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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嚴復晚年“尊孔讀經”問題經過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深刻反思,嚴復認為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學最見發達,而中國文化卻以道德之教較為深邃,儒家的學說尤其如此。在孔教會成立前后,嚴復通過《思古談》、《讀經當積極提倡》、《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等等系統地闡述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他指出:"中國舊學,德育為多,故其書為德育所必用",而且德育對國民人格的塑造起著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主張在中國必須研讀經書:"夫讀經固非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無損,乃因吾人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故曰經書不可不讀也"。顯然,他提倡讀經的主要著眼點在道德教化,旨在保持能夠熔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儒家德性之學。正因為嚴復著力于道德復古,因而重視經學,甚至提倡讀經成為他晚年經常談論的話題。但是也不能由此就斷言嚴復晚年主張的"復古",就是"社會制度的復古"或"完全回歸到封建主義"。因為嚴復提倡"尊孔讀經"是為了樹立國民人格,養成國民道德,所以用"尊孔讀經"來籠統概括嚴復晚年的思想特征,并不能界定其尊孔的內在涵義和思想特質。如果用"道德復古論"來概括嚴復后期的思想,則是比較允當的。對于袁世凱鼓動的"尊孔讀經",嚴復始終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他既不愿將思想鼓吹與政治運作混為一談,也割舍不了以儒家倫理拯救世道人心的選擇。經歷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秩序仍然非常混亂,如何形成統一的觀念和價值體系,成為意識形態領域最為迫切的問題之一。嚴復坦言:"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所以,中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國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數千年舊有之教化,決不在今日之新機"。基于此,嚴復提出著名的《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呼吁盡快調整國家的宣傳教育方針,不要一味鼓勵已經變質了的所謂民主自由的觀念,而應依靠傳統文化的道德教化來解決社會危機。這是因為,"夫言自由而日趨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在他看來,"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為平國要素,而見于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為何如。往往一眾之專橫,其危害壓制,更甚于獨夫,而亦未必遂為專者之利"。因此,他鄭重提出以"忠孝節義"為中華民族的特性和中國自古以來的立國精神,建議將如下諸條付諸公議和表決,以期重建一種既有新意又有傳統精神的道德標準。一、標舉群經圣哲垂訓,采取史書傳記所紀忠孝節義之事,擇譯外國名人言行,是以感發興起合群愛國觀念者,編入師范生及小學堂課本中,以為講誦傳習之具.二、歷史忠孝節義事實,擇其中正逼真者,制為通俗歌曲,或編成戲劇,制為圖畫,俾合人民演唱觀覽.三、各地方之忠孝節義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齊,以為公眾游觀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議,定一二日醵資在祠舉行祭典,及開廟會.四、人民男婦,不論貴賤貧富,已卒生存,其有奇節卓行,為地方機關所公認,代為呈請表章者,查明屬實,由大總統酌予榮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節首公之義,終古不廢.比者政體肇變,主持治柄之地,業已化家為官.大總統者,抽象國家之代表,非具體個人之專稱,一經民意所屬,即為全國致身之點.斯乃純粹國民之天職,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無異效忠于國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國家”之言相亂也.此義關于吾國之治亂存亡甚巨,亟宜廣舉中外古今學說,剖釋精義,勒成專書,布在學校,傳諸民間,以法天下之感.六、舊有傳記說部,或今人新編,西籍撰箸,其有關于忠孝節義事實者,宜加編譯刊布,以廣流傳.這個建議在嚴復看來,未嘗不是解決當時社會混亂狀況的一劑良藥。因為即使我們承認進化是一個不可違背的歷史事實,但也不能得出進化過程在道德方面就是最可贊揚的,如赫胥黎所指出,"適于生存與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從人類歷史長河的流淌脈絡來看,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變局的影響,但決不會隨著政治變動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西學東漸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強大沖擊,最令人深思和擔憂的就是在道德觀念方面,由此可能會削弱中國傳統的精神支柱,引起整個社會的動蕩。所以,嚴復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有針對性的提出這個既承襲傳統文明,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精華的建議,是有其可取之處的。此外,嚴復晚年堅持在中國對傳統文化應當積極提倡,并且重新挖掘和詮釋。他在給熊純如的信中承認:"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表明他對傳統文化給予較高的評價,目的在以"新式機器發掘淘煉"之,可見他對傳統文化并非無條件的繼承,而是持一種分析、批判的態度。因此,對于嚴復晚年回望反觀傳統文化,提出讀經、導揚民族傳統精神,我們應該有一個盡量客觀和理性的認識,而不應全盤斥之為復古倒退。
(二)嚴復晚年并未盡棄西學眾所周知,嚴復早年對西學的譯介,以自由和科學為最力。嚴復晚年到底有沒有放棄他早期譯介的西學理論?我們還是從嚴復自己的文字中找答案。對于自由主義,嚴復在晚年確實很少提及,但也從未表示反對。1914年發表的《?民約?平議》一文,駁斥了洛克、盧梭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但并不意味著他是拒斥西學。平心而論,嚴復從未傾心于盧梭,也從未贊同過盧梭的自由與平等的觀點。嚴復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批判,也不能等同于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至多是對"天賦自由"觀念的批判,是自由主義理論中的實證派與天賦論派之間的論爭。嚴復和盧梭之間的思想分歧,乃是對自由、平等意義的理解不同所致。后來嚴復指斥俄國"十月革命"為"歐東過激黨","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就表明他對平等自由依然情有所鐘,說晚年嚴復仍然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并不為過。對于科學,嚴復晚年也并不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嚴復一方面批評歐美人誤用科學而導致滅絕人性的戰爭:"如今之歐美,以數百年科學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賴,而以之制作兇器,日精一日,而殺人無窮……科學昌明,汽電大興,而濟惡之具亦進"。另一方面,他依然強調科學對中國社會的振弱療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知物理科學一事,不獨于吾國為變化士民心習所不可無,抑且為富強本計所必需……以中國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國亦因之貧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學為之"。由此來看,嚴復晚年并沒有放棄和否定自己早期著力宣傳的西學。他自己坦言,翻譯《群學肄言》乃是要糾正政治激進主義,繼續以早期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勸告人們把民主作為長遠目標。因此,他不惜以年邁之軀譯介《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書,也是為了了卻其介紹科學方法的夙愿,聲稱若能使《穆勒名學》等"數書得轉漢文,仆死不朽矣"。到1919年嚴復著文批判白話文運動,還在說:"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顯然,進化論仍然是他的基本的理論依據,如果用"復古"或者"棄西學"來概括此期嚴復思想的變化,就很難說是客觀之論。雖然嚴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有否定西方、贊頌孔孟教澤的言論,但他同時主張必須改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機器"去"發掘淘煉"中國傳統文化,使"四書五經"這座"最富礦藏"發出新的生機。如在《讀經當提倡》一文中既提倡尊孔讀經,又強調"今之科學,自是以誠成物之事,吾國欲求進步,固屬不可拋荒"。在著名的《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一文中,嚴復又根據時代精神用西學對孔教的"忠孝節義"進行了改造,使"忠"是從忠于一家轉向"事國之天職為尤重";"孝"由"重其親"轉向能愛其祖國;"節"則是"主于不撓,主于有制,而后不濫用自由,而可與結合團體";"義"是"輕性命財產而赴正義"。可見,嚴復晚年仍然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化,認為西方文化確有值得中國人借鑒之處。綜上所述,嚴復晚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望反觀,并不是主張用孔孟儒學經書來代替西學,而是強調二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可以相互參照、取長補短。嚴復晚年對傳統文化的關注點,主要在于倫理道德精華及其教化作用,并未與其早期對中學的批判相違背;他晚年所批判的西學也僅限于西方的倫理與社會道德層面,也未與其早期所引進的西學精華相沖突。
(三)嚴復晚年對中西文化關系的認識余英時認為,儒學的合理內核可以為中國的現代轉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動力,不過,"儒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怎樣和西方文化成分互相融合和協調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嚴復晚年所思考與實踐的也正是"如何使孔孟之道具有現代意義"的問題,所以才會有對傳統文化的回望反觀。那么,在嚴復晚年的思想中,中西文化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二者的關系又如何處理?嚴復通過對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較,認為中西文化"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他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文化存在系統性的差異,各有其體用。同時也看到中西文化是可以合流的:比如儒家薭矩之道與自由觀念相通;楊朱哲學與西方個人主義的一致;斯賓塞的社會學與《大學》修齊治平之道可相互闡釋;"中國以學為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所以他曾向吳汝綸明確表示:"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基于這樣的對比和思考,嚴復對中西文化的結合抱十分樂觀的態度,提出應該"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也就是,打破中西之隔閡,融和中西文化為一體,重建中國新文化體系。很顯然,嚴復晚年回望反觀傳統文化,是試圖將西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結合起來,為傳統文化構筑一種新體系,不是回歸到中國傳統不再創新,而是要使孔孟之道具有現代意義。如何構建這種新文化體系呢?嚴復早年在《救亡決論》中曾指出:"公等(學西學者———引者注)從事西學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后,以歸求反觀,而后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為不可易也。"此所謂"歸求反觀",就是"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這種深入發掘傳統文化價值的方法,也是嚴復晚年力倡的用西方文化作為"新式機器"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富礦藏"進行"發掘淘煉"。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刻而全面的回望反觀,既是嚴復指出的構建中國新文化體系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們今天研究嚴復晚年思想的關鍵所在。所以,對于嚴復晚年思想中的"回望反觀"事實,我們必須做科學剖析與理解,而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價值批判層面。
二、嚴復晚年回觀傳統文化的原因
就嚴復晚年的思想取向,有學者曾經指出:"近代中國有識之士,理智上想與中國思想疏遠,但感情上又要認同中國思想",即理智上選擇西方,情感上卻依戀傳統。那么,嚴復晚年對傳統文化的回望反觀,是情感上不自覺的依戀傳統呢,還是深思熟慮后的認真抉擇?筆者認為二者兼而有之,但這種回望反觀傳統文化的不自覺依戀,還有更深刻的意義需要我們去理解和挖掘。以往學術界多認定這種回望反觀傳統文化的現象,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先進"人物晚年思想"倒退"的"規律性怪圈",嚴復如此,康有為如此,辜鴻銘亦如此。其實,所謂思想中的"歷史性怪圈",一點也不怪,只是因為人們自身的認識難免陷入這樣的誤區:"以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來區分中西文化",以物質文明的發展為參照標準,認同西方資本主義就是先進的代表,恪守中國傳統就是落后的表現。與此相聯系,在評論歷史人物的思想時,往往就要求其與所謂的時代及其思想潮流同步,否則就是落伍于時代甚至目為反動,成為不能與時俱進的典型,嚴復就是這樣"被倒退"的。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歷史人物的思想變化完全遵守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生命力的釋放規律,也完全符合個人思想內在發展的邏輯理路。
中國傳統文化是古代中國人創造的理論化的和非理論化的、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結構的共同精神、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總和。人間普世的事,從思想至衣食住行這樣的生存方式,無一不是傳統文化的賜予。真正的傳統是已經積淀在人們的行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態度中的文化心理結構,它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傳統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傳統中"的地步。人與生俱來對傳統文化有著一種深厚的情結,這是由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遠的歷史、宏大的體系和無所不在的影響力,而使國人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積淀。這種心理積淀,正是近代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產生回望反觀現象的深層基礎。傳統文化作為人類群體精神升華延續的洪流,它是流在歷史的縱向上的,它在歷史上這樣或那樣地流,主要是由"時代的地形"造成的。傳統在我們這代人身上怎樣流下去,自然主要取決于"時代的地形",但它也與人們"心靈的地形"有著重要的關系。因為人們在研究傳統文化時,能夠通過反思自身的精神思維態勢———完善"心靈的地形",來為傳統的洪流開辟更好的"地形",甚至新的源泉。嚴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望反觀,其實正是順著思想發展的邏輯理路與必然性,做"反思自身思維態勢"的努力,改造適合傳統洪流流淌的更好的"心靈地形"。
嚴復身處舊者未盡去、新者未盡立的"過渡時代",他在思考民族前途的時候,觸及到了文化的"傳統—現代"問題。他有留學歐洲的經歷,系統地了解資本主義時代的科學知識,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進行深入的反省,所以沒有停留在隨意評論歷史事件和文化現象的地步,而是將其提到根本哲理的高度,觀察歷史的演化,覓求對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他覺悟到繼承固有文化與吸收外來文化的重要性,也認識到在繼承傳統時必須對固有的文化做科學的分析,挖掘其中具有繼承價值和時代意義的部分并予以采納,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創新。所以,他回望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既超越傳統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根據現實與未來發展的需要營造新的價值體系。這種新的價值體系,既有擇善而從、兼容并包的特點,更有自己新的開拓與創造。為此,他在晚年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講述儒學,或整理國故,或研究語言,或探討制度,或品評人物,試圖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入全面的解剖和了解,從而去發現傳統、認識傳統進而改造傳統文化,以圖進行有益的轉換性的創造。但是,這種必要而艱巨的文化反省,長期以來被人們誤解為"回歸傳統的復古"。綜上所述,嚴復晚年回觀中國傳統文化,是在傳統文化釋放規律和個人思想發展邏輯理路的雙重作用下,試圖用科學精神和方法來解讀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為傳統文化構筑一種新體系,使孔孟之道具有現代意義,而不是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再出來和創新。
三、結語
如同這個世界時刻都在變化一樣,嚴復的思想轉變是時代變革和自身思想發展共同留下的烙印。嚴復晚年文化觀的遞變,實有其內在發展的邏輯理路與必然性。晚年的嚴復,對中西文化認識更深,體會更切,有關傳統文化優劣取舍的見解也更趨成熟。嚴復堅持認為,中西文化盡管性質不同,但各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前景;我們在對西方文化的長處有正確認識的同時,也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對傳統文化的積弊有清醒認識的同時,也要努力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寶藏。嚴復晚年質疑西方文化的某些局限與弊病,亦致力于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點與長處,這正是對其早年中西文化觀的補充與完善。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前后的斷裂或背離,抑或是倒退與反動,而應慎重地理解其思想與精神信念軌跡上發展和遞變的脈絡。嚴復的時代已逝,但嚴復窮其一生思考的文化的"傳統———現代"問題,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重新思考和面對,而且將來應該用同樣的熱情與執著來繼續思考他留下的問題。
作者:李永春雒麗單位:湘潭大學思想研究中心