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中的語文學的對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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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上來看，現代語文學研究方法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甚至是希臘化時期。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主要是在對傳統語文學的反思與批判中發展起來的。現代語文學研究的早期提倡者主要有尼采、溫克爾曼(J．J．Wincelmann)等人，他們的研究在當時被稱為內容語文學(contentphilology)，以區別于由赫爾曼所代表的語言語文學。到尼采之后，語文學研究在重心和方法上開始發生重大的轉向。在《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Meditation)中，尼采指出，語文學研究如果只是注重歷史文獻的搜集與考證而忽略這些文獻所承載的文化精神，忽視它們對當下生活的意義，那么，“在歷史學的某種過剩中，生活將支離破碎，將退化，并且又由于這種退化，甚至歷史學亦復如是了。①尼采的這一思想在其后的語文學研究中不斷得到強調。與傳統語文學的文本研究相比，現代語文學不僅關注文本自身，而且更加注重文本所蘊涵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意義。

在現代語文學家看來，語文學不是宏觀的詞源學(etymology)或詞匯學(lexicology)，從更大的文化意義上說，它的使命是復原過去的文化和文明。與語文學研究目標的轉向相應的是其研究方法的轉變，也就是在傳統語文學考訂?？钡幕A之上引入了推測性研究。正如杰奧弗雷(HarphamGeoffry)所言:“當傳統語文學狹隘的考據性研究與寬泛的推測性研究結合到一起，當它找到了一條從封閉的文本研究通往語言研究的道路，并以此引向對作者及其文化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背景的研究時，傳統語文學就開始了向現代語文學的轉換?！雹谡Z文學的這一現代性定位使它的研究范圍和影響隨著每一門學科的成熟而不斷擴大，幾乎囊括了所有人文社會科學。

薩義德與德曼對語文學的推崇

在討論文學批評中的語文學時，薩義德和德曼都沒有從概念或學科性質、范圍等相關方面對其做出具體規定，但兩人都明確提出文學批評應當在語文學基礎上展開。在對美國當時的文學批評狀況作了細致考察之后，薩義德和德曼不無焦慮地指出，文學批評已經離開了其最為重要的批評對象———文本，漸行漸遠，自成一體，變成了一系列沒有依據的判斷和評價，面臨著失去根基的危險。他們都認識到，文學研究甚至是整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技能———語文學已經在以效率為目標的學術領域失去了其應有的地位。沒有語文學的支撐，文學批評已蛻變為各個專業領域內大而無當的理論游戲。因此，對于當前浮夸急躁的學術研究風氣來說，語文學工作顯得尤為迫切。薩義德和德曼指出，只有回到語文學這一古老的、但卻是人文研究中最為基礎的學科，批評才能重建其完整性和有效性。

薩義德對語文學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對維柯(GiambattistaVico)、奧爾巴赫(ErichAuerbach)、斯皮策(LincolnSpitzer)等語文學家的推崇，他很早就把這些大語文學家看作是自己學術研究的榜樣。在《語文學與世界文學》(PhilologyandWeltlitera-ture)的翻譯前言中，薩義德指出，“語文學研究不僅指向形而上學層面的永恒真理，而且它還在最為基礎的層面上討論具體歷史實踐中的真理”。③在文學、文化甚至是所有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對語言的細讀(closereading)是最為基礎的一個環節，它是所有闡釋藝術中最具有創造性的學科。在薩義德看來，語文學“是對言詞(words)和修辭的一種詳細、耐心的審查，一種終其一生的關注;正是通過這些言詞和修辭，存在于歷史中的人類才得以使用語言……”。

①言詞是人類歷史和文化變遷的載體，為人類文明與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和契機。但言詞不是被動地、機械地承載并表述歷史，每一個詞語本身都有其意義變化的歷史。語言，尤其是文學語言的模糊性以及語言之間相互制約所產生的意義變形使作品變得復雜多義。因此，文學批評的第一步是貼近文本，從文本的語言入手進行細讀，在對文本細節的分析考證中開啟語言的歷史文化意義，并以此來揭示文本的內在整體和全部生命。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一書中，薩義德以維柯、奧爾巴赫和歌德為例說明了語文學閱讀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實際上，薩義德本人的文學文化批評實踐就是對他的語文學思想的最好詮釋，《約瑟夫•康拉德與自傳體小說》(JosephConradandtheFictionofAutobiogra-phy)、《東方學》(Orientalism)、《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andImperialism)等著作本身就是語文學閱讀的典范。正是在文本的細密閱讀中，薩義德考察了西方文學文化史上權力、政治與帝國意識形態各種或明或暗的形式以及它們對文本的滲透與操縱，形成了他的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德曼來說，語文學在文學批評中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談到自己與德里達的區別時，德曼認為他們之間的最大差別在于德里達是一位哲學家，而他本人則是一位語文學家;德里達的解構思想具有形而上的意義，而在他這里，解構則是文本的自我解構。

德曼認為，對文學語言進行語文學或修辭學分析不同于審美閱讀。但是，嚴格的甚至是枯燥的語文學訓練卻是文學審美體驗的前提，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必須建立語文學分析的研究視野和意識。在《回到語文學》一文中，德曼指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文學批評領域內理論不斷翻新，各種理論流派層出不窮。但在具體實踐中，即使是在最有顛覆性的法國理論家那里，理論的轉向也只是語文學轉向一種表現，它實際上是從意義轉向對語言結構的研究。他進而以魯賓•布魯爾(RubinBrewer)教授的文學教學為例說明語文學訓練在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意義。布魯爾要求“學生在對作品進行闡釋時不能脫離正在閱讀的文本，他們所做出的任何觀點都必須以文本中出現的具體語言用法為支撐”。

②也就是說，他們的閱讀必須緊貼文本，不能離開文本進入到人類經驗和歷史的普遍語境中去。甚至更為嚴格的是，學生在閱讀中應該注意到語氣、短語或修辭的轉變，并對這些轉變做出語文學的闡釋，而不是把它們掩藏在一些通行的、以人文知識為借口的文學觀點之后。布魯爾的這種文學教學方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德曼承認，他“從沒見過學生因選修了一門課程而發生了如此明顯的變化，……這一訓練使他們在未經親自閱讀、考察之前不再輕易相信任何理論或觀點”。

③文本細讀的方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忽視了普遍性，但作為補償卻獲得了精確性以及文本意義闡釋的獨創性。據此，德曼指出，語文學閱讀是文學文本闡釋的基礎，離開這一基礎，任何閱讀———不管是審美的、宗教的、道德的還是認知的———都只是空談。文學批評與語文學的分離對兩者來說都是一種損失，專業的文學批評必須以嚴格的語文學訓練為前提。

薩義德與德曼回歸語文學思想的差異

薩義德和德曼對當時批評界存在的弊病所做出的判斷是一致的，而且都提出文學批評應“回到語文學”。但是，不難發現，這些共同之處并不能掩蓋他們之間的差異甚至是對立。對薩義德來說，語文學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研究，它不僅與語言有關，而且更重要的是與意義相關。語文學研究本身意味著權利、啟蒙與解放等人文主義精神，它是“達到最寬廣、最好的意義上的人文主義理解之正道”。④因此，薩義德的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理念———人文主義文化批評———也就成為其語文學研究的主導思想。但對于德曼來說，情況則剛好相反。德曼所要回歸的語文學主要是傳統語文學的文本本體觀和考據性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利用語文學研究來恢復文學批評的“純粹性”，把文學批評從審美、道德、政治、哲學等“非文學”領域拉回到文學本身，拉回到語言本身。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為什么同樣是回歸語文學，但結論卻如此截然相反?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回到薩義德和德曼的批評理論中，用兩人都極力倡導的語文學方法來細讀他們的思想，梳理其回歸語文學的理論背景和研究旨趣。

從思想內涵上看，薩義德的人文主義屬于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的范疇，也就是伊格爾頓所謂的“他還是啟蒙運動的繼承者”。①但與后者不同的是，薩義德所關心的并不是與科學或宗教相對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層面上的人文主義，也不是“人性”或“普遍道德”等抽象的人文主義，而是作為一種批評實踐的人文主義。他所要考察的是在錯綜復雜的國家、民族、社會關系中，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在具體實踐中的一種態度和責任。因此，薩義德人文主義思想的突出特點是它的實踐性品格，它是在具體的文學文化實踐中對西方傳統人文主義所做的學理性批判，這一批判的矛頭所向是本質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在對西方傳統人文主義進行考察后，薩義德指出，從歷史上看，傳統人文主義狹隘的實踐從根本上違反了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它令人誤解地歪曲了的歷史編纂學，它的普遍主義的狹隘性，它對西方文明未經檢驗的假設，它的東方學，以及它試圖推行一種方向一致的進步理論，其結果是減少了———而不是擴展了———天主教的包容性、真誠的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觀點、知性的好奇心這些東西得以存在的可能性”。

②作為對傳統人文主義實踐的修正或補充，薩義德試圖塑造另一種人文主義，它是世俗的、世界性的，不是民族、種族或階級為界限，而只是以“文本和語言為界”，③是整個人類不斷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的過程。正是出于這一目的，薩義德提出了文學批評回到語文學的主張，對他來說，“重回語文學，就是重回人文主義。”④作為一門獨立的具有人文關懷和歷史向度的專業領域，語文學與人文主義緊密相關?！罢Z文學通過對歷史中存在的人使用的語言……之解讀，能最有效地驗證人文主義的核心價值?！雹菰凇度宋闹髁x與民主批評》的開篇，薩義德強調了語文學在人文主義批評實踐中的必要性，指出“語文學這門遭受了不應有的遺忘，讓人覺得散發這陳腐氣息，但在知性上很有說服力的學科，何以需要以某種方式得到保存，重新激活，并且使之適用于當今美國的人文主義事業”。

⑥在對歐洲傳統人文主義進行反思并對當下人文主義文學批評實踐所面臨的困難進行考察的過程中，薩義德已經充分意識到了語文學的巨大潛能和重要方法論意義，它一方面使人文知識分子擺脫身份與成見的羈絆，“努力運用一個人的語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釋、掌握我們歷史上的語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語言和其他歷史上的成果”，⑦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與“我們”不同的“他者”的歷史、文化與精神;另一方面使他們能夠對傳統人文主義中的帝國敘述進行詳細謹慎的拆解，揭露掩藏在帝國話語背后的各種利益關系和歷史事件，進入文本產生與存在的世界，并理解它所蘊含的豐富獨特的歷史傳統與現實關系。這一過程涉及到了人文主義實踐中的兩個基本方面———接受(acceptance)與抵抗(resistance)，它實際上也就是人文主義文學文化批評的整個過程。然而，到德曼這里，文學批評的語文學回歸則是另外一種情形?？梢哉f，薩義德所提倡的文學批評中人文主義語文學閱讀正是德曼所極力反對的。參照一下德曼的文學批評主張，這一點就可以理解。

一般來說，德曼的學術思想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他的前期研究主要是一種對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超驗的關注，后期因受到法國理論，尤其是德里達解構思想的影響，研究重心開始由主體性轉向語言，用語言的修辭取代對作者、讀者、意義等“外部”因素的強調。德曼認為，語言并不像傳統觀念所認為的那樣產生于人類，人通過理性可以認識它、支配它。

相反，語言先于人的認識而存在，而且同自然一樣存在于人類之外，“符號首先存在于世界，其次才進入人的大腦”。⑧語言的結構先于其意義，它具有指涉功能(referentialfunction)，但它指向的只是它本身，而不是語言之外的現實?！罢Z言作為行動的力量”和它“生產其他語言的力量”①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它在指向行動、現實、意義之前就已經指向了其他的語言。因此，文本只是一場語言的游戲，意義被無限“延異”(différance)。

既然語言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功能，它與現實之間的指稱結構也就不復存在，那么，語言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結構?在這一問題上，德曼深受尼采語言觀的影響，用語言的修辭性代替象征性，建立了他的修辭學語言理論。德曼認為，語言并不是兩個主體之間的橋梁，它的意義不在于彌合主體與客體的分離，而是語言之間無休止的能指。語言的修辭性特征尤其表現在文學文本中。事實上，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德曼在討論語言的修辭性時考慮的主要是文學語言。在德曼看來，語言的修辭程度是判斷文本文學性高低的重要標準，“文學語言的決定性特征實際上是它的比喻性，也就是廣義的修辭性”。②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甚至把這一觀點推向極端，把修辭性看作是文學本身，得出了文學即修辭的結論。既然文學是修辭，那么，對文學文本的閱讀就必然是修辭性或“寓言性”的。寓言性的閱讀并不像傳統閱讀那樣致力于縫合語言與意義之間的裂隙，相反，它公開承認兩者之間的分離與對立，承認語言結構的優先權。

可以說，寓言性閱讀是德曼語言觀和文本觀的體現和必然結果，它的一個典型特征把閱讀封鎖在修辭化語言中。德曼通過寓言性閱讀破除了人們希望通過語言來實現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自然的整體性幻想，把閱讀從審美的、政治的、宗教的或認知的負荷下解脫出來，歸還于語言結構本身。而這也就是他在晚年重申文學批評應回歸語文學的主要原因。

在《回到語文學》一文中，德曼指出，那種通過語文學研究來發現古典文明、重建古代世界的做法看起來也許是一項宏偉的工作，但是這一做法本身卻違背了語文學的基本精神。語文學不是一項文化研究，它自身的性質規定了它的研究對象只能是語言，研究方法也只能是考據的方法。這是語文學對于文學批評的意義所在，它能夠使批評保持客觀性，使它成為一門精深、科學的學問。因此，德曼尤其推崇新批評(NewCriticism)，認為它使文學批評重新回到文本，保持了文本的自足性和結構的均衡性。德曼指出，在文學批評史上，文學曾被賦予審美的、政治的、道德的、認知的等不同功用，而且由于對某一方面的突出強調，人們很容易從文學本身滑向某個特定的領域。但是，文學語言的修辭性結構決定了文學批評只能是語文學式的闡釋活動，從文本開始，以文本結束。對以“修辭性”為本體的文學來說，批評家的工作也只能是對文本進行一種技術性的語言分析，而不是文本之外的審美或道德研究。對于當時文學批評所面臨的危機，很多人把它歸咎于法國理論，但德曼認為，這一危機實際上是由那些以文學的名義所進行的非文學研究造成的。文學批評不是理論批評或道德、心理批評的替代品，批評家不能隨心所欲地離開文學文本而直接進入審美、道德或政治等更為普遍的人類經驗領域。因此，對德曼來說，“當前文學闡釋的最為迫切的任務是回到作品本身”，③回到語言本身，這是把文學從其危機中拯救出來，保持它的“純粹性”和“文學性的”唯一有效手段。

結語

作為文學研究領域中文化政治研究和純文學研究的倡導者，薩義德和德曼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研究理念。但是，在對各自所面臨的文學批評狀況進行反思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語文學，并試圖從歷史上尋找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來為當下的文學批評服務。在他們這里，語文學是作為一種方法論存在。但是，由于這一方法在闡釋學科中的基礎性地位，對薩義德和德曼來說，它已經內化為一種學術研究意識。這一點對我們當前的文學批評來說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以文本細讀和整體文化意識為基本特征的語文學研究不僅僅只是一門學科或一種方法，從更為深遠的層面上看，它更是一種堅實的學術研究立場和態度。

作者：張春娟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