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主體地位女性主義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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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權制文化中男性對女性的“馴服”

在男權文化中，掌握話語權的男性按照一貫的標準衡量和界定女性以及兩性關系。所有的女性都在牢籠中被囚禁，任憑男性擺布和壓制，她們沒有話語權，完全喪失了主體地位。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男性等同于理性精神，而女性則被視為非理性的，因此男性具有了對女性操控、支配的特權。甚至這樣的統治和壓迫在父權制文化中是正當合理的。像《老張的哲學》中的李靜，因叔父借了債還不起，成了“帶腿的有價證券”被逼作為一種“商品”進行了抵押，她的不幸在當時社會是極其普遍的，而在男人眼中這還是女性的福，降臨到你頭上就該欣喜地接受這來自上天的賜予。《也是三角》里的林姑娘，以一百二十元的身價，充當了兩個男人的玩物，置于尷尬而又無奈的境地。女性成了任由男性買賣的商品。《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婦，因為娶親時娘家索要了一百塊的彩禮，老王與兒子大概再有一年也還不清這筆虧空，所以老拿小媳婦出氣，三天兩頭揍她，小媳婦最終不堪虐待，上吊自殺了。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宗法父權以經濟掣肘和道德規范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女人從此淪為男人的附庸，由此產生的性別歧視使女性人格獨立和物質欲望長期處于受壓抑狀態，鑄成女性人格的深層缺陷，對男性的依附導致女性自身人格尊嚴及自我人性的完全喪失。認命、服從在女性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老張的哲學》中，李靜的姑母，一輩子恪守婦道，沒把自己當人看，當李靜出嫁的頭天晚上，還未忘記把自己的“媽媽大百科全書”從頭至尾傳授給侄女該怎樣伺候丈夫，怎樣服從丈夫，怎樣管理家務，在她的心目中女性只是一個純粹的家庭看護者，從姑母形象可以體察傳統女性的普遍心態。更有甚者是《貓城記》里的公使太太，她在府第坍塌之后向機師發泄自己的怨憤：“‘這個’她揪住一個死婦人的頭皮；‘這個死妖精，十歲就被公使請來了，剛十歲啊，筋骨還沒有長全，就被公使給收用了。一個月里，不要天黑，一到天黑呀，她這個小死妖精，她便嚎啊嚎啊，爹媽亂叫，拉住我的手不放，但是，我是個賢德的女人，我不能與個十歲的丫頭爭公使呀，我給她上藥，給她做吃食，這個死東西，她一點并不感念我的好處！后來她長成了人，看她那個跋扈，她恨不得把公使整個吞了，公使又買來新人，她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怨我不攔著公使買人，我是公使太太，公使不多買人，誰能看得起他？’”[2]一個剛滿十歲的女孩子就被迫走上了被毀滅的歧口，作為公使太太的另一個女人同樣身陷泥潭卻全然不知，只覺得一切正當合理。在此，女性對于男性的迎合進一步強化了男性主體地位，她們主動遵循了社會規范與道德標準，順從了丈夫的一切安排，還要主動維持自身被壓抑、被貶低的他者地位。

二、女性主動參與被“馴服”的處境

男權文化對女性身體的支配是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在性別權力關系中，身體處于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男性如何對待女性的身體，女性身體的自主性，或者女性身體在性別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是衡量女性自由和自主性的一個標準。[3]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就有這樣一群特殊的女性，她們為了生存，千方百計地謀取生存空間，然而她們只能通過自己的身體達到謀取生存條件和生存空間的目的。《月牙兒》中的母親在當盡家中所有的東西之后，在整天洗衣服仍不能維持溫飽的情況下，在第二個丈夫出走以后，為了養大自己的女兒，不得已做了暗娼。女兒長大后，曾千方百計地躲避那個黑影，但最終仍被那個黑影吞沒，步母親的后塵。《駱駝祥子》中的小福子是車夫階層女人的代表。她喜歡祥子，但缺乏組織家庭的經濟后盾，不得已走入了黑暗的渾濁之中。在男性中心主義等級專制文化中，女性只是一個物化對象，她們完全掩蓋了自身的主體身份，靠依照男性標準來規范自身，“她們都打扮得很好，像鋪子里的貨物。然后等待著男性的買取，尋找著自己的依靠”。

她們無意識地參與了男性對自身身體的利用，這便直接導致了女性主體地位和獨立性的淪喪，她們的順從更加放棄了自身的權利，讓男性話語的掌控變得更加猖狂，也最終決定了男性的霸權地位以及女性的他者屬性。蘇珊•格里芬在《自然女性》第一卷中明確指出，柏拉圖錯誤地堅持精神優于物質，這樣的二元對立等級支撐著西方社會的一個觀點“：婦女是比男人低賤的人。”[5]她迫切希望女性能逃離這個二元對立的扭曲模式，然而現實是殘酷的。老舍先生也曾努力尋找這樣一種突破。自古以來，女性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中處于一種被壓抑被奴役的狀態。社會不曾給女性提供任何參與社會意見的機會，女性只是一個家庭的看護者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女性自然形成了兩種類型：一是社會體制下的馴服者；另一類就是潑辣型。這類女性在小說中表現為傳統女性人格的變異，我理解為老舍先生對男權社會中女性地位的一種變更、一種假設。他希望通過這種顛倒嘗試確立兩性真正和諧關系，以及一種理想中的社會存在狀態。可以說這種嘗試最明顯的例證是《駱駝祥子》。在此老舍先生將傳統的兩性關系進行了變更，使祥子與女人有了關聯，在這個過程中，老舍先生將兩性角色顛倒過來。祥子卻被虎妞左右。父親是要靠她管理車廠，為自己掙錢，而對虎妞的婚姻漠不關心。可對虎妞來說，她有自己的能力可以靠自己。于是她不惜代價，將自己的“愛”強塞給了祥子。長期壓抑的變態心理，在與祥子的婚姻中得到了變態的發泄。祥子得聽命于她，任由她指使、派遣。但如果對虎妞進行更深層的心理分析，依然不難看出傳統倫理意識的深深印記，她仍沒有超脫傳統倫理規范限定的權限，嫁給祥子之后，她想和父親和解，但父親逃走了，斷了她的財路，這時她只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她懷孕時，故意腆著肚子，生怕別人不知道。也許女性更大的悲劇便在此，她們自身對于男權文化的迎合和屈從，她們主動放棄了權利，參與被“馴服”的處境，無意識地扮演了加害于自己的同謀的角色，維持著自身被操控的他者地位。

三、基于相互性的女性主體身份建構

主體性最早是由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來的。他的“我思故我在”闡明了自我意識的位置。后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了“他者”概念，形成了主—奴交互性觀點。到20世紀，自我主體逐漸消解，只能在他者身上尋求主體，于是主體間性與交互主體性進入我們的視野，這種主體間性要求打破傳統的二元對立，開啟了主體之間和諧共處、平等對話的新模式。生態女性主義借鑒已有的主體性理論，提出了一系列解決男性—女性、人類—自然等二元對立的觀點，重構男性、女性和自然的主體身份，從而“通過文學研究對文學創作、進而對整個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和批判，改變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邊緣化’地位，喚醒人們的生態整體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建立一個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物種平等、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社會，一個包容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存在的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世界”。[6]在老舍小說《二馬》中，他塑造了理想化的英國女青年形象凱薩林，凱薩林認真好學，自強不息，追求事業之心絕不亞于男性，她對人生的看法是：“人生，據我看，只有兩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識和得知識！”[7]因為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她也就獲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自由，李子榮曾贊揚她心里有根，她愿意和一個男人一塊住，她就這么辦了，她有她的自由，她能幫助他。她不愿意和他再混，好，就分離，她有能力掙飯吃。有能力掙飯吃是女子獨立的關鍵。

老舍先生在小說中明確地表現了他自己的一種性別意識以及一種理想中的男女關系。首先，女性在社會中是獨立的，這種獨立不光是經濟上的獨立，還有人格上地位上的獨立，是一種社會對她們的認可以及男性對她們的尊重，社會不能由某一性支配，是共同使之發展進步的。其次，男女雙方是平等的，彼此平等的相處，平等的交流，男女雙方從一開始就該是相互依存，一方存在于另一方之中。女性要建立自身的主體性，打破二元對立的羈絆與束縛，真正意義上實現自我，建構自身主體身份，從失語、缺席的狀態中重新定義自我價值。

作者：賀雨涵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