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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陶淵明身上，文學才獨立存在，讀書與寫作才那么自然而然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既是方式又是目的。現實是審美之中的現實。這樣的現實形成文字，是一種審美的生存方式。面對多元化的浮躁時代，他對人生的審美化態度和從而形成的寧靜平和、坦然面對生活的心態，是我們在詩歌教學中應該有意識進行滲透的。
關鍵詞：陶淵明；詩歌審美；人生觀；詩意的生活
無論哪個版本的中學語文教材，都會選入陶淵明的作品，如《桃花源記》、《歸園田居》、《飲酒》、《歸去來兮辭》等。陶淵明的作品是他本人的寫照，欣賞他的作品必須探討他本人。
一、人生歷程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后曾經到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二、詩意的生活
對陶淵明的研究已有將近1500年的歷史，具有總結性和里程碑性質的研究出現在五四以后，代表性的觀點有：魯迅先生的金剛怒目說、朱自清的道家田園說、聞一多的個人閑逸說、朱光潛的人格風格說。當然還有陳寅恪、王瑤等大家，他們基本都從陶淵明主導思想的角度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事實上，陶淵明生活在先秦之后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其思想組成的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僅以一種思想或某幾種涵蓋之，似乎不太可能。但本文又認為這些研究仍都是中肯的，因為六朝時期各種思想泛起，作為一個文化人，時代文化特征必然要在它的心理及詩文中留下紛繁的印記。
關鍵是，作為文學家、詩人，它的特質是什么呢？另外六朝時期除了思想的紛雜外，還是文學自覺的時代，它的表現又在哪里呢？我想應該在于文學審美意識的覺醒。中國文化中沒有一種一以貫之的宗教意識，因此對于宗教意識并不強的中國文化人而言，其心理世界是值得探討的。隨著中國古典文化的逐漸成熟，由六朝開始有了自覺意識的文學，在中國文化人的心理構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慰撫靈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的教育思想，也是從這樣的文化背景出發，用“美育”來代替宗教。陶淵明對人生的審美態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
陶淵明活在詩意里。作為一種生存方式，詩意成為一種人生哲學。陶淵明陶然期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他實踐著一種審美意義上的人生，這種美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是審美的至境，所以才會“欲辨已忘言”。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一般都鄙視力役，看不起農業勞動，更不消說去發現挖掘農業生產中的詩情畫意和參加勞動后的感受與體驗了。魏晉時代的清談之風盛行，清談家以不染事務為高雅，遠離勞動為時髦。出現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山水詩盛行而謳歌田園之章則大為遜色的狀況。有人以“山水詩”為陶淵明定位，忽略了陶淵明自身獨特的價值。朱自清先生就認為田園才是陶淵明的獨創。陶淵明的“質性自然”“性本愛丘山”的自然和山水，與謝靈運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淵明這里的自然，不僅是脫世的名山秀水，也不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審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審美功能在使個體精神的安寧和超脫方面對陶淵明極為重要。
因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就不僅僅是詩的題材領域的拓展問題，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與村夫野老交往的問題，它反映的恰恰是一個文化人的特質--真正的農民是不會把面朝黃土背朝天視作一種享受的。陶淵明眼中的田園不再是孔子門徒、游俠劍客、簪纓世家、清談雅客眼里的農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農村，已是過濾了因戰亂導致的荒蕪破敗、扶犁把鋤的艱辛、粗茶淡飯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優美田園。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多美的景象啊！田園生活變成簡單質樸且可實踐的詩意生活。也只有這樣的一種心理建構才能使他從仕宦的肉體安適、精神窒息（“久在樊籠里”“以心為形役”）里毅然走出，投入鄉野田園的勞苦艱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而精神卻感到愉悅的生活中（“復得返自然”，當然，這里的自然如文中所論，已是審美意義上的自然）。
三、文學之于陶淵明的意義
陶淵明活在讀書和寫作里。文學對陶淵明的人生而言，意義彌重。從陶淵明始，文學審美作為個體精神安寧和超脫的途徑，對后代文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五柳先生傳》中“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的句子，恰當而細敏地體現出了文學自覺時代的特征，也撥動了后世文人們的文學心弦。
陶淵明不愿受樊籠之苦去干謁入仕，歸隱鄉間田園。如果求純、求樸、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園之中，就足以滿足精神需求的話，那么對子女的教育就簡單多了，按最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引領他們即可。但陶淵明并沒有那么超然，子女的教育問題困擾著他。且看《責子》詩：“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歲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吹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
因為它的純樸真拙并非老莊式的絕圣棄知，他的“真意”“守拙”已是經審美加工過了的。因此文學化、文字化的生活才是陶淵明的心靈雞湯。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兒子不喜讀書使陶淵明那么煩惱。因為讀書寫作在陶淵明那里已經成為一種生存方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愚拙”，他當然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懂得審美的。
陶淵明的這種審美化的人生態度，對后世的影響深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身上都可尋到陶淵明的影子，而蘇軾則是陶淵明的崇拜者，也是以審美姿態生存的典型。蘇軾甚至把自己作為審美對象，不斷被貶謫的不幸遭遇，也成了筆下豐富的文學材料，而且樂于以此為題。我們從審美化的角度理解陶淵明的人生，從而對文學審美功能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這樣更便于對廣大中學生進行美育和文學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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