度就是語言，他經常通過語言結構透視作家獨特的心理體驗和情感走向，溝通語言與作者精神人格的關系。這在他對司馬遷、李白、魯迅的批評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他用一個“逸”字來概括《史記》的總體語言風格，而這來源于司馬遷的精神“是在有所沖決，有所追求，有所馳騁”的浪漫性，“浪漫精神是那共同的底蘊。”298具體來說，他發現了司馬遷《史記》語言“重復律”與“參差律”，并由此進入了司馬遷的精神世界。他認為，《史記》詞句重復雜沓、甚而不合邏輯的原因是作者“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298至于“參差律”，他認為是司馬遷為了“故意破壞那太整齊的呆板，以構成一種不整齊的美”，正體現了司馬遷“好奇”的人格特征和突破有限、追逐奇異的浪漫文化精神，并說：“因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及其參差，風格極其豐富而變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樣，無一處不是奇境，又像詭幻的天氣一樣，無一時一刻不是兼有和風麗日，狂雨驟飆，雷電和虹！”93關于李白，李長之從“愁殺”、“笑殺”、“狂殺”、“醉殺”、“惱殺”等等極度夸張的字眼的反復出現認識到李白沖決一切的生命力，從“忽然”讀出了李白“精神上潛藏的力量之大，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隨時可以噴出熔漿來。”關于魯迅性格的內傾特征，他從魯迅“兩種慣常的句型，……一是‘但也沒有竟’怎么樣，二是‘由他去吧’”找到了依據，他說：“因為他‘脆弱’所以他常常想到如此，而竟沒有如此，便‘但也沒有竟’，如何如何了，又因為自己如此，也特別注意別人如此，所以這樣的句子就多起來。‘由他去吧’，是不管的意思，在里面有一種自縱自是的意味，偏頗和不馴，是顯然的。”他還發現，魯迅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奚落、嘲諷或者是一片哄笑”與小時候家道中落所感受到的世態炎涼有關。關于魯迅文字的張弛有致，“多用轉折字”，他認為是由于魯迅的“思路特別多”。

四、結語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李長之是一位獨具特色的理論批評家，是為數不多的職業批評家之一，常以批評家自詡，在著名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眼中，他是與周作人、朱光潛、朱自清、李健吾并列的1930年代中國五大批評家之一。這與他深厚的古典文化素養有關，也與他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美學的營養有關，其核心元素是康德、狄爾泰與洪堡特。具體來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確立了李長之批評的基礎，狄爾泰的生命哲學使李長之采用了精神史的研究方法，洪堡特的語言觀則讓李長之找到了切入批評對象的角度。

作者：耿寶強單位：濱州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