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聯的審美表征及美育啟示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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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楹聯教化性的生成是基于其本身的審美性。徽州楹聯的審美性體現在總體布局的秩序之美、形式上書法美學、內容上文學性三個方面。作為“寓教于美”的典型案例，徽州楹聯對于當下美育的展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徽州楹聯；形式；書法美學；文學性；美育

“徽州”原為行政區劃名稱，指包括歙縣、黟縣、祁門、休寧、績溪、婺源在內的地理區域，素有“一府六縣”之稱。時至今日，伴隨著行政區劃調整，“徽州”地區一分為三，原績溪縣劃入今安徽省宣城市，原婺源縣劃入今江西省上饒市，其余四縣歸入今安徽省黃山市。那么，當“徽州”已然“瓦解”后，當代學者在談論“徽州”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么？筆者以為，這樣一種闡釋的身后，是對“徽州”概念的置換，“徽州”已經從“地理徽州”轉向“文化徽州”。可以說，當“徽商”、“徽菜”、“徽墨”等產自徽州的物品均打上“徽”的標記，“文化徽州”的意義已經生成，這一系列闡釋活動的動力，都在于對于“文化徽州”的認同，是強烈的文化自信的驅動。本文所論述的對象“徽州楹聯”也是側重于對其文化意義上的再闡釋。“徽州楹聯”不僅僅是指從古至今篆刻、張貼于徽州府庭院廟宇等建筑的對聯，更深層次上是將其視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式，它承載著古徽州人民的精神寄托、人生理想。筆者通過西遞、宏村、呈坎村、潛口村、雄村、靈山村、蜀源村等保存較好的古村落實地走訪發現，從大的文化格局而言，可以說徽州楹聯呈現出以儒為主，儒道互補的態勢，是一種關乎人生、積極的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文化文本。具體來說，徽州楹聯彰顯出濃郁的儒家氣息，完整地表達著徽州人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從而維護大宗家族的倫常秩序以及整個社會的和諧相處；而其中一些關于山川景觀的詩性吟詠，則在點名景物絕勝之處的同時，顯現出對自然質樸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體現出道家文化中淡然隱逸的處世態度。基于上述，不難發現徽州楹聯在體現一定精神文化追求的同時便具有勸導、教化色彩，特別是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深刻體現出敬天法祖、修身齊家、忠君報國等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意識。但是，從古至今民眾并沒有對這樣一種教化形式予以排斥，恰恰相反，在數百年的“生活———文化”積淀中，楹聯被民眾廣泛接受，它成為歲時節慶、建筑裝飾不可或缺的文化形式。筆者以為，這與徽州楹聯的審美性密切相關。因此，本文擬通過對徽州楹聯具體的審美表達進行闡釋，進而從“鄉土徽州”的這一文化形式中汲取經驗，為當下美好鄉村建設提供文化資源。

一.總體布局的秩序之美

“人所具備的認識能力（其中也包括藝術的創造能力）尋求的是秩序……藝術的使命則是運用形象去顯示出這種多樣化的現象中所存在的秩序。”[1]在諸多的藝術樣式中，建筑藝術相對而言較為容易地在一定空間場域內通過有序、規律的布局，對秩序作出形象具體的闡釋，并因契合了社會大眾的審美追求而呈現出具有社會性的美感。徽州楹聯雖然小巧，但是數量眾多，每戶人家、每幢房前兩側均有所陳列，究其布局之法，卻并不是隨意為之，這種繁多而不雜亂的背后，是一種典型的秩序觀的體現，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分布形態上的對稱垂直狀。楹聯自產生伊始便是左右對稱出現，徽州楹聯延續這樣一種傳統，必為上下聯相互對稱，多為對偶句式，形成一種對稱之美。這樣一種“二聯并存”的形式，筆者以為最為原初的構造思想取自中國早期樸素的辯證法法思想，即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傳•系辭上傳》）。且徽州楹聯多依附于建筑的楹柱之上，為垂直分布，自上而下筆直端正，預示著正直不阿的人生態度；同時自大門至中堂，徽州建筑的形態中至少有兩副楹聯，這從橫向上形成一種逐漸推移的層次美感。其二，是大小尺寸上的因地制宜。徽州楹聯分布廣泛，府宅大門、院落中堂、側室門前均有涉及，但是其尺寸大小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大門楹聯尺寸最大，字體威嚴，極具氣勢；中堂楹聯則尺寸次之，字體端正，優雅清爽；側室楹聯則尺寸最小，字體最具個性，或雅正、或清秀、或迤邐；至于一般山間涼亭，因楹柱較細，故而楹聯也成秀長狀。這樣一種因地制宜式的楹聯尺寸設計，筆者以為一方面的確是由于楹柱自身大小的限制而產生的建筑本身之需，但更進一層，卻凸顯出儒家文化中“正名”的思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正，則事不成”（《論語•子路》）：正是徽州人將這樣一種“正名”的思想運用于徽州楹聯的大小尺寸中，根據不同方位而設置楹聯規格，形成主次有別、內外不同的楹聯風格，合理、有效地發揮出楹聯的裝飾功能、教化功能。

二.形式上書法美學的顯現

這里所說的“形式”，即普泛受眾對于楹聯最為直接的視覺層面的形式，它是最為感性的，所以這里的“形式”是純粹的，它所指涉的對象是指楹聯的文字符號本身，而不包括任何關于所指部分，換言之，當受眾即使一時間無法辨認出楹聯上的文字內容，但他卻可以對楹聯進行欣賞，這時他所關注的對象便是文字符號本身。徽州楹聯文字符號之所以具有觀賞性，是因為它是審美的，這一現象得以產生的根源在于其存在方式———書法。書法是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生于斯、長于斯，伴隨著漢字的不斷演化而不斷發展，豐子愷先生稱其為“最高的藝術”[2]，由此可見其在中國傳統藝術中的顯赫地位。徽州楹聯便是依憑書法而存在的：門庭柱子上的楹聯，首先依據柱子弧度制作弧形木板，然后再將文人書法雕于其上，然而再垂直固定在柱子之上；中堂之上的楹聯，一般便是在宣紙上直接書寫，經過裝裱后再懸于中堂。徽州楹聯的書法創作主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徽州本地的文人士子，一類是途經徽州的文人墨客。前者書寫的楹聯至今保存較多，是今天徽州楹聯的主要部分；后者書寫數量較少，但由于多為歷代文藝的知名人物，故其藝術價值更高；兩股創作群通過多樣的體式，共同構筑起徽州楹聯中異彩豐呈的書法景觀，也為后人的書法學習提供了臨摹的范本。通過與書法的巧妙結合，楹聯在楹柱上的發揮有了更加多樣和美感的表現。或因建筑的功能，如宗廟、學堂、風景亭臺，字跡或莊重、或秀致、或飄逸。學者王瓊說的好：“它們（筆者注：指徽州楹聯）與中國書法美妙地結合在一起，集中國書法草、隸、篆、行之大成，博大精深，韻味無窮，或以雄沉勁健、雍容端樸見長，或以俊秀瀟灑、溫婉流麗為勝，皆給人陶然興會的雅逸美感”[3]。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徽州楹聯形式上的書法美學顯現并不是單一的，它其后還蘊含了徽州的“三雕”之美、彩繪之美、裝裱之美等等；寧毋說，徽州楹聯的形式之美，是以書法之美為主，匯合其他多種技藝的審美集合體。

三.內容上文學性美感生成

楹聯是否屬于文學，對于這一問題學界至今沒有統一的定論，這從不同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中便可以得到體現：由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雖沒有設專門章節討論楹聯，而由郭杰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話》（吉林人民出版社）清代卷中則專置文字講述“楹聯文學”，由此可見學界對楹聯文體態度之一斑。楹聯是否為文學，這不是筆者論述的重點，但是無可置疑的是，楹聯在內容上存在文學的因子，因此對于楹聯的研究不妨將“文學性”的概念引入。關于楹聯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句式上聲律的要求。楹聯在語言結構以及句法形式上要求創作者注重賦予楹聯平仄、聲律、工整的外在形式，由此形成強烈的節奏感，從而體現出一種聲韻相諧的和諧美、平仄合律的平衡美以及對仗工整的對稱美。璜田鄉胡埠口吳氏宗祠賢德堂中“祖功宗德流芳遠，子孝孫賢世澤長”一聯便是典型的尾字押韻，讀起朗朗上口。其二，是語言修辭技巧的綜合運用。大多數楹聯雖形式短小，篇幅不長，但卻表達手法多樣，比喻、擬人、用典、烘托、反復、嵌字等修辭均有運用，使楹聯呈現出雖短小卻極富感染力生動力的藝術效果。例如休寧懷古書院中“山郭翠成圍，春吐日月；松風凈無洗，拂拭圖書”一聯，便運用了擬人的手法，以“吐”、“拂拭”二詞表現春與松風的無限活力。

四.徽州楹聯的美育啟示

可以看到，楹聯雖然是篇幅短小、十分有限的文化載體，但在有限的空間內仍然散發出了極強的審美性特征，它不是以一種枯燥無味、刻板化的僵硬說教面孔，而是以一種藝術化的空間處理，更為活潑的、具有藝術氣息的文學性的表達方式，啟發民眾于潛移默化之中，既達到了對于道德倫理的規約，又促成了徽州人民在無形中對于美感的追求與享受，于此，可見“美育”對于文化發展、文化積淀的重要性。就徽州楹聯這一美育形式而言，它的啟示可以簡要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育的內容具有一定的正面引導意義，它應當給予大眾的是一種主流、積極的態度。其二，是美育的形式應當具有鮮活的“人民性”。它不應當是簡單說教式的，而應該采取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就鄉村文化建設而言，應當積極融入村落的具體傳統習俗之中。當然，如何建構美好鄉村建設中的美育機制，這是另一篇文章需要討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美）阿恩海姆著.滕守堯等譯.《藝術與視知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

[2]蕭培金:《近現代書論精選》[M]，河南美術出版社，2014

[3]王瓊：黟縣古楹聯的民族性及其審美價值[J].文史博覽.2009.3

[4]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M]，連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9,114頁-115頁

[5]李澤厚：《美學三書》[M]，安徽文藝出版社，合肥，1999

[6]趙曄、沈昕：徽州楹聯的民俗學解釋[J]，巢湖學院學報，2014.5

[7]舒育玲：徽州楹聯通覽[M]，合肥，黃山書社，2013

[8]游紅霞：楹聯的文化景觀敘事與旅游開發探討[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17.3

作者：李梟銀 單位：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