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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軾不僅是杰出的文學藝術家、人民喜愛的政治家，他在漫長的從政生涯中，還是一位“名人秘書”。他的工作精神和思想作風，對現今的秘書人員來講，都具有借鑒意義。從秘書學的角度來解讀古代文人蘇軾，也有助于我們對蘇軾有全新的認識。

關鍵詞：蘇軾秘書能力

過去，學術界主要是在文學領域或是政治領域研究蘇軾，很少從秘書學的角度對蘇軾進行探討。實際上，為了讓今人更好地對古代秘書工作發展的規律有所了解，更好地指導現今的秘書工作，把蘇軾作為“歷史上當過秘書的名人”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名人秘書”來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當然，這也有助于我們從全新的視角——秘書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位古代全才蘇軾。

蘇軾當秘書不是掛虛銜，而是真真正正的秘書，甚至一度當上了高級秘書。蘇軾在哲宗即位后，被召還京，先后任禮部郎中、起居舍人（皇帝近臣）、中書舍人（參與國家機密）、翰林學士。翰林學士專掌制誥（皇帝詔令），是皇帝最親近的顧問兼秘書。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蘇又被擢為翰林學士兼仕讀，仕讀是皇帝的老師，是高級翰林。盡管蘇軾的秘書生涯在他整個的從政過程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他無論在朝在野，都在持續著一項重要的秘書工作——利用文字向上進言，幾乎未曾間斷過。因此，本文將蘇軾稱為“當秘書的名人”，即“名人秘書”。

秘書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思想修養和工作作風。蘇軾不僅在文學上成就輝煌，他在從政生涯中所體現的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嚴謹的工作作風，對我們現今的秘書人員來說，也有許多值得學習和仿效的地方。

第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秘書工作的特點是繁重、瑣碎、常居幕后而又責任重大。這就要求秘書人員能任勞任怨，不為名、不為利，甘當無名英雄。秘書經常擬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費；秘書組織會議，但自己從不坐上主席臺；秘書經常熬夜，節假日不能休息；秘書經常出差，東奔西走；秘書的工作有時還得不到別人的諒解，得不到社會的公認。這種種事實說明，沒有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是當不了好秘書的。

縱觀蘇東坡一生之言行，愛民、憂民是貫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條紅線，也是他終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從政基準。蘇東坡一生所寫的奏議大約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為百姓請命或為了維護百姓利益而寫的奏議大約有50件，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須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須向朝廷寫奏議啊！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實在不算少了。

蘇東坡不僅為民代言，為民請命，還身體力行地為人民辦實事好事。他在鳳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為農事求雨和滅蝗以及組織收養棄兒，在徐州組織抗洪保民，在杭州組織賑濟災民和開浚西湖、疏浚城中運河以及修復六井，在潁州治理溝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開八丈溝，即使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無權問事，依然心系百姓，不忘為民，如在黃州制止殺嬰之風，在惠州助修東新橋和西新橋，還積極熱心地向盛產稻米的浙江推薦秧馬，在儋州辦私立“民族學院”（郗伯康語）傳播中原文化……這些為民造福的事例不勝枚舉，不僅受到當時的人民贊揚，也為后世傳頌。

第二，對國家、對人民負責

秘書人員的工作不僅要對組織、對領導負責，更重要的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這就要求秘書人員敢于堅持原則，而不是無原則地盲目服從。在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發生矛盾時，要服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本著這種精神，秘書人員對領導的錯誤行為或不正之風不能包庇、慫恿，而應該敢于直諫，規勸。秘書不僅要當領導的助手，也要當領導的諍友。

蘇東坡之所以要批評、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還是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例如，他反對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主要是因為青苗法利用官家權力向全體百姓放債取利，是盤剝百姓以富國家之法，對老百姓尤其是貧困的老百姓沒有多大好處；他反對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亦如是。所以，當王安石變法傷害到老百姓利益的時候，他就不顧個人安危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站出來反對王安石變法。

縱然皇帝高高在上，但每當皇帝和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集團傷害到人民時，蘇東坡總是要站出來批評反對。就連神宗皇帝為過好元宵節要減價收買4000盞浙燈這樣的小事，他都要上書批評皇帝，說“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舉債出息的賣燈之民)口體必用之資”，還勸皇帝不要亂花老百姓的血汗錢。

第三，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條件。秘書人員必須在任何場合、任何工作中做到實事求是：擬寫文稿、引用材料要實事求是；到下面去檢查工作要實事求是；向領導匯報情況要實事求是；總結工作成績、缺點也要實事求是。秘書不能報喜不報憂，更不能弄虛作假。

蘇軾在此方面亦做得很好。例如，元豐八年（1086）蘇軾被起知登州。他在赴、離登州任中，親見“舊日京東販鹽小客”在榷鹽后“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但朝中有人卻說，“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面對此謊言，他非常氣憤。于是，他以“前知登州軍州事”的身份向朝廷呈上了《乞罷登萊榷鹽狀》，說在登州和與登州相鄰的萊州榷鹽，“民受三害”。因此，他請求朝廷罷止登州、萊州榷鹽，以免老百姓受此三害。

第四，富于創造、勇于開拓

秘書的工作應嚴格遵守制度和工作程序，但并不能因此就墨守成規。秘書人員還應富于創造性和開拓精神，既要善于發現新問題，及時提請領導考慮；又要開動腦筋、鉆研業務善于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蘇軾出任杭州知州。在此期間，他敏銳地察覺了百姓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問題，曾經在短短兩個半月里，向朝廷連上四狀，為民請命。

元祐五年五月到七月，浙西出現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百姓生活艱難。蘇東坡即于七月十五日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災傷第一狀》；七月二十五日，他即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災傷第二狀》；九月七日上了《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十天后，他又向朝廷上了《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二十四天后，他又上了《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一個月后，他又上了《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蘇東坡為了賑救饑民，在短短的兩月半里，向朝廷連上四狀，向朝廷反映百姓艱難的處境，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措施。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信息化和管理工作日益復雜化，秘書的工作越發顯得重要，其技術性、專業性的特點也日益被人們所認識。領導的正確決策和科學管理特別需要秘書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對他們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蘇軾的工作精神和他在工作中所體現的能力，對我們今天的秘書來說有莫大的啟示意義。

總之，我們也從秘書學的角度對蘇軾進行了重新的解讀。蘇軾不僅是文學家、政治家，同時，他也是一位實實在在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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