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隱情結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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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問題情結關于

仕與隱是中國傳統文人揮之難去的情結。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們為他們定下出處行藏幾個字，仕與隱的矛盾就一直與士人的人格理想和現實價值實現問題糾纏在一起，象幽靈一樣徘徊在士人的生活世界里，老實真誠一些的文人便不由得不痛苦。而中國古代大概還是老實的文人士子們居多，因而痛苦者居然竟占了大多數。然而文人們的老實又非農民兄弟的老實巴交，終不肯痛苦在心口難開，他們識文斷字，知書達禮，登高能賦，臨流能詩，盡會嘆了一口氣，寫下兩行詩，說些功成身退、歸隱田園的堂皇話頭。這些話頭由前面的人唱出來，再由后來的人接過去，再加上一些油鹽醬醋，這就有了相傳不絕的隱逸和隱逸的文學。因為相傳不衰，所以就有對此作研究的必要，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畢竟無論如何這是歷史存在，是事實，而背后又有牽扯進儒佛道等等的煌煌思想在內，隔了千十百年，許多事情都不是一眼能看穿，也不能直接就拿來運用。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研究。真正做這個工作的，眼下好像還不多，找來找去，只見到這么一本《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那么這本書先就有了一點點意思。這點小意思，是它直接揪出“仕隱情結”來審問，要問這個情結從何來。弗洛依德說人有“俄狄浦斯情結”，要戀母（好像專指男孩子？記不清了）。還舉出很多例子來證明，一來二去，蠻象一回事，于是大家信了，相信人果真有一種叫做情結的東西附在身上。情結這種東西最大的長處就是讓人捉摸不清。摸不清它的來頭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想得頭疼死了，干脆就把它派到一種叫做“天生”的原因里。戀母情結是從哪里來的？弗老先生一歸納一演繹，就推到了性的方面，是上帝安排的男女兩性分治并存使得人產生了這個情結。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中國傳統士人的仕隱確也稱得上“情結”之類的東西：不知怎么一來，中國文化突然發展到最高峰，三代之治是最好的時代，這個時候便冒出一個又一個的隱者，和那么些個盛世之君讓王征隱的盛舉，可見仕與隱的問題確實是中國文化天生的東西，就如男子生來便懂得“天生男女共一處”、必得要找女子為伴一般，尚在襁褓之時不被許可、亦無可能去泡妞，便只有暗戀乃母；老莊孔孟的時候雖然比三代差多了，但是去圣不遠，隱的人也還很不少，并且每個人都是行動上是巨人思想上也不是矮子，搬出來一套用舍行藏的理論來，于是“情結”就這么定下來，仿佛簽下了一張契約：從今而后凡吾子孫，皆得永守此約，必于仕時不忘哼哼歸隱，隱亦得伺機而為仕，如此方得為士大夫。故而論仕隱必得要論其文化基礎，即先秦儒道孔老莊是也，此見該著第六章“隱逸文化的哲學基礎：先秦儒道”；又第五章“陶淵明與隱逸文化”實亦部分與此有關，其第一節“隱逸現象先以傳說出現”、第二節以“上古時期隱逸文化的形態：伯夷叔齊與其他”謂是。雖然同屬一種情結，卻有表現形式的差異，如有的孩子希望母親多抱它一些，而有的孩子并不討厭別的曼妙的女孩子跟他玩兒；而且到后來長高了嘴上有了茸茸的毛了更要去關關雎鳩君子好逑要和誰有個約會，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亦是如此。所以論者論完第五章中上古隱逸現象后，便必得轉入第二章論屈原之意義。屈原為中國古代詩人中最早的一位突出代表，其仕進精神乃是先秦士精神的集中體現，美政是其精神的主要內容，同時在其人生追求中亦有仕進與歸隱之彷徨，實為傳統詩人仕隱情結最早的生動標本。用整整一章篇幅論屈原實不為過。屈原而下，中國詩人中先是陶淵明，后來有李白、孟浩然皆是耳熟能詳之與隱逸有關之詩人，論傳統士人之仕隱情結，是斷不可漏了他們的。例如孟浩然是盛唐最著名的大詩人之一，終生布衣。但他隱于家鄉鹿門山，說是不求仕進，到了四十歲時卻還是要出去求官，只是最終不成功，又回到家鄉終老其一生罷了。此書作者把孟氏一生概括為隱逸面目下的進取，很合乎盛唐詩人的的實際思想狀況。至于李白就不必多費筆墨在這里復述了。仕隱情結真是復雜，李白之后，又有蘇軾。“蘇軾終生向往歸隱，卻始終未能歸隱，這與其說是蘇軾的悲哀，還不如說是蘇軾對于仕隱情結的變通。它的意義在于指出了隱逸文化被積極仕進人生精神的汲取，從而產生更為優秀的文化。”著者總結說。這是頗有意味的看法。對姜夔生活形態的分析是本書頗為出色的地方。“南宋末年的姜夔，出現了以職業詞人為生的現象，則暗示了中國古代士人由仕隱情結的基本矛盾體向著多元、多方位轉化的氣息。”無論如何，姜夔似乎確實是一種新新人類的活法（限宋代末之前）。以前對此認識似乎不夠，主要是因為未能把他納入仕隱情結的框架地來認識。屈、陶、李、孟、蘇、姜（還包括該著論及而為小文中所未紹及的如范成大等人），就仿佛代表了俄狄蒲斯情結的若干個時期一樣，向讀者揭示了傳統士人這種致命情結是如何撒下孽種如何生根發芽又如何枝干蔽日。然而，正如弗洛依德氏的幾期分段法終究不能使人明白男人從戀母轉向戀別的女子是如何發生，具體情形究竟如何一樣，讀罷此書依然覺得問題并不這么簡單。如此重大問題經著者提出來，確實頗有意義，然而選取幾個點勾其大概固然是一種學術思路，但選什么樣的點則是大有講究的。此書三位學者合作的成果，給人印象是只是把各人不同的文章合在一起，便成一部專題論著，合作者真正研討琢磨使各人的話題在一個主題下錘煉融合成有機整體的功夫，做得并不能讓人滿意。如全書篇幅安排明顯欹輕欹重，全書總共十五章，陶淵明一人獨占六章。其他詩人一律只占一章，甚至數人合一章。除去緒論一章和綜述兩章，陶淵明占了一半的篇幅！鐘嶸譽陶淵明為古今隱逸之宗，也并沒有把《詩品》上中下三卷中的一卷半交給陶淵明。如此安排，莫非是因為陶淵明與隱逸實在是已有太多論述，寫起來讓著者下筆不能自休？若稍加自我審視，便可發現這個滑稽的現象。然而竟然以這樣的面貌出版了。兩個綜述的安排也讓人不得其解。從內容上來看，都應是對全書撰述意圖、論述對象以及所述對象所處環境之描述與分析。這從普通的著述理路來說，沒有理由不放到全書的前面。著者自云“本章（按：指全書最后一章第十五章“綜述二：士之地位與精神的歷史嬗變”）是全書仕進歷史文化背景的總述”，試問既是背景，哪有演出結束之后再來向觀眾展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