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伯族雙語轉化的社會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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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錫伯語言文字是由1764年從東北西遷新疆的錫伯族人經由滿語言文字傳承變化而來的語言文字，和滿語有密切的語言發生學關系。目前，除了新疆的錫伯族人在使用這種語言文字外，東北各地的錫伯族人已經使用漢語言文字。新疆的錫伯語言文字使用較為廣泛的地區在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以下簡稱“察縣”），這是一個由漢、哈薩克、維吾爾、錫伯等多民族組成的雜居、混居地區，據統計[1]（P66），2008年察縣總人口為188759人，其中漢族65600人，維吾爾族50369人，哈薩克族38701人，錫伯族20888人，還有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數民族，我們以此地作為錫伯語言使用的代表地點展開研究。錫伯族1764年西遷新疆伊犁屯墾戍邊到1938年錫伯營解散，從封閉的軍營逐漸走向開放的社會，語言文字總體上從單純使用滿語滿文到滿漢兼用。1947年，錫伯族人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滿語滿文略加改進，使之更加符合實際使用，命名為錫伯語言文字。解放初期，錫伯族使用的語言文字是錫漢兼用，20世紀60—80年代逐漸使用漢語，20世紀80年代以后，漢錫兼用，現在轉用漢語的人口越來越多，尤其是青少年人口。2008—2010年，我們課題組一行數人數次去察縣八個牛錄進行等距離入戶調查語言使用情況。調查由問卷和訪談兩部分組成。問卷部分的詞表是根據戴慶廈先生主編的《基諾族語言使用現狀及其演變》一書中的《基諾語五百詞測試表》編制（我們把詞表中的個別錫伯語中沒有的詞對換成了深度、難度相似的錫伯語詞語）。訪談部分的主要內容為語言使用現狀、使用態度、語言代際傳承現狀、家庭族際婚情況、族際婚內語言的代際傳承情況等。目前根據我們對八個牛錄500戶的調查，全縣在職的能使用錫伯語書面語的人口為30人左右，多集中在語委、廣播電視局、報社等單位，由于能用錫伯語書面語進行創作的人口少，錫伯語出版物日趨減少，這些懂錫伯語書面語的人因缺少鮮活語料的滋養，水平也在不斷下降。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保護語言與文化多樣性文件匯編》中的相關文件條款[2]（P30-51），錫伯語書面語已可界定為瀕危語言，而錫伯族使用錫伯語口語的人口數量雖然仍顯優勢，但其口語由于受多種語言尤其是漢語的影響，衰退很快。如何保護傳承錫伯語言文字的研究就顯得格外迫切與必要。錫伯語言文字的演變到底和哪些社會文化因素相關、如何改善日趨衰退的錫伯語言文字使用狀態也就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
二、錫伯語言文字瀕危的外在表現
（一）錫伯語文使用領域的演變
錫伯族1764—1938年內生活在“錫伯營”軍事管理區內，奉行的是“國語騎射”政策，規定“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往”，基本上不和周邊其他民族來往，使用的滿語得以完好保存。1938年，全國最后一個消失的八旗軍營———錫伯營解散，和周邊其他民族開始了密切交往，語言的使用從以滿語為主，到兼用漢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其他民族語言。1960—1980年，察縣的中小學基礎教育模式實行的是直接向漢語過渡，錫伯語書面語教學在錫伯族中小學斷層20年，這一教學模式演變導致了今日錫伯語書面語瀕危，錫伯語口語衰變。改革開放以后，國家語言文字政策做了很大調整，錫伯語文又重新回到了錫伯族中小學課堂，但限于教材、師資、設備、圖書資料、學生和家長等因素影響，錫伯語很難恢復到建國初期的規模和水平了。調查顯示，政府辦公用語，除了每年一次的人大、政協會議部分使用錫伯語文外，其他各大局辦公、行文基本使用漢語文，錫伯語文已從最早的政府層面的政治、軍事、文化用語逐漸轉向以漢語文為主。雖然全縣的錫伯族人口基本上仍在使用錫伯語，但活力衰頹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錫伯語書面語瀕危已成事實。
（二）多民族雜居、混居對錫伯語瀕危的影響
人是語言文字傳承的主體，如何傳承語言文字和在周邊生存的不同民族人口的變化及使用不同的語言文字有關。截止到2008年底，新疆錫伯族人口為四萬余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伊犁地區、烏魯木齊市和塔城地區，烏魯木齊市的錫伯族人呈散居狀況，其他兩地則呈現出大聚居，小雜居狀態。新疆察縣錫伯族人口為兩萬余人，是錫伯語言文字保存最好的地區，我們以察縣為調點，考察該縣建國以后的各民族人口分布情況[3]（P117-118）：漢、維吾爾、哈薩克、錫伯、回五個民族的人口構成了察縣的人口主體。新中國成立以來，察縣總人口增長了4.9倍，維吾爾族增長了3.75倍，漢族增長了151.2倍，哈薩克族增長了2.73倍，錫伯族增長了2.21倍，回族增長了22.86倍，其中漢族人口增長最快，其次是回族人口———這兩個民族均操用漢語，為了和周邊民眾實現順利交流，以便于工作和生活，學習使用漢語成為每一個錫伯族人必須要做好的事，我們認為這也是造成錫伯語書面語瀕危，口語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我們的調查，現今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錫伯族，一般錫伯語、漢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四語兼通，這與錫伯族和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混居、雜居有關。1963年以后，漢族、回族人口不斷增加，操漢語的人口比重逐漸增多，漢語成了錫伯族重點學習使用的語言。1983年以后，漢族人口一躍而成為人口最多的民族，操漢語的人口已遠遠多于操其他民族語言的人口，再加之漢語的國家通用語地位，全國所有的公務用語、教育用語、經濟交流用語和漢語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五十歲左右及以下的錫伯族人漢語程度要明顯好于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甚至錫伯語，而錫伯語僅僅是和錫伯族在一起交流的口語工具。錫伯族語言使用的變化只能說明錫伯族是一個生存能力、適應能力很強的民族，是一個能夠與時俱進，自強不息的民族。
（三）專業機構認定的錫伯語文正字法式微
目前，在察縣工作生活的錫伯族，除了三十位左右在職的從事與錫伯語言文字有關的工作人員認識錫伯語言文字外，絕大多數是錫伯語書面語文盲，不懂錫伯語書面語。盡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非常重視錫伯語言文字的傳承工作，曾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此事，自治區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錫伯語專家也制定出了幾部正字法詞典，由于廣大的錫伯族群眾大部分不認識錫伯語書面語文字，也就無從起規范作用。錫伯語口語由于沒有錫伯語書面語的規范，呈無序變化狀態。
（四）族際婚的增加加速了錫伯語的瀕危
伴隨著錫伯族錫伯語水平的不斷下降和漢語使用水平的不斷提高，錫伯族和漢族的文化生活習俗非常接近，受漢文化各方面影響比較強烈，和漢族人通婚也可以擴大擇偶的范圍，錫伯族和漢族通婚已成一種普遍現象，但和其他民族族際婚的現象比較少。據我們對八個鄉500戶的調查，農村錫伯族人口比較集中的牛錄，漢錫通婚率為32.6%，鄉鎮為53.1%，縣城為65.3%，伊寧市為77.5%（伊寧市經濟開發區居委會），漢錫通婚對錫伯語的傳承與保護是非常不利的。在農村家庭，錫伯族相對集中的地區，漢錫通婚，家庭內部夫妻雙方漢錫語言都會使用，隨時可進行語碼轉換，孩子可聽懂父母雙方交流的內容，但孩子和父母溝通，漢語要多于錫伯語；在鄉鎮，夫妻雙方交流，一般情況下，漢語使用的頻率與范圍要多于錫伯語，孩子使用的語言主要是漢語；在伊寧市等其他城市，夫妻雙方以漢語為主要交流工具，孩子只會說一些非常簡單的錫伯語詞語，如親屬稱呼等簡單的生活用語。個別家庭為了錫伯語的傳承，夫妻雙方使用錫伯語交流，為的是給孩子灌一些耳音，不忘記祖先的語言文化，但其效果非常有限。當前，錫伯語口語的保存情況是，農村要好于鄉鎮，鄉鎮要好于城市，但活力日衰。
（五）錫伯語口語系統的衰變特征
口語具有開放性、整體性和關聯性特點，受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年齡越小的錫伯族使用的錫伯語受漢語的影響越大，尤其是在伊寧市及其他城市生活的錫伯族，使用的錫伯語“漢腔漢調”很重，已經沒有了錫伯語的原味，只是形似而已。在錫伯語詞匯的使用中，會夾雜大量的漢語詞匯，在錫伯語的口語句式中會混雜大量的漢語句式，有的復雜的錫伯語句式已經消失，有的在快速衰變。
（六）錫伯語文圖書出版的瀕危
1954—196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錫文編譯室出版發行圖書126150冊，181種，這對當時人口僅為兩萬多人的錫伯族來說，成績相當不錯。這也說明錫伯語言文字保存相當完好，廣大的錫伯族群眾對錫文圖書有著廣泛的需求。1982—1990年，出版圖書81440冊，114種，這是錫伯文恢復出版以后的高潮。這說明了在錫伯語言文字出版中斷二十年后，廣大錫伯族群眾對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熱愛和眷戀，想盡一切辦法也要把文字傳承下去的決心。1991年以后，漸趨萎縮，國家圖書出版補貼款項逐年減少，圖書出版品種僅為2—4種。2000—2007年，共出版17種圖書，其中綜合6種，藝術3種，文學2種，社科2種，歷史1種，古籍2種，語言文字1種，這些圖書發行量不大，多的有一千多冊，少的僅300冊。這說明錫伯語書面語言文字瀕危已經形成。
三、錫伯語言文字使用衰變的社會文化因素分析
從以上所列舉的六個方面來看，造成錫伯語言瀕危的原因我們認為有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方面。
（一）外部因素
1.從1938年錫伯營解散起，錫伯族人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純屯墾戍邊的軍民變成了和周邊民族一樣的邊民，要解決諸多的生存問題，不可避免地和其他民族發生密切接觸，哪個民族的人口多，語言使用的廣泛，語言在國家生活中的權威高，哪種語言就會成為錫伯族人民首選學習的語言。
2.錫伯族人民在和全國人民一起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接受外來先進文化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揚棄一些不適合本民族自身發展的一些因素，努力適應時展的需要：轉變觀念、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和周邊民族一起發展……，這些變革首先都要落實在語言生活上，就不可避免地對錫伯語造成了沖擊。
3.察縣的錫伯族生活在祖國西北邊陲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人口總體數量少，錫伯語對周圍其他民族的生活影響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工作、生活、學習、就業上，會一些基本錫伯語口語以加強各民族的感情、方便彼此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去精通另外一個民族的書面語、口語是不太可能的。
4.據我們調查，有84%的錫伯族家長認為，孩子們用大量的課時來學習錫伯語文，會占用學習其他課業的時間，影響孩子們的高考升學。而學習了錫伯語文，并不會對孩子們將來的工作、就業、收入、社會地位等帶來好處，“錫伯語過不了伊犁河”已成民間的一種普遍共識。大量的錫伯族由于學習刻苦努力，漢文使用得非常熟練，在高考時享受相關政策，高考升學率非常高。根據葛豐交等（2005）的調研，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錫伯族人口文化素質的許多指標較高，如每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含大專）為207人，高中文化程度為2442人，初中文化程度為2859人；高等學校在校生每萬人口比重為56人，普通中等專業學校在校生為75人，普通高中生為240.75人，初中生為527.75人，小學生為953人；15歲及15歲以上人口每萬人文盲人數為945人，占2.95%，遠遠低于全國水平9.08%；全疆每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比例為12.93%，錫伯族婦女占整個錫伯族專業人數的60.74%，這些數據說明錫伯族的文化素質較高，其許多指標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
（二）內部因素
1.每種語言文字都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礎之上，文化基礎深厚的語言生命力就要強一些，反之，則要弱一些。滿語言文字是1599年努爾哈赤任用額爾德尼等人，依照蒙古字母和滿語語音創制的。這對滿族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認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滿族的形成較晚，傳統的文學都是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學，而且數量不多，也未形成書面語創作的作品。滿文文獻絕大多數是典章案牘等應用性的文字，作為本民族文化載體的作用并不明顯。滿語文進入中原在和漢語文大面積、多層次的頻繁接觸中，很快就被漢語取代。而繼承了滿語文的錫伯族，也基于基本相似的原因，逐漸轉用漢語。
2.錫伯語口語和錫伯語書面語發音差別較大。會錫伯語口語的人讀出來同樣內容的錫伯語書面語很多人聽不懂，這也影響了一些人學習錫伯語言文字的信心。
3.缺乏鮮活的錫伯語言讀物。錫伯族小學1—3年級的錫伯族小學生每周上四節錫伯語文課，三年之后，會錫伯語字母和簡單的拼讀。但由于缺乏相應的錫伯語文讀物，學會的錫伯語言文字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錫伯語言文字的傳承就成了空中樓閣，無以為繼。國家民委連續多年在察縣開辦錫伯語言文字掃盲班，廣大的錫伯族群眾也很有學習的熱情，但基于上述和錫伯族小學生同樣的原因，收效甚微。北京大學教授馬戎認為，語言從性質和功能而言具有雙重性：語言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在所有方面的知識與文化積累，都是用本族文字記述下來的，所以是本族傳統文化的載體，語言自身就是文化；語言純粹作為信息交流和學習知識的工具，在本族內部交流中實現的是傳遞信息、文化傳承功能，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中體現的是從其他群體獲取信息和學習知識的功能。人們在生存和發展中選擇學習或放棄哪種語言，可以僅是理性的選擇。他認為語言工具性程度的衡量指標主要有三個：（1）使用某種語言的人口規模；（2）某種語言所能夠提供的科技、財貿、學術等領域信息的先進程度；（3）可通過某種語言進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體的人口規模：即除了以該種語言為母語的人口（第一個指標）外，還有多大規模的其他人口熟練掌握該語言。根據馬戎先生的論斷，我們認為由于使用錫伯語的人口規模較小，錫伯語的信息輸出量要遠遠少于漢語的信息輸入量，其他民族使用錫伯語的人口也比較少，且范圍也有限。那么僅僅由于傳承的需要來保護和保持這種語言，恐怕效果也是有限的。
四、結語
錫伯語是錫伯族的重要文化標志之一，也是人類共同的精神文化遺產，每一個錫伯兒女都希望自己的語言文字能夠傳承下去，限于種種條件，未能盡如人意。實際上，政府對錫伯語的保護也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曾派人來考察，在察縣五鄉重建了錫伯族民族文化村，國家民委曾設立專項資金連續五年到察縣掃盲，國家立項各級各類課題來資助錫伯語文的研究保護傳承工作，但都沒有擋住錫伯語文活力漸漸衰退的趨勢。我們認為，語言的本質是其工具符號性，其次才是語言的文化傳承性。在現代由于各民族之間交往的頻度、密度、關聯度都要遠遠大于以往，語言的工具作用凸顯，在互動的整體場域下，錫伯族民眾自然就會從交往的成本和需要來選擇符合自己表達習慣的語言符號，尤其是在和平、安寧的生活狀態下，很自然地放棄排斥心理，選擇一種適合自己使用的語言工具。由于漢語是國家通用語，也是新疆各民族共同的交際工具，在各民族共同的工作生活中，漢語有著更為廣大的使用空間，漢語的文化適用性和權威性要遠遠大于錫伯語。因此，我們在重視錫伯語言文化傳承和人文生態環境的保護，倡導雙語，建立多種語言文字共存和諧關系的同時，也要尊重錫伯族自由選擇使用語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